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杰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福建 福州 350108）

在2019 年5 月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及时回应了记者们关于高职扩招的关切，明确了此次高职扩招是质量型扩招［1］。此次发布会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公众对高职扩招100万的认识，也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扩招后的高职教育的信心。从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 万人，到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再到《关于做好扩招后高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印发，高职扩招一系列重要举措的持续落地，为保障高质量完成高职扩招任务，实现质量型扩招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也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作为高职教育的主体机构，高职院校如何正确认识此轮扩招的历史意义，准确把握扩招的价值取向，实现高职院校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亟待思考并积极行动的重大课题。

一、扩招是对高等职业教育现实关切的具体回应

（一）国家层面：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国内、国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稳就业成为了当前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而对稳就业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贡献的职业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在2019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高职院校要大规模扩招100万人。不同于以往的高校扩招，此次高职扩招首次独立于教育工作板块而出现在“双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创造性地将就业置顶为除财政、货币之外的第三个宏观调控工具［2］，意味着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同步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教育手段。面对全新占位，高质量地完成此次扩招，是凸显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资源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首要教育手段的具体体现。

（二）学校层面：是高职院校办学定位的理性回归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和作用［3］。长期以往，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以学科教育为中心的普通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绝大部分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也都遵循着与本科层次普通高校大同小异的专业或学科教育的方式，却在国民教育系列中不得不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而存在［4］。现阶段，之所以出现“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复杂局面，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前人力资源结构、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3］。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高职院校在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作用更加凸显。某种意义上，此次大规模扩招是对高职院校以往以学历教育为主体的办学定位的纠偏，彰显了高职教育办学定位的理性回归。

（三）个人层面：是青年实现人生价值的现实需要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5］。此次高职扩招，是总理对所有青年人才加强学习，成就人生的热情感召，是对以往所谓适龄青年就读高职院校传统思维的突破，让包括退伍军人、农民工和下岗职工在内的每个公民都可以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机会进入职业院校学习，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从而实现知识学历与技术技能的升级，就业创业本领的提升，在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二、高职扩招的认识误区

（一）扩招不是高职院校的“全民盛宴”

据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 年全国高等职业（专业）学校有1 418所，现有条件下要对高职院校实施扩招100 万人，有学者表示每校平均要多招705 人方能完成扩招任务［6］。但为此过于担忧却大可不必。教育部明确表态，此次高职扩招，是一次质量型扩招，非讲求招生指标的“平均分配”；是有重点有针对的扩招，而不搞“大水漫灌”，必然不是高职院校的“全民盛宴”。即本次扩招生源分此配既不适合采取简单的等额平均分配模式，也不宜采用院校自主竞争申报模式［7］。可以预见，此次扩招的生源分配模式，一方面，将体现职业教育作为国家社会治理政策工具，会在更大层面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高职院校间由于市场的配置作用将敦促部分高职院校转变惯有的招生意识，彻底摒弃“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在综合评估现有资源水平的基础上，积极作为，创新招生思路，分担责任。

（二）扩招不会重走“强刺激”的老路

上世纪末的高校扩招，带动了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强力干预，通过制定政策，加大投入，主导推动中职学校转型升格为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或引导职业院校间的合并来做大学校规模，扩大招生人数，提升办学规模。但是从建设具备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等角度来看，过去重点推行的需求侧改革，在长远发展上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反向制约。而此时实施百万扩招，其核心归旨是倒逼高职院校必须转变办学理念和思路，推行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市场需求与匹配产业升级所需的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问题。立足新占位，高职院校需准确领悟此轮扩招背后是以“强改革”取代“强刺激”的鲜明政策导向，通过激发内生发展动力，确保本次扩招的院校和专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相匹配，拒绝盲目追求扩大规模［8］，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质量型扩招”和“精准型供给”。

（三）扩招不是职业教育“灰犀牛”事件

通过梳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逻辑，不难发现此次高职扩招并非单纯是缓解目前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以牺牲职业教育质量换取扩招任务的完成，造成职业教育质量整体滑坡的大危机。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审时度势，理性分析，我们仍能看出国家对职业教育实施大规模扩招既有培养职业精英、升级劳动力增量的通盘考量，更有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优化劳动力存量的路径安排［2］。本次扩招最大的变量在于，通过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面对招录对象教育背景复杂化，生源组成多样化，年龄分布差异化的现实特点，以往一份人才培养方案一统到底的时代即将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此次扩招的顶层设计，以“标准不降，培养模式多元，学制灵活”为原则，从制度上保障职业教育正确的发展方向，助推高职院校内涵发展。

三、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院校的理性应对

扩招百万昭示着高职教育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来临，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下的战略机遇期，高职院校在服务国家和经济发展中有了更广阔的舞台。但同时，如此大规模迅速扩招，又是高职院校不得不接受的又一次数量级重大考验。落到具体院校，更应遵循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厘清自身办学逻辑，整合思考，理性应对，才能在这一轮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发展中彰显新作为。

（一）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立德树人是我国高校的根本使命，是立身之本。从扩招100万的大局出发办好高等职业教育，就要在更高站位回答高职院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这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内涵式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逻辑前提。不管是高中毕业生还是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都能通过高职院校的学习后更快地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并不断增值，都能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高职院校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推动学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科学育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起立德和树人辩证统一的职业教育人才观，让不同类型的学生在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成为德才兼备的现代职教人才。

（二）以需求释放为契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改革的总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倡导供给侧改革不是不要需求侧，更重要的在于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同构性，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它的需求方一方面来自社会层面，表现在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来自愿意接受职业教育的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非传统就学群体，但这些有求学需求的学生却很难通过常规考试招生办法进入高职院校。很显然，没有供应，不是不想需求，而是没有能力需求［9］。

当前，高职院校应以此次需求释放为契机，加强对招生录取条件的宣传，倒逼创新考试招生办法，针对不同生源分类编制人才培养方案，推行灵活多元的教学模式，分类组织教学管理，以全新的教学供给满足学生和社会的多样化需求，抓好质量型扩招的同时也让更多愿意并适合接受职业教育的群体进入高职院校［10］，进一步激活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力，夯实办学根基。

（三）以教学承载为依托

在任何时候，办学规模都是作为高职院校办学成效的重要表征，也是高校发展后劲的重要基础。本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扩招，给高职院校打开了规模发展的政策窗口。现今，我国高职教育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教学资源和教育管理配套体系的供给跟不上规模发展要求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迅速大规模扩招后面临的教学资源被摊薄，教学承载超负荷的形势必将进一步趋紧［11］。而本轮的高职扩招的政策落脚点在于国家可以通过适度的教育规模的拓展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的［2］，高职院校需坚定内涵发展的战略定力，深刻领会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和内涵实质，聚焦扩招后的现实矛盾，有必要综合评估学校的教学承载能力，推动优化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及合理布局，矫正教育教学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学校各环节全要素生产率，最终达到提升办学规模的同时，兼顾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升级［12］，为院校可持续发展创造优越的物质基础。

（四）以就业创业为导向

高职教育的主要使命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一使命天然地将其与劳动力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此次高职扩招更是首次独立于教育工作板块出现在“双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部分，职业教育继而能作为宏观调控工具为国家发展和民生稳定赋能。与以往高等教育扩招不同的是，这一轮高职扩招的生源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高职院校必须在坚持宽进严出，严把毕业关口的原则上，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来实现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群体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基于此，高职院校一方面需确立起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办学理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更加成熟地面向市场和社会，锻造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与统招生源过硬的就业质量，赢得社会的进一步认可。另一方面，探索针对不同生源的评价考核制度，实行“学分银行”制度、弹性学制，加快“1+X”证书制度试点，打通学历证书、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技能等级证书衔接互通，有序开展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13］。高质量开展职前教育与职后培训，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差异化职业发展的立交桥，扩大职业发展选择，增强就业创业本领。

高等职业教育的价值必将在扩招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彰显。作为高职教育的主体机构，高职院校需树立更为广阔的政策视野，积极回应职业教育的现实关切，明晰高职教育发展趋势，精准识别扩招误区，科学理性应对，真正把扩招政策执行到位，把利国惠民的好事办实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