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赟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上海 200241)

西方近代通过一套世界历史哲学将共时性的不同文明编织到历时性的历史进程中，以此确证西方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催生了中国文明之静态性与停滞性的论述，而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文明在中国内部的全方位介入，又使得以上论述获得了社会接受的基础。这一论述剥夺了中国文明的未来意义，而将之归属于过去，世界历史的前行则是与西方遭遇的现代化历程，然而欧战提供了世界范围内反思西方文明的契机，这使得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走向新的不确定。作为“中国文明之子”的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完成了个人生命从出世到入世的由佛归儒之转变，而且，结合自己的人生历程，从人生态度与文明类型的互构出发，重思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人生问题、人生态度与文明类型

既然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那么作为其基础的则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文明本质上乃是生活方式之不同，而人生态度最根本的乃是人类心理。故而梁漱溟说，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他已经“看清楚近代西洋和古中国和古印度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实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三阶段；断言：在世界最近未来，继欧美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近代西洋文化之后，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并指出其转折点即在社会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入社会主义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