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军

之于三里亭，我应该属于有缘之人。

我到苏州的第一所学校文学社和校报的名字都叫“三里亭”。其实，我对浒墅关“三里亭”这一著名景点并不清楚，更不太明白其前世今生。

我对三里亭的认识，没有停留在纸面上。在我们学校的后面有一个古朴的亭子，亭名叫“书韵亭”，亭子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单檐歇山式花岗岩石亭，书韵亭三个字和楹联都是用金文镌刻而成的阴文，涂上绿色的漆。上联为“绿水青山常在目”，下联为“清风明月不须钱”，字体雄浑典雅而又不失严谨端正，意境深远而超脱。亭子的四角是四根方方正正的大理石柱，其中一根柱子上刻着“民国二十二年十月”的字样，算下来是公元1933年，这座亭子在风风雨雨中矗立了88年了，怎不让人肃然起敬。亭子的顶部排列整齐的四块长条石上生着很多绿苔，那是经年累月雨淋之后的结果，远看去，亭子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那绿苔应该就是他额头的一条条皱纹吧。亭顶四角翘起，从正面看起来，极似古代秀才所戴的方巾，冥冥之中是对学生们的一种祝愿吧！

有老师说这座亭子是仿照三里亭，以1∶1的比例建造的。我这才把校报上“三里亭”和这座实体的“书韵亭”结合起来，进而遥望那在运河彼岸的实体三里亭。

三里亭无法常去，书韵亭却就在眼前。亭里东西相对的是两块长约1.50米，宽约50厘米的大理石条石，条石下面还有两根立柱，用水泥砌成，既起到支撑亭子主体结构的作用，也可以供人休息。南北方向也是条石砌成的石凳，但是很巧妙地在中间留出约60～70厘米的地方，这是设计者考虑到游人进出的方便。虽然跨越只有几十厘米高度的条石对游人而言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建造者还是很人性化地设计了出入通道。因为周围长着很多的落叶乔木，所以到了秋冬时节，亭子里面、四周都落满了枯黄的树叶，踩在上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惹人生出无尽的遐思。书韵亭的后面就是交叉错杂的藤萝形成的一面墙，春日，那些姹紫嫣红的鲜花点缀于绿藤中间，远看去仿若一幅山水画，近看去又像一匹流光溢彩的绸缎。亭子的前面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蜿蜒的小路，学生三三两两从那里经过，有夹着书本的，有嬉笑打闹的，有哼着歌、蹦蹦跳跳的，他们成了亭子前面一道流动的风景。我时常捧一杯香茗，坐于亭中，目视远方，品味对联“绿水青山常在目，清风明月不须钱”的真谛。“清风明月”自是常常有，但是“绿水青山”似乎离亭子很遥远，不能常在目，这能不能算是一个遗憾呢？然而，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地从面前经过，耳听得身后的教学楼里传出琅琅的读书声时，我瞬间释然了，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绿水青山”吗？是啊！人生最美的风景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心里有万水千山，眼前自然便是绝胜之地。这人间士子的半亩方塘难道不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书韵亭固然是美的，但毕竟它不是真的三里亭，我对三里亭的向往使我想更真切地了解它。在了解之前，我认为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亭子而已，最多年代久远罢了。但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亭子并不普通。

三里亭，它的前世应该叫“于止亭”，“于止”取自《诗经》中的“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意思是“到应该归宿之处，便知道那是自己的归宿地。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孔子借禽鸟讲的是人应该要知道 节制、限度的道理。“于止亭”应该也是这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表示这个亭子是给老百姓们憩息的，另一方面借这个来告诫那些为名为利而终日奔走的人们，有劝世之意。亭子是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由当地一位名叫陈玉林的乡绅捐资建造。因为亭子所在的区域正是在运河边一个渡口的范围内，渡口西起浒墅关上塘共和村，东至下塘保丰村，渡距60米。所以这个亭子还有一个主要作用是为运河上的纤夫和来来往往的渡客提供歇脚之所。

后来这个亭子在清同治年间，由众人筹钱重建，重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人为了感恩时任苏州知府的蒯（kuǎi）子范，所以亭名就由“于止亭”改为“蒯公亭”。因浒墅关署到此为三里，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三里亭”，沿用至今。而相应的渡口也被称之为“三里亭渡口”，虽然“三里亭”是后建的，但是因为它的前生后世有些名声，所以渡口也就随这个名字了。这件事在清代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也有记载：“比去任，邑人怀其恩，建亭于浒墅关，名曰‘蒯公亭’。”

蒯子范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会得到苏州老百姓如此肯定呢？文中如此评价：“顾于小民则恋爱如家人，民亦父母视之，不称其官，而称之曰‘蒯三爷’。”意思是说蒯子范虽然贵为知府，但是他对普通老百姓的关爱如同家人，老百姓也把他当作父母一般看待。这一点从称呼上也可以看出，百姓称呼他不是老爷也不是大人，而是“蒯三爷”，这是把蒯子范当成自己家里的长辈了，还有比这个称呼更能体现蒯子范在苏州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了吗？大概很少了。

《庸闲斋笔记》里记载了蒯子范很多事迹，诸如作为小县令，却被称为强项令。因为公事和按察使据理力争，知府出面也不为所动等。他最擅长的是判决诉讼案件，作者陈其元据说也是个中高手，但是也对蒯子范尤为佩服，甚至谦称自己是不如蒯子范的，陈其元说蒯子范在堂上现场写判词，判词还文采斐然，连当时国外报纸都有引用他的判词。蒯子范治理苏州4年，判了800多件案子，老百姓竟然都满意，有人甚至把他的事件编成歌谣传唱。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年江北发大水，3万多人受灾，蒯子范向上级请求，把这3万多人分散到各县留养。其间有人为生活所迫而做了盗窃之事，蒯子范设了机构给他们提供衣食，使他们学成一门手艺，学成之后才让他们回家。这一举措在当时真可谓是拯救万民于水火啊，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清史稿·蒯子范列传》里还提到一件和浒墅关有关的事情，说的是蒯子范为驻扎在浒墅关的军营筹措了刍秣费，也就是马料的费用，而这个费用本来应该是当地的百姓上交的，现在永久免除，这让浒墅关的百姓感到异常高兴。另外浒墅关邻近的乡镇望亭，也得到他的恩惠，他修了望亭塘，建了28座桥，为来往的行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是不是乡亲们众筹建亭的直接原因，也许是，也许不仅于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浒墅关极其幸运地用一座普通的亭子，把蒯子范的功绩留在了大运河畔，供后人缅怀。当然蒯子范也是幸运的，毕竟能够不朽，万世传颂，这样的美誉，谁不想呢？但古往今来多少人渴望不朽，又有几人做到呢？三里亭告訴人们只有那些真正甘愿以身祭民者方能成就这份功德。

经过查阅一些资料，我对“三里亭”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了，原先那对我而言很虚无的“三里亭”，现在似乎变得有血有肉、触手可及，我甚至在心灵上可以感受到它的悸动了！

第一次看到三里亭却只是那远远的一瞥，还隔着一条运河，那天我开着车等红绿灯，无意间朝向河对岸看去，一个隐约于树木楼宇间的亭子以那似曾相识的身影猛然撞进我的心田。那一瞬间运河水仿佛澎湃在我胸间、脑海里，我想那就是我一直想见未见的“三里亭”了。绿灯亮了，我驱车回到家，凭印象判断那个位置靠近维德木业，打开电脑一查果然如此，三里亭竟然在维德木业厂区里面。网上有帖子写一位博主特意到里面寻找三里亭的过程。因为要到别人的厂区，还要通过门卫，我暂时打消了瞻仰三里亭的念头，那起初欣喜的劲头也渐渐消失。不过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也有像我一样喜欢探幽寻胜的同道中人，这也算是一点安慰吧。以后每次从那条路上经过的时候，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朝那个位置看，那犹如藏于深闺中的“三里亭”，便时而模糊时而清晰地呈现在我视线处。那亭子依稀位于一个小岛之中，仍然靠近运河，但现在这个位置其实已经发生变化。1987年，因运河拓宽，三里亭向西移迁了50米。1997年4月23日，因民工在亭内烧废料，花岗石脆裂倒塌，翌年春按原样重建。这应该是“三里亭”第三次重建了。沧海桑田，历史的车轮碾碎的东西太多太多，但幸运的是在岁月的风沙中，“三里亭”仍然保留着。

“三里亭”仍然是我梦中的一个结，因为至今我仍然未能一睹芳容。它只是一个小小的亭子，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成功地勾起我对它的爱恋，而这个爱恋却似乎只是单相思，因为我直到现在都无缘站到它的身边，抒一抒自己的相思之情。

有一天，我发现它的倩影竟然不在对岸原先的位置了。我以为我看错了，因为那一带近两年变化确实比较大，建起了两座学校，维德木业已经拆了一大半，只剩下几幢办公楼。空中更有一条有轨电车横跨。运河岸边也建起一条宛如玉带般的健身跑道。我当即掉转车头驱车前往对岸，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空地，许多老百姓在里面种植了蔬菜，那些蔬菜在初冬的风中摇晃着身子，煞是可爱。我扫视这一块荒地，没有发现“三里亭”，再远处便是居民楼了，更不太可能有了。我确信“三里亭”一定已经再次迁移了，我沿着已是干净笔直的柏油马路的董公堤驱车前行。冥冥之中，我觉得“三里亭”不会迁移太远。

当驱车经过文昌桥下时，有一瞬间，我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因我看到在前面路的左侧露出了亭的顶部，我用力一踩油门，车子很快便在路的尽头处停下，有一个亭子安静地矗立于路边一块低于路平面的环形区域里。我拿起手机下了车，边走边拍照片，仿佛怕它会突然不辞而别。当我走到入口时，我停下了脚步，因为亭子矗立于一个一人多高的凹穴里，所以我差不多可以平视它了。我闭上眼，陷入一种冥想之中，运河的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和衣襟。这是一个冬日的傍晚，四周一片混沌。远处文昌桥上车来车往，但是那里的热闹和这里的冷清却是截然的两个世界。我长吸一口气，这是我一直希望见到的古迹，它曾经在我的梦中是那么美好，然而当它就这样静悄悄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心莫名地忐忑不安起来。

我沿着那台阶拾级下行，到了底部便从近处观瞻这久慕的“三里亭”了。在亭子的左下角有一块新的长方体石碑，碑上正面用阴文刻的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三里亭，苏州市人民政府一九八六年三月公布，二〇二〇年十月立。”碑的背面是对三里亭的介绍：“三里亭采用花岗石砌成，顶为单檐歇山式，坐西面东，面阔3.5米，进深3.8米。亭有四柱，平面呈方形，边长44厘米，四面皆有踏步。”亭东临运河面上刻有“三里亭”匾额，左右柱上刻有“桥垂柳荫，名继苏公”“亭爱棠甘，人心召伯”楹联，另有“同治元年”字样。我还看到在亭子的右侧也有一块石碑，也是刻的“三里亭”的字样，也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一看这块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应该是以前立的一块石碑吧。

我再转到临河的一侧，果然看到碑中所提到的题额：“三里亭”三个古朴凝重的隶书依然那么清晰地镌刻于门楣之间。遥望着古老而又生生不息的运河，那一瞬间我觉得这是两个相互凝望了千年的灵魂，它们曾经相互携手、相互关怀。当年那些在运河岸边拉纤的纤夫们，他们是运河力量的牵引，也是运河生命力的彰显，这些打着号子的穷苦百姓们，他们疲惫之余在三里亭中吸一袋旱烟，眯一会儿，然后继续把命运的绳套在肩上，把身体压成和地面平行，负重前行。岁月荏苒，运河仍然焕发着生机，而且那套在纤夫肩上的纤绳已经变成轰鸣的马达，正带动着一个民族呼啸着前行，而三里亭却只能寂寞地站立运河一畔，仅以古迹的身份作为唯一存在的理由。我甩一甩头仿佛要甩去这些胡思乱想。继续看着楹联，上联中的“棠甘”指梨树，“召伯”指“布德政之人”，当年周文王的庶子召伯辅佐成王时，外出巡视在棠树下休息，有人向他诉讼，召公当即进行判断处理。他这种爱民行为深受人们爱戴，过后，人们看到这棵棠梨树就好像看到召伯，把这棵树看成是召伯的象征，这里的上联便出自这个典故。下联之“苏公”指的是苏东坡。上下联大意是：树中最爱的是可产甘甜可口之梨的梨树，人最思念的是布施德政的召伯，桥边垂下柳荫一片，筑堤的几位关官可谓名接东坡。联语颂扬了为民谋福的几位地方官员。从这个意思看，碑文中的“人心召伯”应该是笔误，实际上是“人思召伯”。如果结合之前提到的蒯子范，那么这个小小的“三里亭”楹联，集周朝的贤人召伯，宋代大儒苏东坡，明代修建董公堤的董子策、董汉儒、张铨三位地方官和清代的蒯子范于一身。它确实可以傲然挺立于这天地间了，它也应该成为运河文化精髓的代表之一。那些为苍生谋福利的贤者们，他们的精魂注入这一方天地，注于这石柱之中，凝练成一道守护运河的无形的屏障。

我坐在那石栏杆上，细细观察这真正的“三里亭”，发现它和我学校的“书韵亭”相比较，要沧桑衰老得多，形虽似，神却远。毕竟88年和285年相比较，多出的这近200年，足以在那坚硬的花岗石上留下太多岁月的烙印了。这“三里亭”历经重建、迁移，它是大运河变迁的见证者，也是运河文化的承载者。从这个角度看，“书韵亭”只能向它行膜拜之礼。我抚摸着那沟壑纵横的石柱，仿佛触摸的是一道道岁月的年轮，那里每个凹坑都是一条历史的刻痕，我的手抚着那粗粝的条石，仿佛感受到一个蛰伏数百年的灵魂的气息，它在应和我的呼吸，它在应和我的脉搏，它在应和我的心跳。这是为什么呢？也许它有太多的话想要诉说;也许它仍然希望为行人遮一遮风，挡一挡雨;也许它希望身上承载的道德力量能够被解读而散播为天地浩然正气;也许，也许它只是太寂寞了，希望有个人能够懂它。如果是这样，那么對岸即将成为景点的“书韵亭”能否给它些许慰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