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雁 王静文 祝合良

摘要：在明确界定流通业集约化水平衡量指标的基础上，以2000—2017年为考察期，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2001—2017年中国流通业在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历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而计算2002—2017年中国流通业的集约度，探究该时期中国流通业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从全国层面来看，除两个阶段波动较大以外，中国流通业集约化水平在考察期内始终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说明中国流通业正在稳步推进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流通业集约化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非常显著，中部地区的集约化程度增长最快，西部次之，东部最慢。在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小的情况下，东部地区集约化程度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投入对流通业发展的相对贡献明显高于另外两个地区，这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流通业地区层面要素投入的巨大差异。我国应该从构建健全的现代流通体系出发，着力打破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配置的体系壁垒，实现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借力技术革命，重构流通组织结构；各地因地制宜，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流通市场环境，鼓励创新流通业态。

关键词：流通业；集约化；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1）05-0019-1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推动济南市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JNSK20B21）

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中国目前已经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时期，以投资动能为代表的旧动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不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亟须挖掘新动能驱动未来经济发展，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大量新型流通业态迅猛发展，逐渐占据主流市场，在竞争方式、商业模式、评价视角、激励机制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已普遍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在生产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早期发展阶段，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的绝对增长就可以实现产出的扩大；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生产要素成本红利将逐渐消失，以生产要素投入作为主要驱动力的粗放式增长的潜力将消失殆尽，增长动力必然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方向转变。当前，中国流通产业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 3 ]。2021年1月，商务部明确围绕“一个战略，两个升级，三个融合”（一个战略即流通先导战略，两个升级即流通和消费升级，三个融合即商产融合、城乡融合、内外贸融合）编制《国内贸易流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将创新作为流通先导战略的原发动力，流通业集约化是流通先导战略的根本支撑。系统研究中国流通业集约化问题，既是推动流通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对流通业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

近年来，流通业集约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产生了一系列丰硕研究成果。加尔贝里尼（Garbellini）等[ 4 ]利用全球投入产出框架对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2012年欧元区经济危机进行分析，发现对各经济体从危机中复苏起着关键作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流通业的最终需求效应。柏蓓卡（Bobeica）等[ 5 ]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11个欧元区国家的内贸流通与外贸流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内贸流通与外贸流通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对称替代效应，这一发现有助于指导一国政府采用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来扩大该国贸易的总体规模。拉加科斯（Lagakos）[ 6 ]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味采用先进技术并不一定会提高该国的福利水平，因为这些国家在采用先进技术时会产生更多的技术摩擦，导致较大规模的效率损失，发展中国家在流通业发展过程中有必要结合自身发展阶段选择更合理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生产技术。陈耀庭等[ 7 ]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选取流通费用率、流通成本、生产者分得比率、利润率等指标对4种不同流通模式的流通效率进行实证测算，发现超市模式的流通效率在利润率指标方面是最好的，而自销模式的流通效率在流通费用率、流通成本、生产者分得比率等3项指标上为最优。王晓东和王诗桪[ 8 ]采用改进的Tobit模型和两阶段DEA模型探讨了流通规模、渠道长度、信息化水平、连锁化水平、政府参与、物流基础设施水平等6个变量对流通效率的影响，认为流通渠道长度、信息化水平、物流基础设施水平、政府参与程度等4个变量对流通效率均有显著性影响，而连锁化水平和流通规模对于流通效率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杨龙志等[ 9 ]从最优匹配视角出发对国民经济中各产业的匹配比例进行分析，指出除流通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在匹配比例方面普遍存在着结构性的产能过剩问题，而流通业恰恰相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能不足问题，还没有达到最优的匹配比例。新时代内贸流通的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流通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流通服务日益定制化、流通过程趋向绿色化以及流通业的跨界融合发展[ 10-11 ]。董千里[ 12 ]从产业联动视角提出，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应该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联动中实现。同时，在流通业集约化过程中，要形成制度支撑优势，建立符合商品内贸流通新要求的管理体制，防止出现制度短缺、制度供给和市场需求严重不匹配等问题[ 13 ]。

本文在明确定义流通业集约度的基础上，将2000—2017年作为考察期，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中国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测度中国流通业的集约度，并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中国流通业集约化水平的建议。

（一）流通业集约度的定义

按照增长动力，可以将增长方式分为两种：一是外延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驱动；二是内涵式集约化经济增长方式，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推动。集约度是衡量某个经济体或某个产业集约化程度的指标，与该经济体或产业增长方式直接相关，该指标数值高低直接体现了该经济体或产业是集约化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增长方式。早期研究中学者们普遍采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方式[ 14-15 ]，但该指标对生产率的衡量主要是基于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效率，而不能直接反映增长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是准确衡量全部生产要素对于增长的相对贡献，而不应单纯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因此应该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率作为衡量增长方式的关键指标[ 16 ]。具体到流通业，简单依赖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增加值增长的绝对贡献无法判断流通业属于何种类型的增长方式。例如，一国流通业增加值的总体增长率为10%，其中生产要素投入的绝对贡献率为7%，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贡献为3%；另一国流通业增加值的总体增长率为5%，其中生产要素投入的绝对贡献率为2%，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率为3%。我们并不能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率来确定一国流通业的增长方式，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率相同情况下，生产要素投入的相对贡献决定該国流通业是属于集约化增长还是粗放型增长，显然上述例子中第二个国家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远大于第一个国家，其增长更倾向于集约化增长方式，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现实。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拥有更高的增长率，但这种高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拉动的粗放型增长，而发达国家增长率相对较低，但属于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拉动的集约化增长方式。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将某一经济体或产业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比例对总产出变化比例的相对贡献程度定义为集约度。集约度θ的表达式为：

可以进一步将流通业的集约度明确为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相对于流通业增加值的相对变化比例的比值。根据公式，流通业集约度主要由流通业增加值和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指标决定，其中流通业增加值可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和各地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进行不变价格转换计算获得，因此测算中国流通业集约化程度的主要工作是测算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再结合流通业增加值计算流通业集约度。本文采用当前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

（二）数据说明

中国自2000年以来才有比较全面系统且连续的流通业相关统计数据，而流通业集约度的计算至少需要两年的数据，为确保数据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本文将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时间设定为2000—2017年，流通业集约度的考察时间为2001—2017年。本文考察期之所以截至2017年，主要是由于本文所使用的一个关键性基础数据“固定资产投资”只能获取截至2017年的数据，该指标是本文计算资本投入的核心指标之一，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集约度的测算结果。该指标是对“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数据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历年现价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价格平减之后得到的。2018年之后的中国统计年鉴未再对该数据进行系统性统计。另外，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流通业相关数据缺失问题较为严重，本文未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最终本文的研究范围确定为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外的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1.流通业产出

一般而言，通常采用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得到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而产业增长的衡量指标为产业增加值，本文沿用此惯例，将流通业增加值作为流通业产出的指标。有学者指出，中国数据统计工作中长期以来更重视直接参与商品生产的相关产业数据，而对于间接参与商品生产的其他产业的重视程度较低，导致这些产业统计数据的低估和漏算等问题[ 17 ]。通过对比历年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和经过调整后的数据，统计偏差问题在本文所选取的考察时间内并不明显，无须额外调整。同时，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将2000年作为基年，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对历年基础数据进行平减，最终得到以2000年不变价格为基础的2000—2017年流通业增加值。

2.劳动投入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劳动投入是劳动效率和劳动数量相结合的投入要素，包括劳动投入的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然而，在实际统计数据中找不到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综合指标，尤其是缺乏衡量劳动效率的具体指标。李晓慧[ 18 ]指出，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可以将劳动者报酬视为体现劳动投入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贡献的综合指标。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体制下劳动者报酬并不能真实反映劳动投入情况。如果剔除劳动效率而仅考虑劳动数量，更准确反映劳动数量的指标应该是劳动者的总劳动时间，但现有各项统计资料中均未有总劳动时间的统计数据。因此，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普遍选择流通业的从业人员数这一指标作为劳动投入指标，本文沿用该种做法。

3.资本投入

由上可知，资本存量的计算需要用到当年投资、折旧率、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和基期资本存量等数据，对这些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分别做如下说明。

（1）基期资本存量。各类统计数据中均没有资本存量的数据，通常采用估算方法得出基期资本存量。估算基期资本存量的方法有两种：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方法[ 19 ]和生产性积累估算方法[ 20 ]。与生产性积累估算方法相比，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方法能够全面考虑投资、折旧率和资本存量等多种因素，估算结果更合理，因此本文选择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方法。本文使用的以2000年为基期的资本存量是根据李晓慧[ 18 ]1993年基期资本存量数据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減指数、折旧率、行业增加值比例等数据得出。

（2）资本折旧率。在根据永续盘存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时，不同学者对折旧率的定义和认识差别较大，所使用的折旧率差异也较大，3%、5%、10%的折旧率都被不同学者使用过。通过对比总结，大多数文献在计算资本存量时采用5%折旧率，本文沿用该数值。

（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在各类统计数据中既没有全国层面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的相关数据，更没有省级层面的数据。与本文研究所需要用到的省级层面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最相近的指数是省级层面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中国政府各级统计部门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将省级层面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经过平减之后换算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

（4）当年投资。在相关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当年投资的指代指标，本文依然如此。此外，为确保数据的可比性和一致性，本文将2000年作为基期，通过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平减指数对2000—2017年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计算，最终得到以2000年为基期的2000—2017年流通业不变价格固定资产投资。

选取中国30个省份2000—2017年省级层面流通业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运用DEAP2.1软件计算出2001—2017年中国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算术平均计算全国数据和地区数据。

（一）2001—2017年中国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

表1是基于DEA-Malquist指数分析方法，选取2001—2017年中国流通业省级层面数据得到的历年全国层面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及其相对应的分解指标。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来看，在17年的考察期内，中国流通业有14个年份（除2001年、2002年、2013年外）的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大于1，历年平均值为1.032，也就是说，中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2%，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增长的贡献保持着平稳的增长态势；其次，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只有7个年份的技术效率指数超过1（表示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是正的贡献），而多达12个年份的技术进步指数超过1（表示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是正的贡献），且从绝对数值来看，技术效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2%，而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率为3.4%，可见技术进步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效率指数反映不同时期实际产出水平与最优产出水平之间差异变化的比值，技术进步指数反映不同时期最优产出水平变化的比值）；再次，将技术效率指数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进行分析可知，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1的年份有6个，规模效率指数高于1的年份有8个，从绝对数值上看，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均为-0.1%，即它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贡献均为负。

在考察期内，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增长起到促进作用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不仅没有发挥正向促进作用反而产生了一定的反向阻碍。中国流通业在对新技术进行运用时效率偏低，反而削弱了技术进步的正向影响。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中，技术效率是由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两方面共同构成的，其中，规模效率主要考察企业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纯技术效率主要反映技术、管理、组织结构等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年均数值均小于1，意味着在考察期内中国流通业在规模、技术、组织结构、管理等方面均存在着一定问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流通组织结构未能根据环境变化做出有效调整，不匹配技术革命导致的全新经济环境变化；二是流通业内部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主体依然是众多中小型流通企业，这些企业在信息、资金、技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制约，延长了技术进步在流通业内部的渗透时间；三是中国流通业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亟须在新时代技术革命冲击下产生新观念，引导并管理流通业的高质量发展；四是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依然遵循着传统流通发展思维和局部思维，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和全局性思考，各地流通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

（二）2001—2017年中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特征

按照经济相近性和地区分布情况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福建、河北、辽宁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南、安徽、山西、江西、湖南和湖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广西、云南、陕西、甘肃、新疆、内蒙古、青海和宁夏。

表2数据可见，在考察期内，中国各省份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均为正值，但省际差异较大，河北省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最高，上海市最低，两者相差5.8个百分点，两个省份累积增长差异超过两倍。在2001—2017年，中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1.040，有15个省份的均值超过全国均值，其中，东部地区最多，有8个省份；西部地区紧随其后，有6个省份；中部地区只有1个省份的均值超过全国均值。从地区层面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值来看，东部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4.5%，其中，天津、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山东、广东7省份年均增长率高于东部平均增长率；西部次之，平均增长率为4.0%，西部地区中年均增长率高于该地区均值的省份有内蒙古、广西、四川、云南、宁夏、新疆6个省份；中部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值率平均值最低，平均增长率仅有3.4%，年均增长率高于该地区平均值的省份仅有吉林、安徽、湖南3个省份。从各省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各省流通业的技术进步指数均高于技术效率指数，且所有省份的技术进步指数均大于1，而多达17个省份的技术效率指数小于1，这意味着技术进步对各省流通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远高于技术效率。西部地区流通业的规模效率指数在三个地区中最高，说明该地区流通业在管理技术、组织结构等方面都要好于另外两个地区。

中国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无论是在省级层面还是地区层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这也反映了流通业区域发展、流通业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水平应用等方面的差异。东部地区流通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最高，但技术效率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并不突出，说明东部地区流通业的发展主要靠经济发达所伴生的技术进步推动，而在组织结构、要素配置、规模经济、技术效率等方面仍存在着明显短板。中部地区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但其技術进步指数与西部地区持平，全要素生产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其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指数过低。西部地区是唯一的一个规模效率指数均值大于1的地区，说明西部地区流通业能够在有限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实现流通业规模与其现有流通业基础设施和技术条件的有机结合，进而带动该地区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为保持数据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流通业增加值数据与上一部分采用同样的方法处理，即对历年流通业增加值按照以2000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平减指数进行平减转换之后得到以2000年为基期的流通业增加值。结合上一部分得到的中国各省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按不变价格进行处理后的历年各省流通业增加值，可以计算得到2002—2017年中国整体、区域以及各省市区的流通业集约度。

（一）2002—2017年地区层面的流通业集约度分析

表3列出了2002—2017年全国以及分地区流通业集约度的测算结果。在考察期内，中国整体的流通业集约度以年均9.4%的增长率高速增长。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流通业集约度的地区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流通业集约度的年均增长率最低，为7.3%，中部地区最高，为13.1%，西部地区为8.9%，东部地区流通业集约度的年均增长率仅略高于中部地区年均增长率的一半。为什么东部发达地区的流通业集约度年均增长率反而最低呢？这与通常认为的东部流通业发达的基本认知似乎相背离，实质上两者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待问题。如果从流通业增加值总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绝对数值来看，东部肯定有明显的优势，但本文所考察的流通业集约度并不是通过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来衡量，而是衡量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流通业发展的相对贡献。如前文所述，如果仅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很容易忽略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对流通业发展的相对贡献，无法真实反映流通业集约化程度的变化。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下，东部地区集约化程度的年均增长率反而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在流通业发展的所有影响因素中，东部地区流通业发展中生产要素的相对贡献大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即东部地区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发展的绝对贡献大，但其生产要素的绝对贡献更大，这也直观反映出中西部地区在流通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方面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在考察期内，无论是中国整体层面还是地区层面，流通业集约度的走势总体上保持着平稳上升的态势，但全国层面有两个阶段波动较大。第一个阶段是2008年流通业集约度负增长，这主要是2008年经济危机较大程度的短期冲击所导致的。另一个阶段是2012—2016年，特别是2013—2015年整体波动幅度超过400%，各地区流通业集约度也呈现出剧烈波动的特征，如中部地区波动幅度高达500%以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技术革命在该时期深度渗透并变革了整个流通业，产生了众多引领时代的流通新业态，进而导致流通业内部发生整体性的重构和再调整；二是该时期中国的消费由快消费向慢消费转型，整体消费结构发生了深度调整；三是中国经济整体上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期，整体经济三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态势明显，对各产业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二）2002—2017年中国流通业集约度的空间特征分析

從表4可以发现，除北京、天津、广东和海南外的26个省份的流通业集约度在考察期内的均值均为正值，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省份流通业集约度都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但在省级层面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差异性，流通业集约度均值最高的湖南省比最低的广东省高出59个百分点。流通业集约度均值为负值的4个省份均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且其流通业无论是总量数据还是人均数据均位于全国前列，而在考察期内其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未明显低于全国均值水平（除北京略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三省均高于全国均值），这说明上述省份集约度负增长的根源并非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流通业发展的绝对贡献低，而是相对贡献偏低。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上述4省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以及相伴而生强大的生产要素虹吸效应，能够吸纳更多的生产要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但生产要素对流通业发展的绝对贡献增加反过来会挤压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贡献，进而通过挤出效应拉低上述4省份的流通业集约度。

从集约度均值排名来看，在排名前10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有7个省份，排名第一的是位于中部的湖南省，排名最后的4个省份全部位于东部，总体上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集约度均值略高于东部发达地区。根据中国各省流通业集约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各省份流通业的总体发展和其集约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背离，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导致的。首先，在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贡献差异较小的情况下，决定各地区流通业集约度差异的关键是生产要素对流通业发展的相对贡献，由表5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流通业在资本存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说明东部地区凭借明显的经济发展优势，对资本和人才等核心资源具有强大吸引力，最终造成各地区要素投入的巨大差异，而且这种虹吸效应有进一步加大的态势。其次，在流通业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经过近十几年发展，尽管中西部地区流通业基础设施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明显改善，能够保障流通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其对流通业发展的制约性越来越低，反而是基础设施短板的弥补能够更大程度促进流通业的发展，进而形成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最后，从技术革新视角来看，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冲击下，特别是近十余年，流通业呈现出非常强的技术外溢效应，流通业原有的技术壁垒逐渐被打破，各个地区之间的技术差异越来越小，技术渗透的时间滞后性也大幅度缩短，东部地区流通业发展的技术优势不断弱化。

（一）结论

本文以2000—2017年为考察期，实证测算了中国流通业全国层面、地区层面和省级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集约度，分析了中国流通业集约化的整体发展趋势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除两个阶段波动较大外，中国流通业集约化水平在考察期内始终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中国流通业正在稳步推进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化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地区层面来看，在考察期内，中部地区的集约化程度增长最快，西部次之，东部最慢，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地区生产要素投入对流通业发展依然起着更加重要的相对作用，进而冲淡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流通业发展的贡献，而中部地区既能够较好地吸收东部地区的技术外溢，又比西部地区拥有更强的生产要素吸引力，因此其集约化水平增长最快；从省级层面来看，30个省份的流通业集约度的差异性非常明显，特别是东部发达省份凭借自身对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的强大吸引力，能够确保流通业生产要素的大规模持续性投入，但这也拉低了其流通业发展的集约化程度，同时也反映出流通业在整个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政策建议

一是构建现代流通体系，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果表明，流通业的生产要素投入在地区层面和省级层面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而东部地区要素投入的过度集中不仅限制了中西部地区流通业的发展规模，同时也抑制了本地区流通业集约化发展，其表面原因是资源错配，深层次原因是流通体系不健全。因此，应该首先从构建健全的现代流通体系出发，着力打破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配置的体系壁垒，实现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借力技术革命，重构流通组织结构。技术进步是近十几年中国流通业集约化程度提升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技术革命的影响已经渗透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只是变革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各个市场参与主体的思维方式，这客观上要求流通业的组织结构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才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发展需要。同时技术革命也为流通组织结构的重构提供了契机，流通业的去中间化、再中间化①[ 21 ]以及线上线下的融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下更加容易实现。

三是因地制宜，加强流通基础设施建设。经过近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流通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上取得突出成效，然而地区差异和结构差异仍然很大，应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从不同方面加强流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该把流通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弥补传统流通基础设施短板方面，而东部地区的传统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应该将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聚焦于搭建流通互联网共享平台、智慧物联体系、流通大数据信息交互系统等新型流通业基础设施方面。

四是改善流通市场环境，鼓励创新流通新业态。与传统流通业态相比，流通新业态能够更好地契合新的时代背景、市场环境和技术特征，是保持流通业市场活力的主体，同时也是推动流通业集约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應该综合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力量共同培育并维护流通新业态。政府应该对流通新业态持开放包容态度，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倾斜；社会应该积极参与流通业态的创新，给予流通业态创新充分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市场应该营造出积极接纳流通新业态的开放氛围，为流通业态的创新发展提供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创新基础。

注释：

①流通业的再中间化是指在流通业重构过程中，主导零售商通过渠道整合优势在流通过程中逐渐将自身职能由商品集散向资源聚合转变、由库存分担向关系调剂转变、由交换中介向智慧管理转变，最终演化出全新的智慧型方案制造商、平台型采购代理商、供应型虚拟生产商、虚拟型物流集成商等流通细分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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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程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nsification Level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WANG Ming-yan1，WANG Jing-wen2and ZHU He-liang3

（1.School of Economics，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Shandong，China；2.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ciences，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On the premise of defining the measurement index of intensive level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taking the year from 2000 to 2017 as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the authors calcul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by using the Malmquist index method based on DEA. The authors also measure the intensive leve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by combining the definition and formula of the intensive degree of circulation industry.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the intensive level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stable growth tren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eriod，and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steadily advanc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tensive growth to intensive growth.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the spatial difference of the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very significant，with the fastest growth in the central region，followed by the west，and the slowest in the East.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intensity of the eastern regio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that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 inpu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rculation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two regions，which also reflects the huge difference of factor input at the regional level of China’s circulation industry. We should，first，start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rfect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breakthrough the system barrier in distribu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realize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second，we should reconstruc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third，we should encourage different region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irculation infrastructure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local conditions；and fourth，we shoul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of circulation market，and encourage innovation in circulation business types.

Key words：circulation industry；intensification；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echnological pro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