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雅琨

汉代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汉初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使汉代的生产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松散的黄老之学并不适用于对社会和人民的控制，随之而来的是诸儒对黄老之学的吸收及新儒学的兴起。汉武帝时期，儒学正式成为官方的学术思想，这与儒学对黄老之道的结合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汉代的儒家学说是与封建专制结合的，是“天人感应”之下的，是代表着思想教化的。经学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也是突出的，作为汉代独特的文学题材，两汉的赋体文学是在经学的框架下发展的。

一、汉代经学：汉初儒学对黄老之学的吸收

儒学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但在秦朝时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灾难，即使汉代的君主，仍对儒学持有不屑态度，这是由于传统儒学不再适合当时的时代。而黄老思想下的“清静无为”正符合初建的汉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代的儒家逐步将黄老之学的一些观点融入到了儒学之中。

黄老之学早在汉代之前就已出现了。“黄”是指皇帝，“老”是指老子。汉代黄老之学的兴起是具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秦的统治下，法家学术已经声名狼藉，汉初只能采取较为清净的、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淮南子》中对传统的“道”有所改变，不再将道视为虚无缥缈的，而是对道化万物进行探索;《淮南子》对道家的“无为”也提出了改变，强调“天下之事不可为之，因其自然而推之”，既与老子的自然之道相接应，又不等同于无所作为。因而“新变”的黄老之学在汉初担当了重任。

对黄老之学吸纳与整合的完成是汉代诸儒共同推动的结果，陆贾的《新语》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在《新语》中改变了儒学“无益于人之国”的观点，又在宣扬儒学的同时吸收了符合汉代需求的黄老之学。陆贾提出的“仁义”是借黄老之学的“无为”表现出来的，陆贾的仁义是在清静无为的统治下以行儒家的“仁义”。与陆贾的思想不同，贾谊曾对“无为”的态度是批判的，“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但这并未影响贾谊对黄老之学的吸收，在贾谊的早期作品中清晰可见黄老思想的影响。贾谊将“仁、义、忠、信”等儒家的观念与老庄的学说放于一起也是他儒道结合的体现。儒学从私家之学向官方的过渡正是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正是借助了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所提倡的刑德并用的观点早在《十六经》中“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中就已经提出，而“易德中治国”正是黄老之学的治国之论。

在对先秦儒学的改造中，汉初的儒者在不同程度上均对黄老之学有所借鉴吸收，在对黄老之学的吸收中，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二、儒学的经典化：儒学神圣地位的确立

儒学神圣地位的确立与汉武帝是密不可分的，正是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才使儒学最终成为官方的学术。建元元年，汉武帝任用主儒家思想的官吏治理国家，这为儒学的至高地位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而“公羊派”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更是在所有学说中突出了儒学的神圣，《天人三策》整段只有95字，却有力地将儒学与专制相结合，又使汉初多种学术思想并存的局面走到了终结。

汉武帝的大力推动使儒学的地位逐步确立，但真正使儒学走向顶峰的却是汉元帝和汉成帝。汉元帝对孔子的后裔大力推崇，极大地提高了儒生的地位，在中央设立的博士弟子更是扩大了儒生为官的群体，在儒生群体的影响下，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儒学所提倡的美好品质更是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核标准，在多方面的推动下，儒学的波及范围逐渐遍布汉代的每个角落。在汉成帝时期，科举制度开始发生明显的改变，不再以君主个人的喜好，以善辩、善权术为选拔人才的标准，而是在儒家经学与汉代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人才选拔方式，这种选拔制度是儒学的又一大胜利。

汉代对于学术的态度在温和的同时又是具有攻击性的，大力推崇儒学所带来的结果是其他学术的慢慢消亡，儒学的至尊地位使其他学术毫无生存之力。自汉代儒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对专制具有积极作用后，后世各朝虽具体举措不同，但都沿袭了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模式，这极大程度上不利于学术的独立发展，政治影响下的学术及文学很难呈现出个人的真实情感及创新之处。学术与专制政治的结合使学术自由及知识分子不再有独立的思考。

汉代儒学的至尊地位确立后，其发展方向逐步向“谶纬”发展，儒学开始向迷信的方向发展，最终走向终结。两汉的统治结束后，汉代儒学的辉煌也落下了帷幕。随之而来的魏晋玄学一反汉代经学的束缚，放荡不羁是其最大的特点，这正是在汉代儒学的压迫下，人们思想的大规模反抗。虽有刘勰视经学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但汉代经学的兴盛却不复存在。

三、汉代散文：经学对西汉咏物赋的影响

汉代的文学以史传及汉赋最为突出，汉代成就最高的两部史传文学均可见儒学对其的影响，而对于贯穿两汉的赋体文学，经学的影响对汉赋中的咏物赋最为显著。

咏物这一题材的作品早在先秦就已出现，在《国语》中，咏物的目的是以物来寄托所要讲述的道理，或托物以达言志，但此时所咏物是为起兴，并非以咏物为主体，直到荀子的《赋篇》第一次直接以赋命名，将咏物与赋体结合在一起。战国时期的咏物赋与汉代的咏物赋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情感上，战国咏物赋是创作主体与所咏之物间精神上的契合，是主体对所咏之物的真实歌颂;而西汉的咏物赋是在“天人合一”下呈现出的物我合一，歌功颂德，缺少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在所咏之物的物象选择上，战国时期所咏之物大多是将物自身具有的美好之处与人的品德相连;而汉代的咏物赋中物的选择，或是通过具有祥瑞之意的物抒发大汉气度，或是通过描写物蒙帝王恩德前面的变化以达歌颂的目的，如公孙诡的《文鹿赋》中鹿受到感化后“质如緗缛”。汉代咏物赋所咏之物是美化后的物，被赋予了理想化的色彩，是经学强盛时的赋体文学，是无法真正得到独立发展的。

汉初时期的文人仍具有战国时期纵横阔达的文风，但随着汉代君主对文学的推崇及汉朝将文采作为取士的一个标准后，汉代的文学发展呈现出一种功利性的样貌，自由汪洋的文风变为以彰显国力、歌颂君主为创作的目的，咏物赋大多是即兴而作，体制较小，有限的文字难以表达作者的真实情感。在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汉代咏物赋的创作具有较大的影响，汉代人认为，天、人、物三者间是相连结的，物与人之间可互通，以物比德、彰德是咏物赋的显著特征。汉代的咏物赋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的，多是奉命而作，缺少主观情感的抒发，侧重于说理议论，而缺少文学色彩，贯穿汉代咏物赋的始终是“颂”的思想，即使在物象的选择上注意到宏大及充满想象的物象，但由于其创作目的的限制，很难有真正动人之作，或以所咏之物表达歌颂之情，或为宴饮选身边之物所作，仅有少数作品以所咏之物表心中不平，但在情感表达上也是收敛而克制的，缺少洒脱豪放的气势。

东汉后期，经学逐渐走向衰微，一些文人开始在赋中抒发个人的真实情感，开始注意到内心世界的强烈不平并在作品中倾泻，甚至在赋中对现实进行批判。这使汉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只是一味地歌颂，多了大胆地反叛，如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中将汉大赋中的大汉描写为残酷无情的时代，这是东汉后期赋大胆突破经学控制的结果，也是赋体文学真正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部分。

汉代经学的发展是畸形的，是无法继续原路发展的。与政治联系密切的汉代经学在东汉不再处于神坛地位，而是一步步地走向衰落，汉代的士人无法通过经学谋求获利，只得将想要发泄的情绪投身于诗歌创作中，东汉的文人诗正是在经学僵化后突破經学的束缚而得到了发展。两汉经学虽不复存在，但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具体体现在两汉后的经学均继承了两汉时期“宗经”的传统，对理性的偏重及对个性情感的压抑。纵观古代文学的独特品格，也都直接或潜在地受到两汉经学的影响。而由于汉代的学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人，因而两汉的经学有着极为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