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帅

司马迁《史记》的行文体例往往夹叙夹议，多以述史为主，论赞为辅。然而《伯夷列传》作为“列传”的开山之作，其行文异于他者，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其论述篇幅之大。着墨的轻重或许并非取决于待述史实的材料的多寡，更多的是缘于叙述者对文中观点表述的重要性的认定。史书区别于小说等文学体裁的一个重点在于信史的因素。但同是使用语言文字作为媒介，驾驭文字的技巧使得史书的叙写亦具有文学的价值。该文本的布局结构有着精良的“起承转合”的特点，以严整的论述逻辑为纲，将故事娓娓道来，又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自然带出论述的议题。

一、文本的“起承转合”与问“怨”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可看作是全篇的“起”：“夫学者……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以未能“考信于六艺”的推位让国者许由等德行高尚的人未能流芳，而引发后文对于“怨”与“道”核心故事的铺叙。

文章的第二部分可看作是全文的“承”：“孔子曰……由此观之，怨邪非邪？”承接弃位者许由之后，太史公开始了对另两位弃王位者的故事的铺陈。而与许由相异的是，伯夷、叔齐二人在让位殉节之后得以由孔子之口入列贤者之班。这留名理由是“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于是，太史公以歌为证，对夷、齐之“怨”提出质疑。“怨耶非耶”看似是问，而引证的歌已然表露了太史公的判断。

文章的第三部分可看作全文的“转”：“或曰：‘天道无亲……是邪非邪？’”从对个体有怨与否的质疑转而指向对群体的福报观，即“天道”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