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发自四川西昌

从喜德县搬下山，靠城市再近一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以前）住高山，不通路，读书的时候，上小学要四小时，回去再要四小时，走路。”

比起周遭村落，“牛圈房”的村民显现出更鲜明的教育自豪感，几名受访者都提到，“牛圈房”的孩子，有四十多个读了专科以上，读到大学，甚至个别读了研究生。

六岁半男孩吉色车火想上学。破旧的红色书包挂在家里院子，拉链坏了，好几个月没派上用场。家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川兴镇东南侧的“牛圈房”，村里316户，来自凉山州17个县，原籍大多偏远贫穷，过去37年里陆续搬迁至此。

“牛圈房”最初只有牛圈，被凹浪河分为山上山下，河两岸少有联系。这些自主搬迁户无法在当地落户，长期处于当地政府管理盲区。

多年来，“牛圈房”的孩子额外交高价，入读当地公立小学与初中。但自2019年起，就连高价也上不了学了。“牛圈房”被认定为饮用水源保护区，不适宜居住，也无法获批报名入学手续。

村民推选的“村长”罗洪尔哈统计过，村子靠近马路这一半有九十余户人家，共有7名初中生、14名小学生受影响。

解决方式有三种：家庭条件较好的，被送去民办学校就读；部分回到原户籍地读书；4名适龄一年级生家庭经济条件过差，目前留家待学。

“空白地”

吉色车火怯生生地说“想上学”，他读过一年幼儿园、一年学前班，普通话是学了的。母亲马日支只能讲彝语，要靠别人帮忙翻译。

马日支与丈夫养育四个孩子，吉色车火最小。平日里，夫妻俩都在西昌市里做建筑工，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也不识字，比别的建筑工赚得少些，每个月挣四五千块。他们顾不上照看小儿子，就把他送到几公里外，大兴乡村里的外婆家。坐公交车到大兴乡两块钱，再花三元坐三轮车到村里。

马日支家的情况在“牛圈房”稍显特殊。村里有316户人家，大部分成年村民不出门打工。他们以种田为生，人均七分地，种些水稻、玉米，养些鸡、猪，就近照顾孩子。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选择落脚的这里是凉山州自主搬迁村的缩影。地图上关于它的标识只有牛圈房公交车站，其余一片空白。

最早的村民是1983年搬来的。凉山州喜德县村民向当地赵家生产队购买牛圈23间、果树近1400株，搬迁至此。罗洪尔哈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了一份毛笔字迹的买卖契约，签于1984年。

95岁的罗家修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的搬迁理由：“我的哥哥曾是喜德县政协副主席，我们那个地方特别寒冷，土地不好，没有办法生活下去，他就到处观察，观察到最后到这儿来了，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一片小平地，但全部是石堆。”罗家修是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早已搬到西昌市内居住，会说一口“川普”。

将荒滩变成田地，花了两代人。“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条河，一分田没有。”74岁的罗洪木牛比划着描述开垦过程，1980年代凹浪河水势较大，搬迁而来的农民们自己做了铁丝网，塞入大块石头，形成了河堤，“将近二十年，一点点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越来越多人搬来“牛圈房”，来源基本涵盖凉山州除木里县、会理县外的17个县，其中喜德县、昭觉县、布托县的搬迁户占总数的60%以上，彼此沾亲带故。

“生活比之前好了几百倍。”罗洪木牛原籍也在喜德县，他的儿子、孙子都在“牛圈房”出生。在后来的脱贫工作中，原籍整个村子易地搬迁，原址退耕还林，已无人烟。

生活是好了，但落户问题，三十多年始终未得到解决。

罗家修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一份1990年的凉山州政府文件复印件，文件显示落户问题已被批准：“按国发（1982）148号文件《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有关农村落户问题的请示的通知》第六条规定可以落户。请市政府通知有关部门落实户口，以利安定团结。”

南方周末记者从中国政府网查阅这份通知，发现文件所述第六条规定，应为第五条：凡在农村地区定居的自流人口，当地社队应准予登记落户。自流人口居住比较集中，已经形成村落的，当地政府应加以管理，纳入乡、社体制。

但凉山州政府1990年的这份批复内容，并未得到推进落实。

西昌市常住人口七十多万，其中登记在册的自主搬迁农民超过十万，但真正落户的比率极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所在编制《西昌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因而产生：迁入地农村公共服务缺口大、村庄整治压力大、社会治理隐患多。

“我们很多编制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算的，不是按照实际人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下称“中国体改会”）公众意见调查部主任冯楚军解释，迁出地承载任务变少，迁入地则面临了两重压力：一是财政压力偏大，二是管理人口偏多。

但他并不认为“自主搬迁”该被当作“问题”，“这是一个时代不同阶段会呈现的大的趋势，是由生产力或者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体改会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村镇所邀请，开展了自主搬迁专题课题研究。

“向往美好生活，离开低效率的高山地区，到平原地区来种粮食是好事情，农民进城是好事情，易地搬迁也是好事情，有些问题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应该倒逼制度改革。”冯楚军表示，更需要做的是创新制度、寻找出路。

▶下转第2版

从左到右：母亲马日支、六岁半男孩吉色车火、刚放学回家的吉色车格。　南方周末记者　❘　高伊琛　❘　摄

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川兴镇“牛圈房”，1983年至今，陆续搬到这里的高山移民已有三百多户。南方周末记者　❘高伊琛　❘　摄

◀上接第1版

“下山”

瓦扎使星默默跟在母亲阿洪古写身边，不大敢说话，她是前述4个适龄未入学的一年级生之一。

丈夫长期在广东打工，38岁的阿洪古写一个人照顾着5个孩子，8岁的儿子瓦扎木叁和6岁的女儿瓦扎使星都留在家里。大女儿回了原籍地喜德县读初二，二女儿在山脚小学读五年级，3岁的小儿子读着幼儿园。

夫妻俩供养5个孩子，这是“牛圈房”村民明显的共性：计划生育政策外生育，孩子多，教育负担重，读幼儿园每年三千至五千元，小学“捐资助校费”动辄过万。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组建后，多次要求各地禁止将计划生育与落户、入学、低保等捆绑。

在曾有11个国家级深度贫困县的凉山州，落户难、上学难并不少见。据凉山州自主搬迁农民搬迁帮扶管理调研组2015年初步统计，全州迁入的自主搬迁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入学率为79.9%，尚有八千余名适龄儿童没有入学，一些地方收取跨片区借读费、择校费现象等普遍存在，自主搬迁农民子女“读高价书”及“大班额”现象突出。这是“迁入地农村公共服务缺口大”的直接体现。

入学费用对家长们来说负担不小。74岁的罗洪阿且住在一栋砖制小平房，昏暗逼仄的屋里，只有冰箱、电视两件电器。他主要以种玉米和水稻为生，山地和水田加起来两亩多，年收入两三千，“供孩子的学费是很恼火（四川方言，意思是指很困难、麻烦等）了。”

他是喜德县光明镇甘哈觉莫村人，老来得子，11岁的大儿子在民办小学读三年级，一年四五千元学费，“但是供了大的，小的就供不起了。”7岁的小儿子罗洪子体留在家中，没能读上一年级。

教育支出超过家庭全年收入的情况，在“牛圈房”并不稀奇。有的家庭向条件好些的亲戚借钱，供孩子读书。“如果差个三五百，不够的话，我垫给你，你垫给我。”村民罗洪克作解释。

当然，他们并非凉山最困难的人。“村长”罗洪尔哈说，“在这个地方买两亩地、修个房子，起码都要十几万，经济条件不好的搬不来。”而比他们条件更好的人，也有不少搬进了市里，解决了落户问题。

罗洪尔哈随父母在“牛圈房”长大，他还记得，自己1986年时读小学一年级，学费60元，小学毕业时上涨到80元，在当时也是笔不小的开支。

从喜德县搬下山，靠城市再近一些，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村民洛木尔古原本住在喜德县北山乡羊朋村，“我们是喜德县最穷的村，全村基本都是贫困户。住高山，不通路，读书的时候，上小学要四小时，回去再要四小时，走路。”

为了下一代，他婚后就定居“牛圈房”，迄今已经20年。孩子在川兴镇焦家小学上学，在两公里外。

洛木尔古是“牛圈房”中少数无需为教育支付高额成本的人。他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喜德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帮助他建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免除了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教科书费与作业本费。此外，寄宿生还能得到政府发放的生活补助。

在“牛圈房”，仅有十几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许多比洛木尔古更早搬迁至此的同乡，早早将户口迁了出来，无处可落，一些老人丢失了自己的纸质户籍页，也没有电子存档，成了黑户。据罗洪尔哈称，大部分村民户口仍在原籍，但不愿迁返，“我们原来的户籍所在地，土地没有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但比起周遭村落，“牛圈房”的村民显现出更鲜明的教育自豪感，几名受访者都提到，“牛圈房”的孩子，有四十多个读了专科以上，读到大学，甚至个别读了研究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收入在数千至数万不等的家庭，愿意掏过万元“捐资助校费”。

“孤例”

到了2019年后，“牛圈房”的孩子们无法入读公立学校了。

这一年，针对自主搬迁户子女的就学规定是：2015年12月31日前搬来西昌的，原则是“就读公办中小学为主”“就近就地入学”，随迁子女全部纳入迁入地义务教育保障范围，不得收取任何与入学挂钩的费用。

但在8个重点区域内和乱垦乱建以及2015年12月31日后迁入的，由迁入地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劝导回原籍就读。8个重点区域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飞播林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水利风景区、饮水源保护区、水利工程管护区。

“牛圈房”搬迁户摸索着新规的运行方式，以为会“就近就地入学”。

2020年9月，家长们操办着报名事宜。入学前，填写《西昌市已自主搬迁农户随迁子女入学申请表》，由已迁入地乡、村或组，以及迁入地镇人民政府负责审核盖章。46岁的阿合妈妈拿到了属地赵家村的村民委员会红章，却卡在了川兴镇。继而，其他要给孩子报名上学的家长也遇到了同样问题，镇政府工作人员拒绝盖章。

“他们的意思是‘牛圈房属于水源保护区，在规定的八大区里，不能入学。”罗洪克作认为水源保护区认定标准并不清晰，他举例说，河流上游大兴乡的学龄儿童依旧能得到乡政府盖章，正常入学。

一份落款为2020年7月27日的《罗洪尔哈等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指出，“牛圈房”位于邛海水源地和川兴水厂取水点的上游，属于禁牧区。

南方周末记者以阿洪古写家朋友的身份到西昌市规范已自主搬迁农户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上6岁女孩瓦扎使星的身份证号查询。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自主搬迁办曾于2018年对自主搬迁农户进行专门的数据统计，次年进行了数据补充，“如果不在八大区域，确实在系统里面的，现在一般我们西昌政府都实行了就近入学，其实这个政策很好。”

被认定为自主搬迁户的农民能够享受当地政府的相应政策，得到配套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工作人员在十多万自主搬迁户的数据中查找出瓦扎使星的名字，用了将近30秒。Excel表格上显示存在，确有数据，“这证明她是自搬户，但自搬户有很多种情况，很复杂。”

在自主搬迁办的解释中，虽然瓦扎使星一家属于2015年之前搬迁的情况，认可为自搬户，但住在八大区域的自搬户被列为搬迁对象，不解决读书问题。工作人员说，“现在有两种方法，一是回原籍读书，二是民办学校读书。它是必须要保障的。”

资质主要靠属地乡镇审核。他补充道，“作为自主搬迁办，教育不是我们管，教育局要求要有乡镇签署意见，乡镇不同意，不符合规定的，不给签字。这个决定是由乡镇来决定的。”

南方周末记者再向西昌教体科局普通教育股咨询，工作人员同样指出，由于“牛圈房”农民在八大区域，无法享受这种义务教育，“资源也不可能满足所有外来人员读书，我们只能先保证满足条件的。”

据她介绍，满足条件者数量并不少，“十几万（搬迁户），每年都有五六千人在这边读书，每年新生入学，五千多，还在增长。”反而类似“牛圈房”的情况甚为少见，目前她只听说过这一例。

川兴镇分管教育的副镇长熊超，向南方周末记者确认了此事，原因如前所述——“牛圈房”所在地属于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居住，“应该说是要搬迁的”。

熊超指出，川兴镇坐落在邛海东岸，东岸三分之二的湖岸线都属于该镇。“我们基本属于风景名胜区，又是水资源保护区。压力也很大，他们住了几十年，我们很想给他们找个好一点的地方，既不影响环保，也不影响孩子读书，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个政策一直都没有，我们也很头疼。”

同样，川兴镇提出的方案是要么搬回家乡，接受更好的公立教育，要么协调入读民办学校，但都没有被接受。

熊超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川兴镇是西昌市的教育大镇，目前本地学校的教学任务已经过载，学位不足。“小学基本上一个年级四个班，一个班坐八十多个孩子。”

“想办法”

“牛圈房”的家长们在这番变数中努力想办法。

一位独立抚养孩子的母亲咬牙借了两万四，将2019年未能入学的孩子送进民办学校；几个初中生到原籍地读书，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周末搭乘公交车返家；少数孩子失学，用“村长”的话来说，“他们没那个能力，经济条件太差。”

原籍地距离“牛圈房”几十到上百公里不等，让孩子回去就读并非好方法。“小升初孩子都很小，才十一二岁，需要大人照顾，家里的劳动力又减少一个人，负担越来越大。”罗洪克作解释。

“牛圈房”许多人都来自喜德县。一位喜德县某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迁出地政府亦有责任探察并保障孩子上学问题。自己负责的贫困户中，曾有未成年人辍学前往广东打工，领导给他塞了数千元，叮嘱他一定把孩子带回来。

这名工作人员拿出《贫困户精准帮扶手册》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有无因贫困而辍学学生”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户脱贫验收指标中，“没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辍学的”，认定为义务教育有保障。因此，自主搬迁出去的贫困户，他也都去迁入地走访过，了解情况，跟进动态。

如今，还没人来查看过待学在家的“牛圈房”一年级生。

六岁半的吉色车火家，距离村口最远，到他家，要穿过大片整齐的田垄、十几栋土坯屋间的小道，拐几道弯，再爬到半坡。

2020年12月15日下午，村民挑着水泥和碎石修整小土道，四十余户各出了100元作资金，路边的三十多家额外派了劳动力，负责铺自家门口的一段。这是“牛圈房”运作的常态，村民共同开荒、建房、耕田、铺路。

吉色车火家里，白天通常没人，两个读初中的孩子回了原籍昭觉县，相隔百公里，四年级的吉色车格在两公里外读小学。

南方周末记者来的这天，母亲马日支特意没出门打工，交谈中，吉色车格回家了。还不到下午四点半，许多同学仍在学校上辅导班，每月180元。对这个六口之家来说，支付孩子们上学的成本，负担已经够大了。

吉色车格看了看院子里的成年人，没有作声，自顾自地坐在台阶上，掏出一本数学练习册，做了起来。

他所在的焦家小学离家两公里，跑着过去要花30分钟，走路就将近50分钟。吉色车格每天早上6点起床，跑步上学，放学才搭公交车，单程1.5元。他掏出一张磨白了的学生公交卡，平静地说道，“两次都坐的话，没过一个月（钱）就（花）完了。”

★熊超表示了自己的为难——川兴镇是西昌市的教育大镇，目前本地学校的教学任务已经过载，学位不足。“小学基本上一个年级四个班，一个班坐八十多个孩子。”

“向往美好生活，离开低效率的高山地区，到平原地区来种粮食是好事情，农民进城是好事情，易地搬迁也是好事情，有些问题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带来的，应该倒逼制度改革。”冯楚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