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迦

王主任作为我的主治医生，已经三年了。

在遇见他之前，我先后问诊了其他医院的几位医生。相对他们的冷傲，他可算是十分亲切接地气。第一次咨询，他跟我说：“小姑娘，你这个年纪，肿瘤一般不会是恶性的，就算是恶性的，发现得早，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别害怕，我给你尽快安排手术。”因此，我对他印象颇好，之后的治疗方案全交由他做主。他说什么，我都说好。可能我也是他遇到最好说话的病人，他忍不住问我：“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说好？”我答：“你是医生，我是你的病人，当然听你的。”

某日复查，他给我开验血的单子，开完之后想起来，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一块巧克力。他说那不多，让我去验，有人问起来就说空腹。我点头说好，那一刻，我们瞬间结盟。

病理检查结果出来得很戏剧化。第一份病理报告说没有问题，于是我喜滋滋地跟猎头聊下一份工作的事，结果两日后又接到医院电话，说还有一份病理报告也出来了，是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让我去医院找王主任。

王主任在他常用的诊室。他所在的妇产医院当时管理秩序不算很好（现在好了），经常上一位患者还没看完，下一位就已经挤进诊室了。我进去看病时，几位阿姨也这样进来了，都是五六十歲的样子。王主任看着我，叹了口气说：“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恶性的……”身后的阿姨们顿时纷纷感慨：“天啊，这么年轻就……”王主任接着说：“好消息是没有扩散，选择放疗就可以了，不用化疗，不用担心掉头发。”阿姨们又齐齐感叹说：“真好真好，不严重就好……”那场面颇觉喜感。

每月至少开一次药，三个月一次复诊，如此频繁的接触，我和王主任迅速建立起“革命友情”。前两年，我去时偶尔会带些零食给他，清明的青团、平安夜的苹果、隆冬里的柿子饼，我想这是日常里人对人的一点甜。今年疫情来了，我便不再带吃的，问他口罩可够用，他说医院一天只发一个。我下次去就给他拿一些。

王主任年纪没有我父母大，但我妈每次见他都再三强调说我一个人在北京，平时父母不在身边，恨不得他把我当成自家孩子。妈妈说的当然是虚词，但也可见我这种情况，病人和主治医生的关系是紧密的，才会聊到这些。

他是态度谦和、说话又实在的医生，给人许多信任感，这对于病患和家属来说尤其重要。现在，我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每次排队看病时都会安抚其他病人，推销王主任。

朋友不明白，那么多选择，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妇产医院——因为那里，有一个与我有紧密关联的人啊。我去那里，倒像是去见一位老朋友。他问我好不好，我问他好不好。作为病人，我是否不适，作为医生，他是否辛苦。

手术之后，我休养了一段时间。他让我锻炼，说我体质太虚。我问他，伤口不怕扯到吗？他说不怕，扯不到伤口，该咋活动就咋活动吧，多活动。每次复查拿片子，他一边看一边说：“你恢复得很好，各项都很好。”我又说：“我有个肺部片子显示有问题。”他淡然地回答：“我肺部片子也有问题，这都不影响，不是什么病。”

他的那种态度，豁达又乐观，让人平添几分信心。真希望每一位病人都能因此得到安慰，在病痛中少一些担忧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