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玥

莎士比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而汤显祖则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两位杰出的剧作家在美学、创作技巧和文学主题上有着相似之处，但由于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两位剧作家在这些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具有鲜明的戏剧特色。对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爱情主题进行比较和研究，从爱情角度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文化内涵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本文选取《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优秀、经典的爱情戏剧，探讨他们在爱情观上的共性和不同。

一、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爱情观的相同之处

（一）大胆求爱对自由恋爱的追寻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虽然分属东西方，但两位身上都饱含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可以看出，两者都有强烈的反叛色彩。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的家族积怨上百年，因为家族矛盾和礼教的约束，两家不可通婚，但主人公冲破了礼教的束缚，他们无视两家庭数百年的仇恨，一见钟情，他们认为结合的唯一障碍是自己的姓氏，而姓氏是先天套在身上的枷锁。真爱使他们勇敢，他们抛弃世俗观念，拒绝家族姓氏的约束，在劳伦斯神父的教堂秘密结婚。在这里，朱丽叶和罗密欧冲破了父权制、贵族和家庭观念的约束，表现了对追求自由的向往。

汤显祖同样也表达了对传统礼教秩序的批判和对自由爱情的追寻。作为一个在官家长大的女孩，杜丽娘接受了最严格的女性道德教育。等待杜丽娘的命运是接受父亲杜宝安排的婚姻，在这种背景下她完全丧失自我意识。杜丽娘倾心于梦中的柳梦梅，但杜丽娘是太守家的女儿，而柳梦梅是穷书生，两者门不当户不对，按照传统礼教秩序的规定无法通婚。这种生存困境和对自由命运的渴望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只要杜丽娘还活着，她就必须接受父亲的安排，因此杜丽娘选择了死亡。死亡是杜丽娘抱怨、抗争和摆脱既定命运的唯一途径。三年后柳梦梅遇见杜丽娘的自绘画像，杜丽娘因此死而复生，复生后的杜丽娘自愿降尊与柳梦梅结合，冲破了封建枷锁，杜丽娘表现出复杂而敏感的意识和顽强的反叛性格，跟朱丽叶和罗密欧极为相似。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结合挑战传统道德，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热情赞扬进步思想，无情地批判腐朽的思想。

（二）无惧死亡对纯真爱情的遵守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牡丹亭》两部作品中，为了躲避家族和礼教的束缚，主人公选择的抗争方式具有惊人的相同。在《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因为思念梦中的书生而相思成疾，病体难愈，从而香消玉殒，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追求恋爱的结果，死亡对杜丽娘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对杜丽娘而言，死亡的意义在于结束一种现实的、无法控制的生活，从而开启一种可以追求真爱的、新的理想生活，这是杜丽娘梦想的延续。只有死亡，杜丽娘才能彻底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从这个层面看，死亡的杜丽娘是一个活生生的、对纯真爱情的追求的真实形象。

无独有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当父亲逼迫朱丽叶与帕里斯伯爵成婚时，朱丽叶选择服用假死药来逃避这场危机，但罗密欧误以为朱丽叶真死，也选择服药自杀。在剧中，死亡的阴影成了高悬在追求幸福道路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当假死的朱丽叶醒来时，她发现她的情人却死了，出于对爱人的忠诚，朱丽叶选择了死亡。在这里死亡也代表了对自由恋爱的忠贞。可以说杜丽娘和朱丽叶的死具有相同性质，陈腐的教条摧毁了美好的事物，这是精神上的痛苦，两人的死是对纯真爱情的遵守。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些共同点，都代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观念。

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爱情观的不同之处

（一）对家庭礼教妥协与强烈反叛的不同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虽然都批判传统礼教秩序，但两者批判的力度是不同的，相较于莎士比亚，汤显祖是较为保守的。汤显祖生活在明代中后期，他的思想渊源仍然是正统伦理，即使他赞美自由爱情，也只是在枷锁中跳舞，中国浪漫主义仍然没有摆脱古典理性色彩和传统。在作品中，汤显祖有反传统伦理秩序的热情，也有向现实屈服的妥协。首先，汤显祖戏剧中的爱情蕴含着爱情与仕途平衡的理想，《牡丹亭》中的男主人公承担了求官、孝顺父母的责任，这似乎是爱情通向世俗婚姻的必经之路，爱情也似乎具有教育功能。其次，两人的婚姻最终还是遵循了传统伦理规定。柳梦梅中状元后，皇帝亲自下旨让两人成亲，杜丽娘和柳梦梅最终遵从皇帝的旨意，等于他们是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从这个方面来说，汤显祖并没有真正脱离传统礼教，这是因为中国文人虽然有人文主义的思想，但在威权大棒和儒家伦理的规范中，还没有彻底进行反抗。

相反，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了强烈的反叛情绪。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大多数年轻男女都富有人文精神，他们敢于反对家庭的限制，自由追寻爱情。为了忠于罗密欧，朱丽叶违背她父亲的意愿，与父母正面交锋，无视他们的建议。朱丽叶相信爱情是伟大的，她相信爱情的巨大力量可以冲破一切障碍，正义可以战胜邪恶，朱麗叶强烈反抗父母，不惜与父母交恶。文中写到“他们悲惨凄凉地陨灭，因为他们交恶的尊亲”，在莎士比亚其他的作品中，如《威尼斯商人》，主人公鲍西娅表现出了更强的主动性，虽然她的父亲留下了最后的遗愿，让鲍西娅用三个盒子来选择她的伴侣，但鲍西娅意识到这种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伤害，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一个活着的女儿受到一个死去的父亲意志的约束。我不能选择或拒绝是不是太尴尬了？”因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经常出现当面顶撞父母和“以下犯上”的行为，这在汤显祖的作品中没有出现过的情节。

（二）克制与放纵的不同

在性欲方面，汤显祖跟莎士比亚有很多不同，汤显祖受儒家传统礼教秩序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在男女关系方面相当克制。在前半段杜丽娘曾经在梦中与柳梦梅云雨，但杜丽娘起死回生后，在现实中却拒绝了柳梦梅对男女欢好的要求。对于柳梦梅的不解和质疑，她指出“如果我们想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必须在父母的见证下结婚”，她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杜丽娘的形象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梦中奔放的个性、勇气让位于遵守女性道德的现实。汤显祖的思想深受罗汝芳、达观和尚的影响，因此汤显祖的爱情观也深受心学和禅宗的影响。儒家礼教和佛教都是主张节制的，中国传统也有保持忠贞的看法。因此在性欲方面，汤显祖显然不够开放。

这种对情感或欲望的理解和解释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呈现出另一种色彩，莎士比亚在描述爱情时经常使用很多有关性的描写，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莎士比亚喜欢色情作品，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性描写和暗示。只要可能，他就在字里行间使用双关语。在汤显祖的作品中，这样的文字很少出现。虽然汤显祖也描述了一些与性有关的场景，但他的文字比较文雅，用非常优美的语言来表达情感，充满含蓄的魅力，使人获得了相对优雅的审美享受。当然，如果以传统儒家道德标准来衡量，汤显祖仍然有一些大胆的地方，但与莎士比亚的类似描写相比，汤显祖就显得十分克制，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用东方的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的作品，莎士比亚的一些描述可能显得粗俗，如果用西方的文化标准来衡量，那么他的描写是符合现实生活的，是反映文学中自然主义文学现象的一面镜子。同样，如果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汤显祖的作品，其作品无疑过于庄重，没有摆脱传统伦理的桎梏，也有很多伪善，但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衡量汤显祖的作品，他的描写诚然是合乎礼教的，是美的。

（三）爱情结局乐观与悲观的不同

关于中国戏曲，王国维曾经说过一种观点：“中国戏曲常常从悲伤开始，最后幸福……从人被困开始，以最后胜利结束。”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是以传统戏曲的“大团圆”来结局。《牡丹亭》的前半部是悲剧，杜丽娘的命运在死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为了抵抗这种既定的、被操纵的命运，杜丽娘主动选择了死亡作为结局。这种与命运的对抗是严肃的、发人深省的，且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然而在后半段，杜丽娘死而复生，柳梦梅和杜丽娘得以相见，在故事结尾处柳梦梅中了状元，被皇帝赐婚，娶了杜丽娘，与家人团聚，这削弱了整部戏的批判性。汤显祖在杜丽娘身上留下了一丝理想的色彩，在这看似完美的结局中，是对现实接受的理想憧憬和对寒冷世界的妥协。最终，女主人公的命运回到了原来的轨迹上，接受“父母的媒妁之言”，如果皇帝让杜丽娘嫁给王公贵族，她是否依然听从上谕？这种大团圆的结局弱化了批判性，让观众深深叹息。

相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结局却是一个大悲剧，剧作家让一对恋人双双死亡。固然莎士比亚运用了巧合、误解来增强剧本的情节，曲折多变的情节使作品更具观赏性。但客观地说，男、女主人公的死亡既不是主人公性格的缺陷，也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不可逆转的命运。如果两人活着，无论如何双方家族都不会让两人在一起，只有通过死亡来惊醒自己的家人，让家人看见互相残杀的可悲之处，从而改变双方家族百年厮杀的命运。通过一对情侣的死给世人以警醒，无疑给观众的感官带来冲击，直接激发直达灵魂的震撼和反思。

莎士比亞、汤显祖两位剧作家，一个来自西方，一个来自东方，他们都站在时代的前沿，都选择了美好的爱情来描述人类社会，以反映人类的追求和理想。从他们创作戏剧的角度来看，爱情观不仅有惊人的相似性，又有独特的特点。在本文涉及的两部爱情戏剧中，都体现了爱情至上的主题，爱情可以超越道德，但在反抗批判力度上，莎士比亚显然更为激进大胆，汤显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家庭礼教的妥协以及明显的禁欲主义，相反莎士比亚却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审美观和创作观念的差异。但是他们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