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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铁肩担道义 赤旗展世界

2021-01-25方丹敏陈翔

北京支部生活 2021年1期
关键词:红楼李大钊陈独秀

方丹敏 陈翔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胜利的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他又在《新青年》杂志1918年5卷5号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展望:“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记者: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到了“新人生”的道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思潮背景吗?

陈翔: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成为思想界讨论十分热烈的话题。五四运动完成了罢免三个卖国贼以及拒签和约的直接目标,但如果没有远大的目标,就谈不上取得彻底的胜利。只要反动军阀仍然掌握政权,五四运动取得的成果还会失去。陈独秀、李大钊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口号。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成为有识之士共同的心声。但新社会是什么样?没有人说得清。社会主义学说是当时新思潮的主流。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大家没有科学的了解,更没有标准。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等一大批学说,都被冠以社会主义流派传到中国。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也在依照这些学说,尝试着建立“理想”的社会,但都以失败告终。瞿秋白用一句“隔着纱窗看晓雾”,准确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状态。

记者:我们在阅读相关文献时,了解到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做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与传播的一个细节:当时北大不少师生都喜欢到李大钊的办公室聊天,并给这两间不大的屋子起了“饱无堂”的雅号。北大红楼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方面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什么?

陈翔: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是在他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期完成的,而北大红楼的“饱无堂”就是这一伟大转变的历史见证。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到1922年12月卸任,整整5年。1918年10月,他组织实施了北大图书馆搬迁工作,图书馆由原来位于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迁到红楼一层。随后,他以红楼图书馆为阵地,开展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首先,这一年,他发表了几篇重要文章,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烈地赞扬俄国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中国革命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1919年5月,李大钊将自己主编的《新青年》杂志6卷5号开辟为“马克思主义专号”,并在这一期上发表他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扛鼎之作。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也是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周围聚集了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青年,图书馆主任室成为这些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这里曾举办过座谈会,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并几次讨论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问题。当时社会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过激”,形同“洪水猛兽”。所以,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研究会通过收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举办座谈会讨论、组织出版等工作,把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认识了李大钊。他们就在图书馆主任室里推心置腹地交谈。维经斯基向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介绍了十月革命,以及苏俄的各项政策和法令,并带来了一些书刊。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使李大钊等人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

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李大钊的这间会议室,在当时就是筹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所以,“饱无堂”乃至北大红楼,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的一天凌晨,一辆旧式带篷骡车从北京朝阳门驶出,急急奔向天津。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看上去像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携带几本账簿,像个跟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其实,“掌柜”是陈独秀,而“账房先生”则是李大钊。

这是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取道天津前往上海的情景。

护送陈独秀的路上,二人商讨了在中國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便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记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一段佳话,您能谈谈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创造性贡献和他们的初心与使命吗?

陈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是李大钊特别关心的问题。他曾明确指出,要领导革命成功,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团体”。他说: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这就为建立新的政党规定了明确的性质,即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解放,是李大钊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早期创始人的初衷。他的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突出的贡献。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刊《新青年》杂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

近代以来,中国一批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都没有实现愿望。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是难以救中国的,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最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陈独秀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记者: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一个月后,也就是1920年3月,李大钊指导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所在的房间叫“亢慕义斋”,您能给我们讲讲“亢慕义斋”是个什么斋吗?

陈翔:“亢慕义斋”在北大第二院,位于红楼西边,靠近今天的景山公园。当时,“斋”是学校宿舍的代名词。

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宣布研究会正式成立,表明研究会的宗旨,“以研究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并公开了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19人组成的发起人名单。李大钊因为是当时北方党的领导人,对外一直以教授和马克思学说理论家的身份出现,所以没有被列入发起人名单。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西斋开辟两个房间,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馆。他们给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译音。研究会拥有英、德、法、俄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文书籍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达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都是极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对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1920年10月底,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在上海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城市陆续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至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初心成为实践。

记者:请您谈一谈“共产党北京支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情况。

陈翔: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张太雷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来中国指导建党工作。上海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与陈独秀、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要求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

“共产党北京支部”的部分成员当时正在西城开办暑期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学生补课。接到上海来信后,他们立即在补习学校召开推举代表的会议。李大钊是第一人选,当时他正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负责组织索薪斗争,事务繁忙,无法到上海参会;邓中夏是“共产党北京支部”骨干,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曾被推选,但他十分谦让,以工作忙脱不开身为由辞谢了;罗章龙也被推选,但他正主持《工人周刊》的创刊工作,也不便离开。经过讨论,最后确定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共产党北京支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筹建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一道,起到了重要的发起作用。

从《新青年》杂志到五四运动,从“亢慕义斋”到共产党早期组织,从中共一大召开到革命的火种遍洒中华大地,李大钊同志一生寻找真理、传播真理,最后为真理而牺牲。他曾说过,“流血的事情,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李大钊同志等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创造了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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