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方兴未艾，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资深行业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形式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金融理财》杂志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一篇文章，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

第十篇 二十年残火

时光进入21世纪。新世纪的头两年，中国洋溢在新千年的安详与憧憬中。有一次利用午后的时光漫步帝都，从财政部所在的三里河附近，走到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西交民巷22号。这段距离不算近，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就到了中国人保公司的旧址——西交民巷22号。脚下的这段路其实具有一点象征意义，中国人保在20世纪50年代先是落户西交民巷，后搬迁至三里河，过了一些年又迁回西交民巷，办公地点的两处变化集中在1958年至1978年间，大略代表着中国保险业停业20年间。

蔚蓝的天空下，阳光灿烂。西交民巷22号院子，依然安静、平和、深沉，沐浴在夏日的余晖中，仿佛一位花甲老人静静地坐着那里，那深邃的眼神像是在回忆或是在慢慢唠叨。冲北的大门没有人来人往，热闹是别人的，这里只有静旎。偶尔路过的游客会探头往里面看看，似乎很想知道这个院子的故事。

这座位于“红色海洋”天安门广场西边紧邻的院落，当年在文革中也留下了深深地记忆。文革是中国人集体的记忆，是历史的一段癫狂，充满着痛苦不堪的往事。如今的互联网上，还可以找到不少关于那段日子的视频资料，有关于伟人的，也有平民百姓的，所有人的虔诚和狂热，是那些视频资料的鲜明标志，更是那段历史抹不去的水印。而院落中的中国保险业的唯一代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身处红色海洋的近邻，仅仅隔着一套马路，甚至在三楼以上的办公室都能从窗户中看到天安门广场和城楼，那里每天发生的一切都尽收眼底。因而中国人保为代表的中国保险业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始料未及的，那段历史呈现给后人的情节，甚至令人难以理解、匪夷所思、无法想象。

关于文革十年中国保险业的存在，资料甚少。近年来有志于此的高星、陈恳两位先生，著述颇丰，竟也没有太详尽的介绍。个中缘由，不难理解，那段时光，是中国保险业的至暗时刻，留给后人的描述几乎只可以概括为两个字“萎缩”。

萎缩的中国保险业，其实没有死掉。

余火仍在，星点闪烁。

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依然在发挥着。文革期间，我国保险业务几近停办，但人民银行决定留下9名业务骨干组成临时机构——“保险业务小组”，在这个9人小组努力下，中国人保涉外再保险业务得以有效传承。这委实是国家对外金融交流的几个有限渠道之一。据老人保回忆，因为处在快停运的状态，1968年中国人保保费收入只有761万，到了1969年，在保险公司也就是“9人小组”和各个分公司的坚持下，利润增至1508万，增长2倍多。到了1970年，实现利润2207万，增长3倍。

1974年，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耿道明在小组会上说：“我们1973年保险公司的利润是4000万人民币，相当于一个新建的北京饭店”。那个时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也就500人，500人一年赚4000万的利润，非常可观。由于做了分保，积极发展国外业务，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外汇紧张的情况下，当时财政部给保险行业一个特殊政策叫创汇奖，根据所创外汇数额发放奖金。当时中国人保每年都能拿创汇奖，这当然和20年期间保险业务的坚持特别是再保险的独特作用是分不开的。同时，再保险还是国家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桥梁。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1949年以后，这个席位一直被蒋介石集团占据着。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席位，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從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阿尔巴尼亚的再保险全都是中国人保接受。在1971或1972年，阿尔及利亚的分保业务受到英国保险市场的阻挠，无法分到国际市场上去，只能跑到中国来找中国人保，人保派出的专家组去和他们商谈，最后全部接受了他们国家的分保。

保险的业务和理论，依然得以传承。文革时期“9人小组”的工作很多，要挖防空洞、备战、拉练、学习，办业务的时间不多。当时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其中有一篇叫《哥达纲领批判》。九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刘恩正老人回忆，通过学习《哥达纲领批判》，现在还记得马克思在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首先要扣除消耗掉的物质资料以及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第二，要扣除用于预防自然灾害保险事故进行补偿的一部分保险基金；剩下以后才是不折不扣分给广大劳动人民的。因此，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保险费的支出是社会再生产成本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九人小组，和当时全国所剩无几的人保系统员工一样，仍然心心念念着保险，通过各种学习材料寻觅着保险经济学理论。也正是因为保险之火没有熄灭，1978年保险复业之后仅仅过了两年，全国性保险理论刊物《保险研究》就创刊了，这其实客观反映了停业20年后，保险从业者的事业激情再一次迸发出来，展现了保险实践和理论迅速复生的旺盛生命！

其实，保险停业20年，最难得的是促使中国保险业从艰难中，积淀下可贵的行业精神。这些精神在20年的萎缩中继续锤炼，在各种非议中不断升华，在遭受挟制中顽强突破，显示出了难以遏制的生命力。这些精神在20年后的保险复业、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等大好机遇面前，厚积薄发，展翅翱翔，推动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使命精神。历经磨难，劫波沉浮的中国保险业，自从踏上中国土地上，就与中华古老文化里面的诚信守诺、扶危济困、救死扶伤、雪中送炭、义气千秋密切结合。人们认识保险，如同感受古老文化里面的互济、互助、诚信、爱心、慈善，虽然两者之间有根本的道德道义和商业机制的差异，但是殊途同归的社会效果，为保险的深入人心奠定了广泛的社會基础。从广州谏当十三行到新中国成立，一代代保险人承担社会大义、博爱芸芸众生的追求，逐渐形成了保险行业的国家使命、社会使命、民族使命精神。在本系列小说的前几篇，我们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民族保险业在与洋保险的抗争、官僚阶级的倾轧以及民族危亡中的表现，都反映了中国保险业的使命精神和担当品格。保险是舶来品，保险是洋玩意，但是保险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专业操守。这里专门介绍一点精算历史。在中华民族保险业发展历史上，对精算技术的探索可以追溯到1912年，当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全部由民族资本投资设立，公司创始人是吕岳泉先生。在英商保险公司的工作经历，使吕岳泉极为重视公司内部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公司始创，他就认定：有关保险率（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休金等保险专业产品必须精确计算；必须聘用寿险计算——精算师，取得投保人信任，方可促使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由于当时国内没有这类专门人才，吕岳泉不得不聘用外国精算师。在当时，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垄断、控制，内受军阀、官僚的欺压、煎熬，加上经济落后、观念陈旧、战火连绵等因素，解放前的民族保险业特别是人寿保险业难以健康发展。除了规模较大的华安合群、中国人寿以外，其他公司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精算师，经营十分被动。解放前国内曾有两人获得北美精算协会准精算师（ASA）资格，分别是陈思度和陶声又。解放后成立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上没有人寿保险业务，财险和人身意外保险也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1958年以后国内保险业务全部停办，因此对精算技术的适用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恢复国内业务，涉外业务发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英国等地增设了一些海外机构，根据当地的保险行业管理惯例，需要公司委任精算师签署有关报告。从1983年开始，在人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总经济师的乌通元先生兼任了人保总公司的海外机构精算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至少应该说他是我国保险业恢复后9位从事精算实务工作的人之一。并且，他对保险精算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先见。提出要培养“新一辈精算师”的另一位重要人士是当时任人保总经理的秦道夫先生。尽管八十年代后期保险实务业和教育界都对精算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尝试，但毕竟不能在短期内造就出真正意义上的精算师，精算实务的发展规律也因此受到制约，其突出表现是：中国人寿保险业恢复后依然长期借用国外的生命表。1984年又引进日本全会社第三回生命表，并以此表为基础推出了个人养老金保险业务。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和经济水平差异很大，随着人寿保险业务的扩展，原先用来解决燃眉之急的做法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九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身险部精算处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着手主持编制《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该表从1997年4月开始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中国寿险精算实践迈向了重要一步。

停业20年间，由于涉外业务一直没有中断，再保险业务所必须的专业知识、精算常识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为复业之后的迅速恢复元气做好了专业准备。

发展愿望。20年停业，从事物的反面，让很多人认识到保险行业不能垮掉。周恩来总理当年就对此感悟很深，指示保险业不能完全停掉。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商业经济、对外贸易，都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靠。虽然在文革时期，商品经济被大大压制，但是残存的对外贸易仍然顽强发展。而对外交往中的商业保险规则，让共和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保险应该继续办下去。正是这一点的残火，让保险在停业期间仍然呈现蓄积待发状态。20年后，随着共和国上空拨云见日，一扫阴霾，保险之芽，就迅速萌发破土而生了。

20年停业，是中国保险业的至暗，但不是死亡。是一种磨砺，但不是绝望。是无奈中等待，但越来越看到复业的曙光。是众多老保险不愿提及的历史，但永远是他们劫后余生的信念和坚守。一个行业，有没有历史，不在于它发展了多长时间，而似乎更在于它走了多少弯路、踏出了多少泥潭、经历了多少波折。累累打击和苦难，孕育了不凡的未来。回过头来，我们再感叹如今保险业的巨大变化，其实应该从那20年的余火中寻找答案。

余火，用不屈回报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