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情绪表达性研究

2021-01-18郭正梅

红豆教育 2021年30期

郭正梅

【摘要】为了探讨疫情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群体情绪表达性差异研究，采用情绪表达性量表（EES）对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群体共400名个体进行测试。结果两个群体的情绪表达性没有显著差异。但在青少年期组中，女生情绪表达性显著高于男性;在总体中，女性情绪表达性高于男性，男性有更多的情绪抑制。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群体作为未来和当下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的群体，对青年的情绪表达性现状的了解，符合培养新时代大学生成长的规律，促进良好的自我成长，有利于对其心理健康的开展。

【关键词】情绪表达性;情绪表达;情绪抑制

1.前言

1.1研究背景

情绪是心理过程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情绪的表达作为情绪研究的三个方面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1]有相关研究发现，情绪表达与身心健康、人际交往有着重要的影响。情绪表达是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内容，可以为言语交流做补充，传递更多信息。社交距离愈近，情绪表达抑制越少。[2]沟通的重要性不置可否，通过沟通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感受。而沟通需要情绪表达。研究发现青少年的情绪表达能力越强，就越擅于与同伴交往。[3]所以一个人的情绪表达能力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是存在的。

“心理问题是疫情的第二个战场。”自疫情发生以来，很多青少年的负面情绪来源于不稳定情绪。很多时候，为了符合情绪表达的社会规则，更好地适应人际交往，会抑制情绪的表达。情绪抑制在中国的文化中有较多的要求，相比西方国家，国内的表达程度较低些。“忍一时风平浪静”、“喜怒不形于色”、“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这些俗语都是我们平时挂在嘴边安慰或训诫别人的话。在中国文化情景中，研究情绪表达，对本土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完善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情绪方面，由于生活的改变、疫情期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及个体控制感下降等原因，在突发公共事件之中的社会情绪也会发生明显的状态性改变。这种改变的核心问题依然是由于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包括自身生活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自主行为的受限以及未来前景的模糊性。这些不确定性最直接也最容易产生的情绪反应，如果人处在刺激丰富而多元的环境背景下，则这些情绪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得到合理转移和释放;但如若个体生活情境单一、刺激不足，就更可能长时期沉浸于这一系列消极的情绪之中，导致情绪不断发酵、放大乃至扩散至其他人。当然，在突发事件背景下，人的社会情绪是复杂的，因此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群，灵活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情绪疏导工作。以此次疫情为例，其实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情况下，有较好的自我情绪调节能力，但也有一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情绪波动性高，特别是在接触到一些负面报道时更可能出现情绪波动状况，这就需要从宏观信息发布到微观社区援助多个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与社会支持。综上所述，对情绪表达的研究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1.2情绪表达性的概念

情绪表达性（emotional expressivity）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有学者给予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定义。如Kring，Smith&Neal（1994）认为情绪表达性是一種稳定表达情绪的个体差异性。而Gross等（1995）则认为是一个人通过行为来表现情绪刺激的程度。尚金梅也对此定义做了归纳总结：情绪表达性是反映个体在情绪表达上的稳定差异，通过个体典型行为测量来确定的一种人格特质。[3]

此外，情绪表达性的维度，情绪表达性量表（Kring，Smith和Neale）和伯克利情绪表达性问卷是当前测量情绪表达性的主要工具。Kring等人在编制量表的研究中认为情绪表达性是一个简单的从高到低的一维连续体。但王玉娜把情绪表达性量表划分为乐于表达和抑制表达两个维度[4]，而且得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认可。

1.3影响情绪表达性的因素

影响情绪表达性的因素研究，一般都很重视人口学因素。目前大多数对情绪表达性研究主要是用标准化的测量方式。如果只选用量表测量，那性别无疑是最好的一个变量。其次年龄等人口学因素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又一个较好的自变量。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因素变量则是民族。吕薇的相关研究表明，不同民族大学生对积极情绪表达和情绪强度的影响上虽没显著差异，但民族因素在消极情绪表达方面，不同民族对消极情绪表达确实存在差异[5]。而且这些人口学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情绪表达性。

情绪表达作为情绪表达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学者也用量表或问卷的方式研究，使得情绪表达领域的研究更多元化。首先是文化因素的影响，郭晓艳在采用情绪表达性量表做研究时，发现被试得分均小于国外原有的常模。[6]其次，年级也会对情绪表达存在影响。[7]研究发现一三年级和一五年级之间情绪表达规则认知水平（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一想重要发展任务，即情绪表达是否符合社会期望）具有显著性差异。还有研究发现性别因素和情绪的类型同样对情绪表达有影响。[8]女性往往比男性有更多的负性情绪表达，但正性情绪与性别却和情绪表达无显著差异。情境因素也是影响情绪表达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情境表现的行为则不同。

情绪抑制（emotional suppression）也是近年来被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情绪调节的的一个分支，也作为情绪表达的因子之一，再加上中国的“尚忍”情结，有一些研究者也比较重视这个主题。谢丽等人[9]认为情绪抑制是情绪行为和整个情绪反应系统的抑制，主观体验、生理唤起和情绪行为是主要内容。情绪抑制可以从生理学、自我报告和表达行为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其结果包括减少面部表情和提高心血管的激活程度（Roberts等，2008）。李静等人[10]认为情绪抑制是一种需要自我意识参与整个情绪过程的情绪调节方式。但不管各学者的定义是对表达的抑制或对行为和情绪反应系统的控制，都是有意识参与的情绪调节。从人格层面上看，李玲艳等人[11]认为有时情绪抑制还会和情绪压抑作为同义词相互替代，李艳玲同时也从意识层面区分出来，认为情绪抑制需要意识参与，而情绪压抑不需要意识参与。罗鸣鸣等人从情绪调节角度认为有无意识参与情绪调节转换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一个变化的连续体，只是意识的参与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罢了。[12]这样看来，习惯化了的情绪抑制可能自动化为情绪压抑。

2方法

2.1被试

根据林崇德对青年的划分，11、12岁至17、18岁的群体划分为青少年期，18至35岁群体划分为成年早期。共发放问卷400份，青少年期群体样本选自昆明卫生职业学院五年制大专学生150人，有效问卷106份，平均年龄为15.47±1.25;成年早期群体样本选自昆明卫生职业学院高职学生和教师（近五年来参加工作的青年老师和工作十年以上的中年老师）250人，有效问卷238份，年龄18-34岁（平均年龄为21.12±2.10）。

2.2研究工具

采用由Kring（1994）编制的情绪表达性量表。[1]量表采用6分级记分制（l=从不，6=总是），得分越高者表示越倾向于乐于表达情绪。

3结果

3.1不同年齡群体间情绪表达性比较

对群体间情绪表达性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不管是情绪表达性还是情绪抑制、情绪表达的得分群体差异均不显著。成年早期组表达抑制得分高于青少年期组得分;而情绪表达得分成年早期组只略微高于青少年期组。如表1.

与此同时，本研究样本的总体（t=-11.344，P<0.001）、女性群体（t=-8.368，P<0.001）、男性群体（t=-8.271，P<0.001）与国外大学生常模（总分=64.67±12.97;男性=61.15±12.69;女性=66.60±12.71）有显著性差异。见表2.

4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对情绪表达性影响不显著。与其他研究者分别对高中生或大学生年级差异对情绪表达差异性研究结果一致。[5]而虽然有研究发现儿童年龄或是年级会对情绪表达性有影响。[6]这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情绪表达性的较为稳定的个体差异。但对此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次，很多对年龄或年级有显著差异的研究都对情绪进行了分类，并发现对某种类型的情绪才会有年龄间的差异。在下一步研究中再进行探讨。在本研究中，成年早期组情绪抑制因子男女性别没有显著差异外，女性的情绪表达性和情绪表达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但在青少年期群体或是总体中，女性情绪表达性及两个因子得分都非常显著地高于男性的得分。罗鸣春等人也发现女性较男性有更多的忍耐。[14]当然，不管是青少年期群体在情绪抑制中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还是成年早期组的不显著差异，女性的情绪抑制得分均值都高于男性。

因此认为，情绪类型的划分同样可以解释性别对情绪抑制不显著的原因之一。当然也不排除性别对成年早期的群体开始不受影响了，达到较稳定状态的可能性。但这也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还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可能也使得女性与男性在抑制情绪方面趋于相同。女性心思细腻，可能对情绪有着更敏锐的感受性。这或许使得女性不管在情绪表达方面，还是情绪抑制水平兼高于男性。当然还需要进一步与情绪体验相结合来展开研究。

5结论

青少年期和成年早期两个群体在情绪表达性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总体中，女性情绪表达性和各因子得分显著高于男性青少年的群体中，其中女性情绪表达性、情绪表达、情绪抑制得分都显著高于男性得分;在疫情时期，疾病蔓延、居家隔离、在线教育、亲子冲突等事物或者行为会造成青少年产生沮丧、愤怒、焦虑、抑郁、恐惧、急躁、紧张等各异的负面情绪，对于青年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有可能造成短期或者长期甚至永久的影响，因而了解青年情绪表达性以便帮助学生在疫情后积极调整情绪，恢复心理平衡、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进身心健康。力求掌握现目前疫情条件下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情绪表达性的共性操作模式，探讨已有的教育模式如何能够更好的运用到心理教育及情绪管理中，引导高校在疫情后针对不同的情绪表达性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学会正面的看待高校内的情绪表达性模式，找准该模式下存在的优势、劣势及解决方法，开发有效的心理辅导及互助帮扶模式，使研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培养新时代大学生成长的规律，促进良好的自我成长。

参考文献：

[1]伯格，人格心理学[M]，2000.

[2]周婷，王登峰.情绪表达抑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1）：65-69.

[3]尚金梅.情境的社会属性对大学生情绪表达的影响[D].西南大学，2007.

[4]王玉娜.情绪表达量表[C].//全国心理学学术大会.2009.

[5]吕薇，王振宏等.不同民族大学生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与心境特点的调查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

[6]郭小艳.情绪表达性性别差异研究进展[J].河西学院学报，2007，23（6）：91-93.

[7]侯瑞鹤，俞国良.儿童情绪表达规则认知发展及其与焦虑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5，

[8]何庆欢，豆春霞，彭子文等.抑郁青少年快感缺失与情绪表达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9]谢莉，陶嵘，江光荣.情绪抑制和认知重评对BPD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0]李静，卢家楣.不同情绪调节方式对记忆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7，39（6）：1084–1092.

[11]李玲艳，朱熊兆.抑制与压抑——两种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