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珍，刘春勇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启蒙是关键词之一，具有现代意义的“启蒙”一词，源自欧洲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指出“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P.22)。因此，启蒙的定义是摆脱“蒙昧”，即“敢知”。受西方文化思潮启发下萌生出的中国启蒙运动，同样将理性与求真作为价值追求，五四运动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如火燎原一般，唤醒了沉睡的古中国。五四知识分子认为，“启蒙”即“祛魅”，“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与根深蒂固的自我压抑习性战斗；这种习性乃是由家族权威而非由神权专制所支持”[2](《导言》，P.5)。五四启蒙者以祛除“‘科举心态’‘盲从’以及摒弃习以为常的‘为社会所钳制’的国民性为己任”[2](《导言》，P.5)。欧洲的启蒙运动由于是面对外部的宗教势力，对抗外面的敌人，因此强调从“神本”回归“人本”。古代中国安土重迁，以家族为单位世代繁衍，三纲五常的道德礼教是根本，中国的启蒙者必须从内部打碎自己长期以来奉行的一套社会价值观，再由此出发面对社会，所以启蒙者的觉醒多以出走家庭为肇始，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自然被视为异类，他们面临的常常是“无物之阵”。《狂人日记》无疑是这一时期作家心境的最好写照。在社会看来，他们是“疯子”，不但街坊邻居，甚至家人都计划着吃他的肉，是接着“疯癫”下去，还是恢复“正常”，向礼教秩序投降，这是狂人面临的挑战，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五四启蒙者们身处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