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成成,吴玉平

(西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以第一次科技革命为内在动力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但同时这一过程也滋生了劳动异化问题。马克思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不仅揭示了科技发展对劳动异化的推动作用，还看到了科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发分工即劳动异化根源的消解作用。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所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再次造就了人类生产劳动的巨变，而其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却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存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也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因此，应遵循马克思在劳动异化问题中对待科技发展的辩证态度，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引导科技向消除劳动异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劳动的人本化复归。

1 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异化过程中科技作用的剖析

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发展的背景下，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劳动异化问题进入马克思的视野。在对劳动异化问题的剖析过程中，他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发展对劳动异化的推动作用，还辩证地看到了科技对劳动异化问题潜在的消解作用。

1.1 科技发展推动劳动异化的产生、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发展，这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大生产，而社会大生产又是以第一次技术革命为内在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技术快速进步的过程。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敏锐地观察到资本主义生产中所存在的劳动异化问题，因此，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也必定离不开对科技发展作用的剖析[1]。

马克思、恩格斯以科技发展的产物即机器化大生产为起点，观察到劳动者的专业化技能不断被机器所吸收，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面前失去优势，进而手工业者变为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服从于机器生产线上的分工，生产出不属于自己的劳动产品。基于这个经济事实，马克思概括了科技发展背景下劳动异化的4个表现：一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越是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自身越是贫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世界的升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二是劳动者同自身的劳动活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异化的前提在于劳动过程的异化。这种不断生产着与自身相异化的劳动产品的过程，对劳动者而言必然是一种强制性的活动。所以，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无法肯定自己，无法感受到幸福，而是感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只有在停止劳动时，他们才会感受到自由和愉悦[3]。三是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劳动。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考察还具有费尔巴哈人文主义痕迹，但也深刻地反应出当时工人不理想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在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劳动者仅仅将自身的本质活动作为与动物生命活动相耦合的谋生手段，人便成为动物般的存在。四是劳动者与他人相异化。“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4]这意味着，劳动者在产生出异化的劳动产品的同时，也创造出与资本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

总之，在分析劳动异化问题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深入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只是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成果也归资本家所有。这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任何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等都不会让财富流向劳动者，而只会流向资本，让资本致富。因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技发展程度与旧式分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程度是属于正相关关系。这便意味着，科学技术越是进步，劳动异化问题便越是会不断加剧。

1.2 科技发展推动劳动异化的消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科技推动劳动异化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科技在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消除自发分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即认证了科技同样也是人类消除劳动异化、实现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实践动力[5]。

首先，马克思认为科技发展为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他认为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是靠丰富的物质财富，二是靠“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即无产阶级化的劳动群众。对于前者，马克思热情赞美了科技在不到一百年的资产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以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为劳动异化的消解奠定了物质基础。对于后者，他认为科技进步推动了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逐步淡化了劳动者的专业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无产阶级，进而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其次，马克思认为科技的发展潜在地推动了自发分工的消解。一方面科技的发展不断消解自发分工。自发分工产生的根源在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异。科技应用实现了对劳动者的代替，进而也不断消除劳动者技能的专业化，这在导致机器分工不断加强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促进人类解放的潜在进步性，即“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6]这意味着，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进一步缩小了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不断消除着自发分工。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自觉分工的形成。马克思指出自觉分工的条件是以科技发展为前提的工具专门化及生产者技能全面性。因此，可以看出，科技发展对自觉分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看到马克思对于科技进步之于劳动异化问题的辩证观点，他不仅看到了科学技术进步所造成的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劳动异化现象，还看到了科技发展对劳动异化的消解，对推动人的解放，从必然走向自由的重大意义。这些观点及其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于日后分析科技进步对劳动异化问题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2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异化问题的影响

通过马克思对劳动异化过程中科技作用的深刻剖析，可以看到在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背景下，科技不仅推动劳动异化发展，而且也对消除劳动异化起到潜在的作用。当下，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其中，以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实现机器智能的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劳动之中[7]。因此，本文将遵从马克思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劳动异化问题的影响。

2.1 人工智能技术加剧劳动异化

马克思针对科技推动劳动异化问题的剖析，充分地体现在劳动异化理论之中。因此，本文将遵循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以劳动异化理论的四个方面为切入点，来考察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加剧劳动异化的表现。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工人生产的物质财富与其自身的贫穷程度成反比趋势。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大量劳动者的替代实现了生产力的提高，进而加剧了工人的贬值与劳动产品的增值。人工智能经济学家 Acemoglu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企业利润率的同时，工人却因为高新技术的替代效应而导致就业份额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不断降低[8]。据统计，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美国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63%下降到2018年的56%。

二是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认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而产品异化的前提在于劳动的异化。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是进步，工人生产出越多与自己异化的劳动产品，则产品的生产过程也越是与自身相异化，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强制性。因而，对劳动者来说，他们在劳动中感受不到幸福反而感受到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进而造成人类精神折磨即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疾病的普遍性。如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相关疾病的患者就已经达到人口总数的10%[9]。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一经停止，人们就会感受到无比的愉悦与轻松。

三是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劳动者与自身本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随着技术的发展，劳动越发与满足劳动需要的目的相背离，不断变为“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谋生手段[10]。如中国指挥与控制协会在《2019年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全解析》中指出基于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一些互联网从业人员的劳动价值逐渐降低，他们为了得到原有的、维持正常生活的工资，而不得不完成2～3个人的工作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越是不断发展，劳动者的根本生命活动越是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相耦合，劳动者越是与自身的劳动本质相异化。

四是人工智能技术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前三种的异化，所以才产生第四种异化形式即人同人之间的异化。这意味着，劳动者在进行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己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出资本家与自身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在加剧人同自身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劳动本质相异化时，加剧了这种剥削关系，进而也加剧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统计显示，从1980年到2016年，信息技术的发展让收益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前1%的人手中，到2017年，财富排名前1%的人拥有的财富是后90%的人拥有总财富的两倍[11]。

2.2 人工智能技术潜在地消解劳动异化

根据马克思对科技在劳动异化过程中作用的考察以及对现实的分析，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加剧了劳动异化问题，但同时也发挥出消除片面的社会分工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即消除劳动异化的潜在革命性。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了基础。一是为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了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异化的消除是建立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据全球顶级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预计，在未来10年，约有70%的公司将起码采用1种人工智能技术，但不到50%的公司可能完全吸收5种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届时，人工智能技术将为全球经济贡献13万亿美元，将拉动GDP增长16个点[12]。二是为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奠定了阶级基础。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让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进一步无产阶级化，而且这种趋势已经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非物质生产领域，从体力劳动领域延伸到脑力劳动领域，从而形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总体工人阶级。据统计，从1980年到2019年间全球雇佣劳动者从17亿一直增长至33亿[13]。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消除旧式分工发挥了潜在的作用。一是推动了自发分工的消除。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替代，推动了劳动脱离生产过程的实现，也推动了人们从直接生产者变成了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解者的角色转变。进而也就为消除人在劳动中的体能或智能的片面发展，为消除自发分工的根源即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提供了潜在的条件。二是推动了自觉分工的发展。自觉分工的实现依靠的是劳动者生产技能的全面性发展。人工智能应用将人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因而也为人们培养综合性、创造性的劳动技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时间。如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将脑力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艺”源源不断地写入程序中，辅助甚至代替人们进行工作，进而人类便有大量的自由时间去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如虚拟环境、教育机器人、在线学习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而且推动人们充分探索和掌握更多的技能，进而不断促进劳动者技能的全面发展、自发分工的形成。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分析思路的延续，看到人工智能技术之于劳动异化问题展现出了加剧与消解这两方面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在让劳动异化具有发展的新形式的同时，也潜在地表现出对于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旧式分工即消除劳动异化根源的重要作用，展现出了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3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问题的解决路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较于对劳动异化的消解，人工智能技术更多的是加剧了劳动异化问题的发展。但是在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不再为资本剥削服务，而是成为了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的工具。这就在社会制度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超越，为劳动异化的消除提供了科学的制度前提。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仍深受资本逻辑和自发分工的影响，所以劳动异化仍然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这个现实必须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引导科技向着消除劳动异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3.1 经济制度、就业制度双轮并进，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消除劳动异化

人工智能技术在解构资本主义私有制，消除劳动异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应推动我国经济制度和就业制度双轮并进，引导人工智能技术为消除我国的劳动异化问题奠定物质基础、巩固阶级基础。

首先，充分发挥我国经济制度的优势，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消除劳动异化奠定物质基础。一是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稳固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不仅要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国有企业进一步转型，还要进一步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加大国有资本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投入力度。进而发挥好国有资本对市场上其他资本引导、制约作用，有效抵制资本权力在市场上的过度介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劳动人本化为发展方向。另外，还需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激发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活力。二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时俱进的发展，形成能够支撑我国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良好市场体系和市场环境。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于产业，加快应用场景落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从而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变为巨大的生产力，为消除劳动异化打下物质基础。三是推进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形成新技术浪潮中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巩固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主体地位，把握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利用的动态平衡；还要保障二次分配中的社会公平，建立“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劳动力市场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险的各个险种对各类劳动群体，特别是对外包平台的劳动者的覆盖面积，扩大刚性参保要求的适用范围[14];更要重视对3次分配中慈善机制及文化环境的构建，不断加强对慈善公益文化事业的宣传，完善社会公益组织及机制建设，加强对慈善事业的监督与管理。由此形成合理收入分配秩序，让广大劳动者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潮流中的劳动价值得到认可、劳动生活得到保障、劳动幸福感得以获得。

其次，充分发挥我国就业制度的优势，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断巩固消除劳动异化的阶级基础。马克思认为消灭劳动异化必须先消灭产生异化的阶级基础[15]。在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已经消灭了劳动异化的阶级基础，但是劳动异化问题尤其是“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因此，必须要发挥我国就业制度的优势，在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东风创造就业机会，稳定就业的同时，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以巩固能够最终消灭劳动异化的阶级基础即无产阶级基础。详细来说，一是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动就业。就业是劳动的前提，应对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而兴起的“零工经济”大力引导和支持，同时也要加强对就业和创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借助高新科技发展来创造就业机会。因为一味地在低端产业进行创业，对于失业问题的解决是治标不治本的。二是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监管，为劳动者提供有力的劳动保障。面对新形势新要求，生产活动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的规则和措施必须要落到实处，特别是要重点关注新兴技术应用下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以此不断规范企业的招工用工行为，妥善处理劳资纠纷，最终达到清除劳动市场监管的灰色地带，充分维护劳动者权益，巩固能够消除劳动异化的阶级基础的目的。

3.2 科技制度、教育制度形成合力，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劳动人本化复归

人工智能技术在消除自发分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应充分发挥我国的科技制度与教育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向消除自发分工、实现自觉分工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劳动的人本化复归。

首先，充分发挥我国科技制度的优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向消除自发分工的目标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类自发分工的产生，而人工智能应用对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解放，能够进一步消除这种差异。因此，一是要推动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本化发展。在积极鼓励企业与广大高校和研究所形成创新联动，加大创新力度的同时，还要鼓励它们超越以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注重社会效益，主动承担起引导消费者合理消费的责任。二是要加强科研人才能力与思想的双培养，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形成。详细来说，要加强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引进程度，增加鼓励创业强度，形成规模大、素质强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人才队伍。另外还要加强对科学技术研发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引导他们以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为目标，推动我国在新一轮高新技术浪潮中抓住“首发车”、占领“制高点”；以解放新时代劳动者、满足劳动者自身发展的需求为目标，让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劳动群众；以提高新时代公民的科学素养、满足大众掌握新兴技术的需求为目标，让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双轮并进”，从而进一步消除劳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异。

其次，充分发挥我国教育制度的优势，推动自觉分工的形成。恩格斯指出，教育能够使人消除现在这种分工所为自身素质和能力带来的片面性[16]。教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大量自由时间，通过智能教育加强劳动者全面性劳动技能的培养。一是要加强对劳动者技术培训，适应工作需求的发展。鼓励企业及社会化培训机构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为员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以提升劳动者的非重复认知性技能和人际处理技能，并帮助他们树立适应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需要的终身学习观念，顺利转岗。二是要加大教育模式创新，培养复合型人才。可以充分借鉴以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交叉、融合为核心的“STEAM”综合教育经验，创新适合我国的教育新模式。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人-物交互”的虚拟现实，推动学生在沉浸式学习环境中探索不同的学科。进而打造出顺应时代发展、适合国情需要的综合教育新模式，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促进劳动者技术的全面性发展,进而推动自觉分工的实现。

总之，科技革命的滚滚车轮一往无前，而劳动异化问题却一直存在。马克思根据当时生产劳动状况所形成的理论，为分析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重要分析思路。如今正处于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对于当前的劳动异化问题，应遵循马克思对劳动异化过程中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来考察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要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异化的加剧作用，也要看到该技术对劳动异化问题的消解作用。面对现阶段我国实际中所存在的劳动异化问题，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发挥出消解劳动异化的积极作用，推动劳动的人本化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