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晓庆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学者，毕业于剑桥大学。她的小说以反映女性心声、探讨女性理想生活道路而闻名。她的作品题材广泛、内涵丰富、视野独特、笔触细腻，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称赞，并多次获奖。《磨砺》是她出版的第三部小说，也是受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所创作的一部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以罗莎蒙德为代表的知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所遭遇的困境与挣扎、选择与超越。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兴起。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发表了著名的《第二性》。她在书中利用存在主义解读了两性对立以及女性的“他者”身份。玛格丽特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了波伏娃的女性思想，并受其影响发表了多部探讨女性生存的小说，其中就包括《磨砺》。因此笔者从波伏娃“存在主义”下的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磨砺》中女性角色在男权社会所遭遇的困境，探讨现代女性面临婚姻、事业、家庭时会遭遇的困难及挫折。

一、罗莎蒙德的困境

罗莎蒙德有着良好的出身，作为剑桥大学的博士，她看似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住在父母留给她的公寓，拥有高学历、姣好的容貌以及良好的家世。但随着故事展开，罗莎蒙德疏离的人际关系和她对周围一切人事所持有的冷漠态度逐渐显露出来。“疏离感”通常指的是人们倾向于孤立和冷漠的生存状态。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人格是被社会束缚的。因此，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就失去真实的自我。而这种处于异化的状态，是人类的普遍特征。波伏娃认为，女性的异化与社会的发展、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以及来自父权制家庭的影响密不可分，而女性的异化也是造成女性困境的原因之一。

罗莎蒙德一直刻意与周围人保持距离，她既不愿将真实的自我展露在他人面前，也不愿与他人有过多联系。在罗莎蒙德与乔治谈及父母时，并未展示出亲昵的态度，内容也都是对父母所持生活态度的批判和抱怨。她告诉乔治自己的父母是大学教授，他们目前正在非洲做志愿者。她不解父母对自我原则固执的恪守，也对父母疏于对子女的关心颇有微词。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无偿住在父母留下的公寓里，并非出于父母的好意，而是出于他们想以此减少内疚的自私心理。在乔治谈及罗莎蒙德取得博士学位时，她也断定父母并不是真的为她取得博士学位而感到开心，因为他们并不认可她的研究。她与父母的关系的疏离也体现在她怀孕后的表现。罗莎蒙德从发现怀孕到决定留下孩子，自始至终都没打算将自己的情况告知远在非洲的父母，她认为这会令父母生气，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孩子出生后，罗莎蒙德更是一度不希望父母从非洲回来，因为这样她与孩子很可能会流离失所。她将这种疏离视为自己独立的表现，与此同时也在自己与父母之间竖起了一座高墙。

罗莎蒙德的困境还在于她怀孕后的种种遭遇。首先是来自家人与朋友的不解与劝阻。姐姐认为她的决定完全是错误的，一旦孩子生下来，无疑将给她的人生带来重大打击。与此同时，作为私生子，她的孩子也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命途多舛，所以姐姐劝她一定要将孩子送养。罗莎蒙德身边的朋友，在得知她要独自扶养孩子时，也都劝她打消这样不切实际的念头，因为单身母亲的艰辛难以想象。罗莎蒙德确实没有预想过作为单身母亲即将迎接的是怎样的挑战。除了孕期生理上的不适，她还要面对各种世俗的目光。直到她生产后，她的病床上还挂着一个显著的标识“U”，代表她与其他产妇不同，是未婚身份。这仿佛是一个来自社会的大大的嘲讽。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女性的处境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她认为，从传统看来，社会将女性定义为已婚的、离异的、准备结婚的，以及因为没有结婚而苦恼的。独身女人的定义是相对于婚姻而来的。少女虽然拥有选择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的，结婚被认为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也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因而对于未婚先育，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来说，她们要面临的困境显然更加艰辛，不仅不能得到社会认可，还要独自面对抚养孩子的经济压力。

与家人和朋友的疏离，也意味着罗莎蒙德不得不独自面对怀孕、产子和抚养孩子的重担。如同所有新手妈妈一样，罗莎蒙德同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每一次独自去产检对罗莎蒙德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她最不擅长也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和陌生人打交道。但怀孕让她不得不按时去产检，以确保孩子能够顺利出生。于是她每每不得不同其他母亲一样，在妇产科幽暗的楼道里焦灼地等待检查，直到那一纸证明告诉她胎儿一切正常，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然后在下一次产检时将再重复一遍。在生产那天，罗莎蒙德婉拒了莉迪亚的陪同，她显然低估了独自生产需要面对的困难。在产室里，罗莎蒙德一个人默默忍受阵痛，产室外的五个护士却在侃侃而谈。即使她央求护士注射了止痛药，可生产的剧痛还是使罗莎蒙德几乎失去意识。产后育儿的过程也异常艰辛，独自带孩子使得她每周在烦乱中要哭好几次。面对新生儿的哭闹，她也经常会手足无措、夜不能寐。虽然她也想像其他母亲那样母乳喂养，可最终还是因为种种“令人恼火”的麻烦而放弃。为了平衡事业和育儿，一向独来独往的罗莎蒙德，无偿让无家可归的莉迪亚与她同住。她自认为自己足够坚强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难题。但女儿奥克塔维亚毫无预兆的一场大病，却给了她重重一击。在得知女儿手术的成功率仅为四分之一后，她被深深的绝望和恐惧笼罩，萎靡不振，甚至用酗酒来平复自己的焦虑。她是如此深爱着女儿，一想到孩子即将遭受的痛苦和可能会死于这场手术，她的内心便痛苦不已。她深切地体会到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厄运可以抗争，对降临自孩子身上的厄运却难以招架”。为了探望女儿，罗莎蒙德数次与护士交涉，不得已坐在门诊，不顾形象地“撒泼耍赖”，才得以见到女儿。波伏娃认为，当新的生命降临到她们的身体里时，她们不可避免地被生命的神秘性所控制，并用自己的肉体感受生命不可逆的生长，加深对自身被动性的感受。这也就注定，生育对女性自主性的限制。

二、其他女性的困境

罗莎蒙德作为当时少部分的知识女性，尚且面临诸多困境，其他女性所要面对的形式则更为严峻。莉迪亚·雷诺兹是罗莎蒙德的朋友，也是最关心罗莎蒙德的人。她是一位作家，独自一人背井离乡来到伦敦，靠写作维持生计。莉迪亚在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后来到伦敦，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有趣，孤身一人不受约束，私生活也开始混乱，纵情享乐后的结果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莉迪亚决定打胎，为了避免随意的打胎令自己一蹶不振，她找到一个费用昂贵但可靠的医生。但是，这位医生在听完莉迪亚的身世和她打胎的理由后，却拒绝为莉迪亚做打胎手术。他认为莉迪亚太过敏感，所以打胎势必会让她的身心都遭受重创。走投无路的莉迪亚，精神恍惚地走出医院，却不慎被公交车撞倒。她没有受伤却“因祸得福”地流产了。莉迪亚所面临的困境，还在于她事业的停滞不前。莉迪亚在出版了几本书之后，遭遇了写作瓶颈。看着周围的朋友依旧在出书，自己却什么也写不出来，她深感焦虑。当罗莎蒙德问起她的写作进程，她“立刻愁容满面，低头看着桌子，一只左眼开始习惯性地、神经质地、频繁地眨了起来”。她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无比痛苦。她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再写作，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雪上加霜的是，莉迪亚还同时失去了工作和住处。她的房东的老公突然回来，使她无家可归，更要命的是因为长期旷工，她还丢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无计可施的莉迪亚只好求罗莎蒙德收留她。恰好此时罗莎蒙德正为没钱雇佣保姆而苦恼，于是两个难姐难妹住在了一起。过去因为医疗水平落后，女人的生育都是被动的。女性本就受限于家务活动，生育的过程更是很大程度地限制了女性参与生产工作的可能性。所以波伏娃認为，只有女人能自由选择生育，生育功能才不再是限制女人主动性的因素。

在小说中，与未婚女性不同，已婚女性看似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依旧面临诸多困境。波伏娃认为，婚姻在传统社会中一度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生育，她们被困于自己的身体，又因为婚姻和家庭，只能在房子里活动，女人在婚姻中是被动的。女性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唯有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如果说罗莎蒙德和莉迪亚代表了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女性，罗莎蒙德的姐姐比阿特丽斯则是那个时代受教育女性的典型代表。比阿特丽斯毕业于牛津大学经济学专业，在学生时代就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哈勒姆。婚后，比阿特丽斯跟随丈夫来到位于中部地区人烟稀少的原子能研究站，并很快有了三个孩子。于是她做起了全职主妇，悉心照料家庭。这显然是当时大部分女性的人生轨迹，在适婚年龄寻找伴侣，婚后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但在得知罗莎蒙德决定未婚生子时，她却不愿看到妹妹为了抚养孩子委曲求全而失去独立性。可以看出罗莎蒙德这份难能可贵的独立性是比阿特丽斯所向往的，所以她不惜劝妹妹送养自己的亲生孩子，以免她失去独立。她在信中写道：“你根本不知道，必须为另一个人操心—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是一年或两年，而是永远（或多或少吧）—意味着什么！”就如同罗莎蒙德所猜想的那樣，即使婚后比阿特丽斯真的为自己未能充分利用学位优势而感到不安，但日复一日抚养三个孩子的艰辛已令她无暇多想。比阿特丽斯曾说自己虽然很愿意来照顾怀孕的罗莎蒙德，但她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要照顾三个生病的孩子，忙得无法抽身，“只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逼着去干的，这真讨厌，不过总得咬牙坚持呀”。这句无奈的叹息，道出了比阿特丽斯作为全职主妇的艰辛与无奈。

在罗莎蒙德眼中，比阿特丽斯的处境是不幸的。名校毕业的她原本可以在职场上大展拳脚，但现在只能被困于家庭，与丈夫和孩子“斗智斗勇”。就连她丈夫在原子能研究站的工作，也与她所保有的和平主义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她不得不用丈夫的话来说服自己，这是一项促进世界和平的事业。而她用“和平主义思想”教育孩子时也处处碰壁，正处于调皮捣蛋时期的小男孩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中。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比阿特丽斯在牛津大学所学的经济学知识与和平主义思想，似乎并不能解决她现在遭遇的种种问题。她被困在名为“家”的牢笼中，重复着日复一日繁琐而操心的家务。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于女性的这种处境也做出了详细的研究，她认为从小对女性的教育就没有把她们当做主体来看待，没有让她们学会支配物质，而是顺从他人的目光。当她们进入婚姻和家庭，日复一日的劳动教会了她们耐心和被动，她们必须服从生活规律，无论是生育、烹饪食物或打扫住宅，这些实用性的生活手段都是女人生活的目的，对她们而言，实用性比真理和自由更有吸引力。而女人成为内在性的“他者”并非自我选择的结果，男人在女人面前树立了一道道屏障，从制度、文化、教育方方面面对她们进行重塑。

在《磨砺》中，玛格丽特用她的女性视角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为依据，描绘了一幅女性生活群像，并通过罗莎蒙德等众多女性在追求事业、婚姻和家庭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艰辛，展现了知识女性在当代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她们或如同罗莎蒙德一样挣扎于冷漠的人际关系与世俗的眼光中，为了活出自我而拒绝婚姻;或像比阿特丽斯一般受困于以“家”为名的牢笼中难以独立。小说对于女性如何走出困境也做出了一些探讨，但如同波伏娃所说，女性的觉醒和独立，既需要女性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改变。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仍旧需要所有人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