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所作，也有人说是《礼记》作者根据子思的原作适当编辑而成的，与《大学》《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中庸》共有三十三章，集中讲述性情与封建道德修养，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中庸》开篇就提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天命之谓性”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善良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修治。受中国文化熏陶的东亚国家日本，很多地方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相似之处，本文将探究“中庸之道”与日本的“暧昧”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接受。

一、“中庸之道”概述

（一）何为“中庸之道”

今天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在现代人心目中几乎成了迂腐、缺乏个性、走中间路线、不思进取的代名词，这其实是对“中庸”的误解。“中”有中间、中等的含义，但是它还有一层含义，即适中、适用、不偏不倚。很多人对其产生误解，一是错把“中”理解为第一种含义，二是对“庸”的理解不够透彻。“庸”的意思可能存在一些争议，《说文解字》中表示“庸，用也”，即用、讲;何晏集解中又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就是指平常。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这些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那么“中庸之道”就是指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来处事。

（二）开端

其实“中庸”这个概念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经孔子承上启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不同思想派别的推崇，甚至到了近现代也作为一种处事规范被中国人运用。

帝尧禅位于舜时就告诫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即告诉舜要真诚地执守中正之道。所以舜一生谦虚好问，喜欢探寻事物的根本，不偏离自己的主张，以适宜和恰到好处为准则来治国治民，成为一代贤明之主。《中庸》说道：“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以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意思就是，舜是一个大智慧之人，善于向人请教，善于观察分析，隐恶扬善，凡事不走极端，以中庸之道治理百姓，这就是舜能为舜的缘由。后来，中正之道的思想代代相传，到了大禹、商汤、文王、武王都以“允执其中”的原则为执政和行为准则。到了孔子，他把“中庸之道”作为最高道德准则所推崇，即“执两用中，过犹不及”。

（三）发展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子思作了《中庸》。《中庸》在唐宋年间受到热捧，唐李翱首推《中庸》以后至北宋，许多儒学大家都有独立研究《中庸》的书。后经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四书”。而“中庸之道”和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有共通之处。老子主张“守中”和“不争”，《道德经》中说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是不作贡献，不是缩头缩脑，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舍己为人，不自以为是，凡事谦让处下，不与人争是非，不争名夺利，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做到“大智若愚”、深藏不露，达到一种无过犹也无不及的状态，这与“中庸之道”不谋而合。

二、日本的“中庸之道”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有自己对“中庸之道”的理解，也在各个方面上践行着“中庸之道”。

日本第68、69任首相大平正芳执政时在政治、经济领域独树一帜，这得益于他对东方经典古典的透彻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在近40年的政治生涯中，大平正芳之所以有着优秀的政绩并对后世产生一定影响，和他的一套“椭圆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椭圆哲学”的概念是1938年1月，大平正芳在横滨税务署署长任上，在训辞中首次提出的。他说：“在课税问题上，既不能搞权力万能，也不能动辄就向纳税人妥协，而应贯彻不偏向任何一方的中正立场，这才是符合情理的课税方法。”“椭圆哲学”成为大平正芳处理一系列问题的基本原则。一切问题都应保持既平衡又紧张的状态，不能忘记椭圆的中心，不能失去平衡，这正体现了“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正之道。

三、日本的“暧昧”文化

儒学在公元5世纪时就已传入日本，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塑造和影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一种日本人相处和说话的方式，“暧昧”文化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下文将详细分析。

（一）“暧昧”

日本的“暧昧”文化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的“暧昧”就是指不把话说得太过清楚、明了，以一种婉转、含蓄的方式与人交流，使对话能够和睦地进行下去。这种与人相处的方式体现了他们的国民性和民族特性，要追溯这种“暧昧”文化的源头，就不得不提到日本人的民族核心精神之一——“和”。早在飞鸟时期，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第一条就提到了“以和为贵”，从此，“和”这个概念对日本人的思想就产生了极大影响，不给他人添麻烦、考虑对方的感受就成了日本人的处事原则。

（二）“以和为贵”

圣德太子深入研究中国儒家、佛教等思想文化后，引用中国儒家经典《尚书》《论语》《左传》《礼记》《孟子》等十余篇，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当时日本的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尤其是皇室与贵族的矛盾日益激化，圣德太子摄政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而制定的政治体制，因此，它的一些理念是与儒家思想不尽相同的。当时儒教传入日本时，日本并没有“和”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是圣德太子率先提出的且毫无争议。这个概念对于当时的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的统治阶级及日本国民都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十七条宪法》第一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里的“和”出自《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这里所主张的是和谐、和衷，协调两种以上不同的事物，达到和谐统一。由此可以说明，圣德太子所说的“和”与中国儒家思想里的“和”大体是一致的，都表示一种调和、和谐的状态。

四、“中庸之道”与“暧昧”文化

（一）“和”与“中”

前面提到，《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圣德太子在制定《十七条宪法》时学习并引用了《礼记》，那么说“中庸之道”思想也被融入这项政治体制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在《中庸》原篇中找到溯源。《礼记·中庸》中讲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发生，可以称之为“中”;喜怒哀乐的感情发生了，但都能适中且有节度，可以称之为“和”。中是天下最为根本的，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法度。达到了中和，天地就会各安其位，万物便生长发育了。这里的“中”指不过、节制，“和”同样指和谐、和睦。从这段话可以得出，只有先达到“中”的程度，才能达到“和”，“中”的最终目的就是“和”，中和一体才能达到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状态，两者是密不可分甚至是居于等同地位的。

（二）“中”与“暧昧”

再看日本的“暧昧”文化，日本人说话时很少直接拒绝或是反对，经常使用“すみません、それはちょっと……”（不好意思，实在是有些……）、“都合が悪いので……”（不太凑巧……）、“今日は用事があるが……”（今天有些要事……）这种委婉、含糊其词的说法，或是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不是这样吗？）、“……かもしれない”（可能……）、“……と思われる”（普遍认为……）等避免个人的主观论断。例如以下一段关于噪音的对话：

A：あのう、すみません。（那个，不好意思。）

B：はい、あの、なにか。（怎么了？）

A：あのう、もうしわけありませんが、あのう、ステレオですが、音が……。（不好意思，音响的声音有些……）

B：あ、聞こえますか。（啊，你那边听得见吗？）

A：ええ、すみません。じつは今、試験中なんです、それで……。（是的，不好意思啊，其實我现在有个考试，所以……）

B：あ、そうですか。すみません、気をつけます。（是这样啊，不好意思，我会注意的。）

在这段对话中，使用音响的B影响了正在学习的A，此时A采用委婉的前置表达，只是说到“音响的声音有些……”就结束了句子，将后面的内容省略。而后A又加了一句，表示自己最近在备考，需要安静的环境，这样就可以在不破坏双方和谐关系的前提下，委婉地表达自己的

请求和需要。

类似的对话经常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出现，都是通过把话说到折中、不绝对来照顾他人的心理，从而使对话能顺利地进行，达到和谐、和睦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无论从表现方式还是最终目的来看，“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和”的基本条件。要说“和”，一定离不开“中庸之道”。如果说圣德太子学习了《中庸》的思想，且由他提出的“和”对日本人的性格、处事方式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庸之道”同样可能对日本人产生了影响，才造就了他们现在的“暧昧”文化。

五、结语

出自儒家传统文化经典《中庸》的“中庸之道”，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方法，千百年来解决了许多统治阶级面临的难题，甚至东渡日本，对日本统治阶级的治国理政及国民性的塑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能在近现代，“中庸之道”被一些人诟病，在政治上被斥责为“中间路线”或过于保守，其本身也被很多人误解为平庸、缺乏个性、不思进取。但是作为流传已久的贤人的思想精华，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被人们所运用、实践，应以辩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张浩铭（1998-），男，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日汉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