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苏振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解放区就出版了几种毛泽东著作集。这些毛泽东著作，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教育各战略区干部群众，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都不是经过党中央正式批准的，也都未经作者本人审阅。因此，随着中国革命迅速走向全国胜利，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教育，成为党和国家思想文化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于是，由中共中央组织编辑出版一部权威的《毛泽东选集》（亦简称《毛选》）的工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是国内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迫切需要，也是便于世界上一切同情和关注中国革命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需要。此外，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的关注，也是促成党中央、毛泽东尽快选编《毛泽东选集》的动因之一。

中共中央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于1948年夏天，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1949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等进驻北平以后，继续抓紧进行《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当年5月6日发稿，到6月中旬，已完成三校，共一百余万字，全部清样送给了毛泽东。

二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朝鲜战局大体上稳定下来，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想离开北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集中一段时间去编辑《毛泽东选集》。于是，2月底3月初，他以休息的名义向党中央请了假。

1951年3月初，毛泽东终于可以安下心来继续编《毛泽东选集》了，他把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叫来，交代他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毛选》现在中国需要，苏联也催着要，要集中突击一下。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不准占老百姓的房子，也不要住招待所。”经过一番奔波，汪东兴选中了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毛泽东表示满意。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两个月，修改审定了大部分选稿。

协助毛泽东编《毛泽东选集》的，主要是他的三位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从毛泽东与身在北京的陈伯达、田家英的一些通信中，可以窥见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的高度关注。

1951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田家英：“《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1951年4月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1951年4月16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此九篇请送陈伯达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唯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1950年7月，苏联理论家尤金来到北京，参与了一段《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尤金来华后，对毛泽东的著作颇为称赞，他看了《实践论》的俄译文，立即送斯大林，并建议在某个刊物上发表。斯大林接受了尤金的意见。《实践论》竟先于中国而在苏联首次发表于1950年12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同年12月18日，《真理报》又发表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中国首次发表此文，则是在同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

三

《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是毛泽东从头到尾亲自做的。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修改，绝大部分是文字性的，也有少量属于内容方面的。

毛泽东选稿极为严格。约一百万字的清样稿，被他选掉了一大批。经过全党理论精英的努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1951年10月出版，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印行达一百零六万六千册。

在毛泽东的亲自把关下，《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先后于1952年4月、1953年4月出版。

按原定计划，《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是包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接着出版第四卷时机还不成熟，就搁下来了。不想，这一搁下就是六年之久，且内容也僅限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

（摘自《读报参考》 夏明星苏振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