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研究现状与论题缘起

近十几年来，学界关于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联的研究，已为数不少，尤其是对彼党骨干如梁启超、林长民等人之于五四运动影响的讨论，更不乏优秀成果。例如欧阳军喜在谈到林长民与五四运动时，便特别强调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作用，“学生运动最终成为政争的工具”。然而他随即又说道：“研究系自创党以来，其所取政策，即系与现有势力相结合，意欲乘机而指导之，改造之，使成为国中之中坚力量，以求安定一时之社会秩序，并徐图发展。但在五四期间，林长民的态度始终是激烈的，甚至是与政府对立的。”[1](P.111)对于这个结论，我们不禁好奇，五四时期的研究系究竟是要趋附“现有势力”，还是要与之对立？如果说研究系在五四时期改变了自己的路线，那么这种改变是基于政治投机，还是思想宗旨上的改弦更张？

事实上，这个看似吊诡的结论折射了当前相关研究的现状。批评研究系利用群众运动实现政治诉求者，大有人在。例如有学者便指出：“五四学潮爆发之际，恰逢中国政局处于空前严重的分裂状态，……其中，研究系与安福系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派互殴。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学潮与其他民运相比较，一个重大的区别便在于：它从始至终都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众运动，而是下层民众与上层政潮互为渗透、互为借力。”[2](P.116)也有学者注意到，五四时期，《民国日报》指责梁启超、林长民是“卖国贼”，《晨报》指责曹汝霖等是“卖国贼”，就分别体现了国民党与研究系、研究系与新交通系之间复杂的政治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