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禹 阶，陈 昆

(1.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2.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公布后，其中《容成氏》篇中的“九州”地理观念异于《尚书·禹贡》(以下简称《禹贡》)《周礼·职方氏》(以下简称《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以下简称《有始》)《尔雅·释地》等文献中的传统的“九州”政治地理观念，由此引发学界极大关注。《容成氏》篇文本的初创年代目前仍有多种解释。例如有学者认为该系统只是逐一论述某州“始可居”而没有提及创设或划分九州之事，推测这些州在禹治水前已存在[1]；亦有学者认为《容成氏》九州系叙事而非制度，其成书时间应为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2]；裘锡圭则认为《容成氏》篇写成时间在燕王哙禅让失败的事件之前，作者的时代大概早于孟子，最晚也应与孟子同时[3]32。但是作为出土文献的《容成氏》篇简牍的书写年代、国别属性则学者意见比较一致。即上博简整理者及相关研究机构所判断的用楚国文字书写的上博简应为战国晚期作品，“乃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4]2。由此，我们可将《容成氏》中的“九州”观视为战国楚人观念中的政治地理理念加以探讨，并通过联系楚国历史发展，研究楚系“九州”观背后所反映的楚人的政治地理与政治文化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九州”一词是学界在讨论古代中国早期国家建构、民族融合、社会整合等重大问题时不能回避的政治地理概念。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对于当时的“九州”观在打破政治上分散的诸侯国边界、寻求统一的历史意义方面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