仝文涛 张月友

内容提要：本文从国家产业开放政策实施角度，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通过量化处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并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IOD），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开放程度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检验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表明：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分行业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最大;金融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开放政策影响可忽略;批发与零售服务业开放政策出现了“市场拥挤效应”，阻滞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按要素密集度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及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作用更显著。从作用机制看，FDI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中介效应。此外，本文也发现扩大内需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产生了较大的正向作用等。本文研究为中国精准实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持。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溢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制造业服务化

中图分类号：F424.5;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1）06-0034-10

作者简介：仝文涛（1990-），男，河南开封人，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张月友（1975-），男，安徽枞阳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服务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42101183;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CYD-2020018。

一、引言

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经验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起，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不再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生产过程，两者相互渗透于生产和消费的全过程，到21世纪初，产业融合成为普遍现象。但中国没有形成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协同发展机制，中国的“世界加工厂”定位甚至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以致中国经济出现了逆服务化趋势[1-7]。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经贸摩擦中暴露的中国技术“卡脖子”问题，实质是中国制造业中间高级服务投入在遭遇发达国家断供时，无法快速实现国产替代的问题。因此，中央多次提出关键核心技术要自主可控。2019年11月1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更是明确要求，到2025年，两业融合要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出现逆服务化趋势，很大程度是由产业的非对称开放造成。其逻辑在于：在中国的产业开放发展中，服务业滞后于制造业[8]。而制造业开放，是通过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特征，导致其发展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投入，大量来自国外。这种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造成了挤出，导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逐渐滞后[1，9]。因此，要实现两业融合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紧要的任务是提高服务业开放质量和层次，还原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该有的互动关系。中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充分意识到服务业的发展短板，加快了服务业开放步伐，国务院接连批复了21个自贸区，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28个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获批，全国范围新一轮的服务业开放政策高潮即将到来。那么，中国扩大服务业开放能否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亟须理论与实证探讨。

二、文献评述与机制分析

（一）文献评述

研究生產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影响的文献相当丰富，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提升[10-11]、制造业价值链攀升[12-13]、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提高[14-16]、制造业结构升级[17-18]、制造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9-20]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纵观以上文献，使用“事后”类和“直接”类两类常见指标衡量生产性服务业开放。“事后”类指标即为由服务业开放引致的指标，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17]、服务贸易依存度[19]、服务贸易进口、服务贸易渗透度等。“直接”指标即为直接反映服务开放的指标，如外商参股占比[21]、贸易限制指数[11]、服务业改革指数[22]等。但需要注意的是， “事后”指标为衡量服务业开放的间接替代指标，以此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误差较大。“直接”指标如外商参股占比、贸易限制指数等指标一方面涵盖范围不够全面，另一方面用以测度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缺乏针对性。

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的测度是一个难点，也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影响机制相关文献匮乏的原因。由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实施的服务业开放政策是局部而分散的，如设立自贸区中关于服务业的开放政策，或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服务业开放政策，很难统一起来进行量化处理。为构建统一而有效的开放政策测度指标，本文选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原因有三：第一，该目录具有很好的延续性，自1997年国务院出台该目录，7次持续修订;第二，该目录全面详尽反映了中国产业开放政策的历程与逻辑;第三，具有很好的外生性，由该目录量化处理得出的数据真实可靠，可以有效减少计量过程中内生性等问题。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加权量化处理，尝试解决生产性服务开放政策测度难这一问题，这是本文的边际创新。

（二）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说

本部分从整体、生产性服务业细分和制造业密集度细分三个层面，阐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理论假说。

从整体层面看，服务业开放政策体现政府对服务业开放的立场和态度，开放服务业市场，意味着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商业存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或自然人流动等服务贸易方式，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三个效应：首先是产业关联效应。国外服务企业进入国内，能够为本地制造业提供丰富的服务产品，拓展向与其具有关联关系的制造业投入的生产性服务种类[23]，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效率和质量，降低制造业服务化的成本[24]。其次是示范效应。跨国服务公司进入国内市场会产生示范效应。先进的管理理念、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等将产生知识溢出，对国内企业创造出正向外部经济[25]。本地服务企业进行学习模仿，通过“干中学”提升国内服务业的生产组织效率和管理水平，进而提升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后是人员培训效应。生产性服务业多为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跨国服务企业进入国内市场，以商业存在的方式提供服务，通常需要雇佣和培训本地员工。经过国外服务企业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源，在企业间自由流动，会将国外企业优质的服务能力溢出至国内，提升本地服务业的整体水平。据此，得出如下假说：

假说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分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①。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等，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吸引外商服务企业进入本地低端服务业市场，将加剧行业竞争。良性的市场竞争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筛选过程，促使国内服务企业加快产业内创新、优化组织流程，更有效率的融入制造业。同时，应注意过度竞争造成的负面影响，即“市场拥挤效应”。如低端生产性服务行业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外企进入可能导致国内传统生产性服务业数量超过市场饱和度，导致企业间恶性竞争[25]，使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剧烈波动，不利于为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但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来看，无论是从开放水平，还是从发展质量来说，中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发达经济体仍有较大差距[26]。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鼓励外企进入国内的高端服务业，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将产生溢出效应[27]。直接溢出体现在将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中国制造业，就像齿轮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导入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提升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效率，增加其产出价值[28]。间接溢出效应体现在本地企业配套和人员流动上，国外高端服务企业将非核心环节外包给本地企业，使本地企业融入产业链，形成协同机制，可以缩小本地服务业与国外的发展差距。同时，国外与国内企业间的人员流动，相互交流中促进默会知识的传播[29]，提升本地服务业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二：通过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低端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可能对制造业服务化带来差异化影响。

按照要素密集度不同，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三类，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影响可能不同。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的制造、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的制造等，是低附加值制造业。其技术主要包含在大型机械设备中，同质性劳动力作为其主要投入要素，其融合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不大[10]，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的“天花板”较低。而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则不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资本体量要求较高，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對金融、科学研究和技术等服务业需求较大。同样，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作为富集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行业，自身富集服务投入要素，与科技研发、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具有天然紧密的联系，因此，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三：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更大。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部分采用实证方法，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效应。具体设计思路是，在总体效果检验的基础上，把制造业分类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选取与制造业具有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TWP）、批发和零售业（WR）、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B）、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SRT）、金融业（FS）、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ITSIT），排列组合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归为传统服务业（LS），剩余部分归为高端服务业（HS）。

上式（1）（2）中SM、OPS、LS、HS分别代表制造业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②，X为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j为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制造业，β为变量系数，t为变量年份。

借鉴刘斌等、Crozet&Milet的方法，制造业服务化以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完全消耗系数进行测度（2017）[24，30]，具体计算公式为：

（3）式右边第一项aij为i产业对j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第二项∑np=1aipapj为i产业通过p产业投入j产业的第二轮消耗系数，以此类推，后边依次为i产业对j产业第三、四……消耗系数，n轮消耗系数的加总，得到完全消耗系数B。具体计算方法如（4）式③所示，A、I分别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通过矩阵运算可得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投入产出数据来自WIOD数据库（2016版），时间跨度从2000至2014年，通过数据处理得到中国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为了更为细致展现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情况，及便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按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分类的基础上，再分为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重分类视角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

观察图1，在2000-2014年的时间区间内，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5年之前，整体上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是降低的，佐证了在加入WTO后，中国的逆服务化趋势。而且中国制造业的低端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是从分异走向收敛的过程，制造业低端服务化水平逐渐降低，制造业高端服务化水平逐渐提升。2005年后，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保持相对稳定的共增走势，2011年以来有加速趋势，可能表明中国制造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服务业分类视角看，中国制造业的低端服务化显著高于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说明中国的传统服务业仍占据主要地位。从制造业密集度分类视角看，中国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程度显著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融合服务业的空间更大，效果更好。

本文选择量化《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用以衡量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难点是如何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量化处理。目录中产业开放政策有三种类型：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本文借鉴韩永辉的做法，逐年匹配目录中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条款[31]，具体量化处理方法如下：服务业政策“鼓励类”每增加一项表示该行业开放度增加（正向加权），“禁止类”每增加一项表示该行业开放度降低（负向加权），“限制类”中行业开放度由于具有不确定性，视具体情况进行量化处理，如增加外商参股比例为正向加权，或增加某些产业限制则负向加权。加权标准主要是参考各类服务业所占权重。

观察图2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力度明显强于高端服务业，除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外，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总体上开放力度较小，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从时序角度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先经历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小高潮，随后跌入低谷，而后开放力度逐年有一个增加的过程，且在服务业开放前期，主要是以传统服务业开放为主体，在2019年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高端服务业开放力度显著增大，体现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思路的转变。该量化指数描述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渐进深化的演进逻辑。

为防止计量模型因遗漏变量造成估计偏误，本文选取了研发投入（RD）、市场化程度（MD）、国家财政支出（SFE）、出口额（EX）、人均可支配收入（PCDI）等作为控制变量。研发投入是衡量创新的重要指标，制造业服务化与制造业、服务业创新紧密关联，故研发投入可能是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使用研发投入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市场作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化程度会对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产生深远影响，此处用非国有的工业企业总产值除以工业总产值作为衡量指标;财政支出是国家调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制造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国家会通过财政支出影响制造业服务化进程，选用财政支出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加工贸易使中国制造业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使制造业陷入全球价值链传统锁定的困局[32]，作为影响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因素，选取国家出口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内需是中国新的比较优势[33]，国内需求的释放能够促进制造业服务化，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代表内需，以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进行衡量。数据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表1中OPS代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的量化指标，STM、HTS、LTS分别代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整体、高端和低端服务化，SCM、HCS、LCS分别代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整体、高端和低端服务化，SLM、HLS、LLS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整体、高端和低端服务化，TWP、WR、LB、SRT、FS、ITSIT分别代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量化指数。限于篇幅，部分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没有展示。本部分数据主要来源于WIOD数据库（2016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量化指标、中经网数据库、国研网数据庫、《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稳健性检验与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前一部分设计的计量模型，首先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随后进行稳健性检验，接着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检验服务业FDI的中介效应。

（一）基准实证分析

实证思路安排如下：先从整体上实证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接着以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实证分析，得出本部分的实证结论。通过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发现面板数据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若选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作为计量模型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偏误，故选用全面FGLS计量模型，该模型同时考虑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问题，具有较好的包容型和针对性。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

解释变量中，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正向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假说一得到验证。制造业密集度分类层面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正向效应较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更为显著，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具有结构效应，其中高端制造业具有更强吸收服务投入要素的能力。除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机械设备制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采矿和采石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的制造由于系数估计值和标准误过于接近零被自动删除外，多数制造业服务化的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均十分显著，说明保留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控制变量中研发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正向效应最为明显，直观来看，这符合经济学逻辑。因为研发投入能够破除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技术壁垒，带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此外，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支出和内需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其中，内需对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促进作用大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现阶段的内需主体仍处于中低需求层次，内需结构还难以有效支撑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故促进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效应更明显。观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结果发现，控制变量中市场化程度、财政支出和出口均不显著，这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行业特征有较大关系。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对所有类型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不显著，因为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制造、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因此，难以通过出口来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在整体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实证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得到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观察表3，分析了各个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发现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实证结果有较强的可信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显著促进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其中租赁和商务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的作用最大，说明中国现阶段服务业开放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导，传统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匹配度较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系数和标准误差过于接近零而被忽略，由前部分知道，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大部分高端服务业开放力度远小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这是导致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滞后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批发与零售服务业的系数显著为负，在国内批发与零售服务业属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业内竞争也最为充分，同时开放程度也最高，外企的进入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带来“市场拥挤效应”，不稳定的市场环境可能阻滞制造业服务化，假说二得到实证。从制造业密集度角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大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能的原因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知识密集型行业，自身富含服务投入要素，行业特性决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更大影响，假设三得到实证。此外，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和前边模型保持稳健，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均很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实证结果是否稳定，需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设计是使用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分别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传统和高端服务化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结果如表4所示。

研究发现实证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显著促进制造业的传统和高端服务化，批发与零售业开放政策显著负向影响了制造业的传统和高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的传统和高端服务化的影响被忽略。从制造业服务化分类视角看，相较于制造业的低端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的影响更加显著，由此得到政策启示是应该注重利用服务业开放政策促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互动融合，能够更加有效的助推制造业转型升级。从制造业密集度分类视角看，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影响中呈现递减趋势，同时，批发与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在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高质量互动融合中，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存在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就现阶段中国高端服务业的开放水平较为滞后，如果能够加大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将有效推进制造业服务化。

（三）中介效应检验

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逐渐明晰，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与服务业FDI（外商直接投资）相关关系，约60%的服务业开放以商业存在（即服务业FDI）的形式存在[34]，服务业FDI是否在生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中充当中介机制，下面进行验证，结果如表5。

中介效应检验主要通过使用交互变量完成。计量结果中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与滞后一期服务业FDI-1的交互项显著，交互项对技术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系数均为正，说明服务业FDI中介效应明显，且表现出滞后性。然而，交互项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系数为负，说明服务业FDI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没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这呼应了前边的结论，服务业FDI带来的“市场拥挤效应”可能减缓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进程。限于篇幅，模型（16）、（17） 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为例证，研究开放政策对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与低端服务化的作用机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的作用机制中，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在中介效应好于制造业的低端服务化。为更精准量化分析，以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为例做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效应中，超过1/5是通过服务业FDI在起作用，这为提升中国制造业高端服务化提供了一个操作视角。

五、结论与启示

（一）简要结论

第一，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呈现出“V”型变动趋势，经历了先降低后升高的过程。2005年之前，中国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和高端服务化有一个收敛过程，之后出现共增走势，同时，制造业的低端服务化水平明显高于高端服务化。

第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呈现渐进深化的演进逻辑。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指数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先经历了一个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小高潮，随后跌入低谷，而后开放力度逐年有一个增加的过程。在服务业开放前期，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力度明显强于高端服务业，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而在2019年高端服务业开放力度显著增大，说明中国开放政策的思路转变。

第三，通过基准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有效提升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从制造业密集度来看，相较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更加显著促进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控制变量中，内需、研发投入和市场化程度都显著正向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但制造业出口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不显著。从服务要素角度看，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开放政策都显著正向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其中，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可忽略。批发与零售服务业开放政策产生了“市场拥挤效应”，阻滞了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第四，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相较于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制造业的高端服務化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影响中呈现递减趋势。从作用机制看，在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中，生产性服务业FDI起到了良好的中介效应，且并表现出滞后性。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中，这种中介效应尤为显著，这为提升中国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提供了一个操作视角。

（二）政策启示

结合本文结论，以精准实施服务业开放政策，发挥中国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规模优势，培育壮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

第一，精准施策，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实施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应积极发挥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等传统服务业开放的主体作用，但同时充分注意到如批发与零售等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市场拥挤效应”，扬长避短，精准把控服务业开放策略，有的放矢地有效促进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高端服务业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应该继续在产业政策中，加大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以政策开放红利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同时，在与国外技术差距不大的情况下，鼓励国内制造企业利用本地的高端服务投入，以扩大需求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增强高端服务业的内生性和根植性，提升我国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水平。制造业角度来考虑，制定配套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利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易于吸收生产性服务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提升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能力。

第二，重点引进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FDI，提升中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形成高端生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良性互动。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FDI在开放政策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提升中起到了良好的中介效应，通过制定针对性的开放政策、培育营商环境、提供土地等生产要素便利，积极引进国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FDI，以带动本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发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有效促进作用。同时，积极的产业开放政策不仅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以对内开放破除行政壁垒和市场封锁，形成统一有效大市场，用强大的国内需求和市场，虹吸全球创新要素，缓解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及其与中国先进制造业融合度不足等问题。此外，更加重要的是，要发展我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本国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以高质量的服务供给创造有效市场需求，充分整合市场资源，保障产业链安全，增进国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互动，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第三，发挥内需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提升效应，助推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充分显示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性。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应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渠道切实提升国民实际收入，释放国内需求。根据消费者需求理论，实际收入增加将扩大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本地市场效应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将有效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促成制造业服务化的发生。通过形成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攀升和制造业服务化的相长机制，扭转中国制造业出口被锁定在微笑曲线底部的不利地位，提升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攀升全球价值链。

注释：

①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归为传统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包括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② 制造业的传统服务化即制造业中包含的传统服务业水平，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的高端服务化即制造业中包含的高端服务业水平，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③ 具体推导过程可参见Robert Koopman， William Powers， Zhi Wang and Shang-Jin Wei：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J].HKIMR Working Paper No.3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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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