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锐

(华东师范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241)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被卷入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当中。在此之前，中国对待周边国家有一套行之久远并日趋于成熟的制度体系。(1)关于对这一体系的内容与运作方式的概述，参见张启雄《中华宗藩体系的挫败与转型》，载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8—169页。在此体系之下，中国历代王朝与周边国家进行各种类型的交往，并依据这些从具体政治和经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政治文化，从理论层面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进行论述、定义。即便其中有些许制度或实践方面的变动，也是在这一套政治文化逻辑之下的变动。换言之，这一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核心意涵的怀柔远人之“道”，其自身合法性并未遇到猛烈而全面地冲击。

在此情形下，中国的士阶层必须要更为主动、全面、深入地了解近代世界，特别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渊源流变、运作逻辑、交往方式等。这样才能让中国于世变之中得以立足，才能思考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案，保卫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而长期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也把当时有意愿、有热心去进行这项事业的人视为现代中国的“先驱”，对他们报以极高的尊敬，将其刻画为时代的榜样。

这样做自然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