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峥嵘

李烛尘（1882—1968），原名李华梧，出生于湖南省永顺县茅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00年春参加永顺府童试，中秀才；1912年留学日本，学习电气化专业；1918年回国后加入久大公司，协助范旭东创建“永、久、黄团体”民族化工工业。他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部长，为创建和发展中国化学工业和轻工业竭智尽责，建树卓著。他一生爱国敬业，不畏强暴；追求进步，从善如流；忠贞刚正，敢于直谏。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杰出代表，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朋友。

初见毛泽东

1942年，40岁的李烛尘担任“永、久、黄团体”总经理，在实现其“实业救国”理想的奋斗生涯中，逐渐地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为窃取全部胜利果实，蒙骗全国人民，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事。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

9月17日，毛泽东在张治中将军的府邸“桂园”举行招待茶会。应邀出席的有章乃器、范旭东、刘鸿生、胡西园、吴羹梅等人。会上，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所作出的贡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茶会结束，毛泽东起身送客时，向走在最后的范旭东提出：如果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范先生可否出任一个部的部长？范旭东沉思片刻，恳切地说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子。他推荐了李烛尘。

9月22日，李烛尘与胡厥文、吴羹梅等工商界人士共同联名在重庆“特园”设宴招待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席间，李烛尘想到重庆正盛传毛泽东填的一首气吞山河的好词，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说毛泽东有君临天下之意，便起身向毛泽东说，听说毛先生填了一首好词，可否让在座诸人亲聆一番。

毛泽东風趣地说，那些诗呀词呀都是偶然有空随意哼哼，登不得大雅之堂。

经李烛尘等人再三恳请，毛泽东又担心湖南话有些先生听不大懂，便请若飞同志代劳。

王若飞抑扬顿挫，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当时在重庆传诵的《沁园春·雪》。当王若飞背诵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座上众人悄然无声，沉静了一会之后，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胡厥文站起身，连声叫好：“好词，好词！气如狂风卷席，辞如玉珠落盘，状景抒情，无不经纬天地，吞吐宇宙。真格是前无古人，千古绝唱。”（冯捷：《盐业大王李烛尘》）

主张国共合作

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此前，毛泽东曾单独邀请李烛尘共进午餐。

宾主略事寒暄，李烛尘就对毛泽东坦诚相告，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他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他正在同黄炎培、胡厥文等人筹组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

毛泽东笑着称赞李烛尘快人快语，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应当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存在，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见毛泽东胸怀这样宽广，便一吐为快，认为要是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希望能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战后国力维艰，百废待举，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则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来兴办。这样，工业、农业就可以兼顾了。

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他还风趣地告诉李烛尘，共产党是始终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朋友的。

同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李烛尘和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商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并在会上发表《当前经济大形势》的著名讲话，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影响下，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倡议和筹建的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章程和成立宣言。一个由爱国工商实业家组成的政治团体由此诞生。会议选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杨卫玉、孙起孟等37人为理事。

12月19日，民建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公推李烛尘为会议主席，主持通过各项议案，后又主持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吴羹梅、杨卫玉等11人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10日至30日，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等五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因民建这一政治组织尚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在共产党的安排下，黄炎培代表民主同盟，李烛尘以“社会贤达”身份代表产业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会上，李烛尘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消除内战，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因之要恢复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主，首先是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主张政府全力改善农业；工业则由民族工商界去搞。他把这一主张称为“国农民工”。在讨论宪章过程中，他还主张不要把“节制资本”一语写入宪法中。他认为，当时中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真正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微弱的，所以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

民建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于1946年1月11日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共同研究，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

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组成后，自1月12日至27日，共举行8次各界民众大会。从第四次大会起，在杨沦白纪念堂（又称沦白堂）举行。大会分别请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和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做报告，介绍政治协商会议进展情况。其中，请李烛尘报告的是他提出的“国农民工”的经济发展方案。1月31日，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国民大会、和平建国、军事问题和宪章问题“五项协议”，否定了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

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民主建国会与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又组织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在国民党指使下，这次大会遭到特务破坏，会议主持人、报告人遭到围攻和殴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当晚，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沈钧儒、章伯钧、张君劢、陈启天、梁漱溟、张申府、罗隆基等11人联名致函，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同时，推举周恩来、李烛尘、张君劢、陈启天往见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后，即于11日飞往上海。13日11时，周恩来偕同李烛尘、张君劢、陈启天往访国民党政协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吴铁城，要他电告蒋介石，调查血案真相，提出解决办法。《新华日报》《大公报》等10多家报纸都报道了事实真相。民建常务理事黄炎培、胡厥文、李烛尘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

“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特务对民主斗士的迫害恫吓事件不断发生，李烛尘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对永利、久大公司经营上的制约，他的斗争有所缓和。同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破坏停战协定，扩大内战部署。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之决议案，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协议。李烛尘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凶狠和奸诈，坚定了对蒋介石斗争的决心。

民族工商业家的楷模

1949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一行到天津视察工作。4月24日、28日和5月2日，李烛尘曾3次应邀出席刘少奇召开的工商业家座谈会。刘少奇说，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还有私人的。我国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希望彼此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这3次讲话给工商业家吃了“定心丸”，使他们解除了疑虑，振奋了精神。

6月上旬，李烛尘组织工业会中的一批企业家，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发展问题献计献策。经共同讨论，他们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一是要求国营工业负起领导民营工业的责任，寓控制于提携之中；二是要管好资源和加强对总经理的领导；三是以中国的国情为发展中国之第一步。即以工业发展交通，解决闭塞问题，而使货畅其流；以工业发展农业，足民足国。工业之母的钢铁工业要担负交通与农业之巨大任务，首先是规定发展交通与农业之目标及程度。然后，就钢铁与机器之能力，为之增创，使适合所需。数年之后，人才、经济有了基础，然后依据全国地上、地下资源再制定年度经济计划，逐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建议由李烛尘送交刘少奇。

6月19日，刘少奇作出批示，认为李烛尘交来天津工业会（若干较大企业家的组织）对于经济建设的意见，是他们经过考虑座谈后提出的意见，可以一阅。又此类意见以后还会有的，所以可由《人民日报》加一按语当作一种意见发表，公开讨论，以便发动各方对于经济建设的注意与积极性。

6月15日，李烛尘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作为产业界民主人士参加了在北平（今北京）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议。

9月21日至30日，李烛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国家领导人。李烛尘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上午，李烛尘参加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下午，随同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0年3月4日，李烛尘组织成立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他当选为主任委员，并推荐王光英任秘书长。4月29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解放后在天津成立的第一个民间团体，容纳了全市53个工业同业公会、86个商业同业公会共139个行业中的6.5万多户工商企业。工商联正式成立后，迅速进行调整工商业和公私关系方面的工作。

在李烛尘筹建天津工商联时，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曾亲自到久大公司北京办事处约见他，嘱请他筹建民建天津市委员会。4月，李烛尘与资耀华在“三五俱乐部”（开滦俱乐部内）召开第一次民建會员座谈会。会上推选李烛尘、王光英、李之楠、资耀华、靖任秋、谭志清等9人为筹备委员，并通过组织简章。同年9月24日，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正式成立，李烛尘为主任委员。

1952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元旦团拜会。毛泽东在致辞中号召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月26日，中央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中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即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全国范围内，“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天，天津工商联秘书长王光英问李烛尘，工商界如何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李烛尘说：“‘三反’‘五反’运动，是从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首先发动起来，运动开始后，首批被严惩的大贪污犯中有两个与天津有关，即原任天津地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共产党是律人先律己的。曹植《求自试表》有两句话：‘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盛世。’因而我们天津工商界应该认识今天的新中国处于明时，应要求自试——在运动中接受考验。”（何永红：《“五反”运动研究》）

当时，李烛尘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幅永利碱厂工人画的漫画。画的是一只大老虎后面跟着一群小老虎，画面上还写了“官僚主义”4个大字。李烛尘笑着指指漫画对王光英说：“请你转告工商界同仁，资本家如果唯利是图，只管自己发财，不择手段，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犯了‘五毒’，那么，就有变成‘大老虎’‘小老虎’的危险。我把这张工人的画贴在墙上，是表示我在这个问题上自警和自重。”他还说：“一个朝代的兴起，总是清正廉洁，励精图治，而一个朝代的衰落，又总是骄奢淫乐，风气败坏。”（王慧章：《王光英传》）

1952年7月11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烛尘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同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召开，李烛尘当选为民建副主任委员。

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1953年3月初，毛泽东主席指示李烛尘对天津的工业做些调查工作。李烛尘立即行动，亲自到40多家工厂进行调查，4月19日，亲笔向毛泽东主席写了长达5000字的汇报信。信中除陈述“各种工业发展状况”“一般私营工厂家的思想情况”“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工业如何使他们能为国家服务”“如何解决工商业存在的问题”“对于工商业的想法”和“对工商业资金枯竭如何办”等6个方面的情况和意见，还对普遍存在的资金枯竭问题提出6点意见。最后，李烛尘又提出成立国营企托公司，或在人民银行内成立企托部（或交由交通银行办理）的建议，请各有关方面考虑。

这封汇报信写好后，次日上送时，李烛尘又给毛主席写信，说明汇报信是边想边写，写了5个钟头，尚有零星事要写，因为头有点发胀就住笔了，字有些潦草，词句也有生硬，请毛主席谅察。

4月21日，毛主席复信说，李烛尘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他的建议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已将他的信转给许多有关同志看。

就在李烛尘向毛主席送汇报信的当天（4月20日），他接到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通知。李烛尘深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更怕能力不够，有辱使命，于是次日提笔给毛主席写信，表达他思想上的不安，并说他来华北行政委员会只能说学习从政，对国家是没有多少贡献的，加上他公司的烂摊子尚未安排好，更是一心挂几头，因此提出“是不是应该少肩负像华北行政委员会这样重要职务为好”的请求。

毛主席收到信后，于4月26日回了一信说，工作虽多可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

同年8月，得知李烛尘反映在“三反”“五反”期间，范旭东在久大、永利等厂的塑像、纪念碑被毁，认为应予恢复的意见后，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李烛尘。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说有4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使李烛尘对毛主席尊重历史，对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贡献的人物给予充分肯定的精神感动不已。

9月7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李烛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主席阐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指出我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

10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烛尘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向全体代表和全国工商界传达和宣布了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指出，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当时，工商界有人睡不着觉，认为企业一旦归公，资本家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了。针对这种顾虑，李烛尘对天津工商界人士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首先得要认识共产党的理想和作風。如果天下还有人不能温饱，共产党是不会安心的。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的理想。毛主席向我们说过，‘在各种条件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安静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我认为这就是共产党的作风。国事民主，社会安定，人民温饱，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情。有这样的新中国，既造福今人又造福子孙后代，我们为什么还要睡不着觉呢？！”他还说：“我们过去提倡实业救国，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正是我们贡献力量的时候。民族资本家是爱国的。我坚信爱国主义一定会指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第四卷，民族出版社）

同年11月9日至2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学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李烛尘在致闭幕词时，号召民建成员“应该以愉快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动员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为贯彻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奋勇前进！”（《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是年，李烛尘通知久大公司将原董事会赠给他的5000元股份和所有利息全部献给国家。

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邀请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等全体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并做了两次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有全面的估计，它是带两面性的阶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第二，需要在工商界中有一批骨干分子，积极协助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第三，工商界要懂得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第四，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长期存在。会上，陈叔通、李烛尘等人对毛主席亲自出面给他们做工作表示很感动。李烛尘表示，要积极推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会员搞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毛主席说，那样搞太厉害，要求太急了。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1956年1月，天津市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胜利完成。以李烛尘为首的天津工商界向毛主席献上一面锦旗，上书“我们永远听您的话，跟着党走”。这句话后来演化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天津工商界家喻户晓的誓言。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联欢大会，庆祝首都胜利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市，于1月底全部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大力发展食品工业

1956年5月，李烛尘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

此时正是“一五”计划建设的关键时期，毛主席听取了中央56个部委的汇报并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比重，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一系列指示。

食品工业该怎么办，李烛尘到任后，听取各司局的汇报，了解情况，按照要求，仍将糖、盐、烟、酒等行业作为发展的重点，以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为主攻方向，采取加强企业管理，建立标准化，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等措施，推动食品工业取得较为理想的速度和效益，确保“一五”计划的完成。他还立即部署安排，亲自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调查工作。

同年9月7日，李烛尘在部长助理张道吾的陪同下，到东北三省的沈阳、长春、吉林和哈尔滨等7城市调查食品工业的生产状况，历时20多天。回京后，他立即向国务院四办和周总理递交《视察东北食品工业情况的报告》，认为食品工业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前途，同时，又以大量的事例和数据指出食品工业存在不少问题。

“一五”期间，食品工业部所辖制糖、卷烟、饮料酒、盐业、啤酒、罐头等重点企业多为国营企业。到1957年，我国糖、盐、卷烟、饮料酒的产量分别比1952年增长了91%、85%、68%和94.8%。其他如罐头、乳制品、啤酒都有成倍的增长。食品工业的出口也有增长，如盐比1952年增长7.9倍。食品工业上缴国家的税利达到25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两倍以上。“一五”时期，食品工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引进工作也卓有成效，完成了23个限额以上的新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亿多元，建一个，成一个，建一批，成一批，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高。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个大型海盐场——河北南堡盐场，是李烛尘亲自关心和指示的项目之一。这个占地1.46万公顷、设计规模为年产86万吨的盐场，1960年产盐106万吨，为国家提供税利5200万元。建厂投资不到一年就全部收回。

1958年2月，食品工业部和轻工业部合并为轻工业部，李烛尘被任命为部长。

1958年是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影响下，轻工业要为钢铁工业“停车让路”，大批职工、大量资金、许多设备被抽调去支援炼钢，轻工业形势十分严峻。更为严重的是，“浮夸风”吹得人们头晕脑胀。

1958年10月底，李烛尘选定回他的家乡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进行考察，历时16天，考察了吉首、保靖、永顺、龙山、桑植、大庸等6个县。考察期间，他将所见所闻所想与当地政府有关领导进行座谈，坦诚地提出建议。

回到北京后，李烛尘形成《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自治州视察报告》，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轻工业部。除叙述所取得的成就，他还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对花垣、保靖、桑植等县的煤、铁资源的开采以及对自治州的铝、镁、锰、锡、铜、铅、锌、磷等矿产的开采和加工，他认为均应在国家的安排下进行，意即不要滥开乱挖。

李烛尘从1956年5月出任食品工业部部长，之后任轻工业部和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前后12年。作为高级民主人士，他和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党组（党委）紧密合作，坦诚相处，十分尊重党组（党委）的领导，积极支持党组书记工作，对党组（党委）的决定十分尊重，如有不同看法，也能直率提出；对各位副部长思想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放手，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1957年的“反右”，他有些困惑，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没有动摇他坚定地跟随共产党走的决心。

有一年，毛主席请他吃饭，席间，主席向他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他说想参加中国共产党。

对于这位德高望重的高级民主人士，毛主席是有考虑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李烛尘就欢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来到天津，李烛尘为共产党控制这个华北重镇出力不少，起到了有些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不过，毛主席认为暂缓为好。他说，李烛尘现在已是民建副主委，民建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民建等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李烛尘参加民建可能比参加共产党发挥的作用更大。

1966年，“文革”发生后，毛主席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首都及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和红卫兵。李烛尘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随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这时李烛尘已患病，行动有些困难。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圈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中仍有李烛尘。此时的李烛尘已重病缠身，本想请假，但想到自己是民建和工商联的代表，又是第一轻工业部部长，不出面怕对两个组织和轻工业部有一定压力，于是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登上天安门。从这以后，他一直在家里养病。

毛澤东、周恩来指示要保护民主人士，李烛尘是被指定的保护对象之一。1968年夏，李烛尘住院。周恩来总理派汪东兴专程给李烛尘送药，并叮嘱医生要千方百计抢救他。同年9月，李烛尘病重之际，被监管的长子李文采由监督人陪着去看他。李文采见父亲眼睛吃力地睁着，怕老人对于他目前的处境担忧而受刺激，便贴近父亲的耳边，一字一句地说：“我是忠于共产党、忠于共产主义的！您放心，我没有问题。”李烛尘脸上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1968年10月7日，李烛尘因患脑软化症在北大医院去世，享年86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