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世超

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图书馆，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因位于托勒密王朝首都亚历山大城，故名。图书馆将古希腊文艺女神缪斯作为保护神，所以在古代被称作“缪斯伊翁”（Museion），在古希腊语原义为“缪斯女神的宫殿”，在现代西方语言中被用来指代“博物馆”，所以亚历山大图书馆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具有收藏、保存、整理、翻译、流通图书文献等现代图书馆的功能，兼有教育、传播和举行宗教仪式等现代学校和宗教场所的职能，有搜集收藏古物等现代博物馆的功能，还有汇聚知识分子进行学术讨论等文化场所的功能，可以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个文化综合体。

藏书传统

早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之前，埃及就有储存文献的传统。古埃及的神庙储存大量档案契约文献，是早期图书馆的雏形，如法尤姆地区苔伯图尼斯的索贝克神庙、象岛神庙等。这些空间大多从属于神庙，面积较小，藏书较少，只能算作图书室。此外还有“布鲁克林图书馆”等私人图书室，但规模较小，大多收藏私人档案文书。亚述人也拥有庞大的图书馆，收集了多种语言的文献，至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期（公元前605—前562年），著名的巴比伦图书馆问世了。古代的图书馆大多收藏一些官方档案、神庙档案、王室档案，甚至是私人档案文书，内容大多涉及商业交易、土地买卖、家族遗产继承等。但這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奥本海默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现代图书馆的雏形，如亚述巴尼拔图书馆遗址出土的接近3万块泥板文书中也包含了《吉尔伽美什》的泥板。古希腊也有自己的图书馆传统，第一座图书馆是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建立的，萨摩斯岛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也建立了一座图书馆。

托勒密一世更为雄心壮志，他有意恢复被波斯人肆意烧毁的埃及神庙文献，在萨塔普石碑（Satrap Stele）铭文中叙述了自己将波斯人统治时期随意破坏的古代埃及纸草文献送回神庙的功绩，这充分表达出他的政治德能。

公元前3世纪，为了招揽希腊翻译家和东方贤士翻译东方经典，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城设立“学宫”，为饱学之士提供免费膳食、高额报酬、优越的环境、良好的住宿和优秀的服务设施，并且免除学者们的各种赋税。各地学者被这一优厚政策所吸引，纷至沓来。这对于当时的地中海世界来说，无异于再造了一个“雅典学园”，而彼时的雅典已经衰落，失去了地中海文化中心的桂冠。因而，托勒密一世的“学宫”吸引了大量雅典“缪斯学宫”的成员，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亚历山大圣经年代学派”就是由原来雅典“缪斯学宫”的成员所创建的，该学派的集大成者德墨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on）后来也成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核心人物。

图书馆的建立

为了更好地完成托勒密一世开启的振兴传统文化的工程，托勒密二世开始兴建亚历山大图书馆。优西比乌斯在《教会史》中写道：“拉古斯之子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城设立图书馆，并有雄心用值得严肃对待的、所有人类的著作来充实它。”根据古典作家阿里安的叙述，当亚历山大大帝到达尼罗河三角洲西部马艾奥提斯湖和地中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之时，他觉得这里是建设一座新城市的绝佳地理位置，这座城市未来终将兴旺发达，他还计划在城中兴建一座图书馆奉献给缪斯女神。托勒密一世和二世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志，继续修建亚历山大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藏书处”（biblion），另一部分是“博物馆”（mouseion）。斯特拉波对图书馆内部构造进行了深入描述，称：“图书馆是宫殿的一部分。它拥有一条公共走道，遍布可以休憩的座位，还有一个宽敞的大厅，驻馆的学者们在大厅里用餐。整个图书馆由一位祭祀缪斯女神的神职人员来管理，该神职人员以前由托勒密国王任命，现在由凯撒来任命。王宫内的图书馆还有一个独立的庭院，被称为‘塞马（Sema），里面有历代托勒密国王和亚历山大大帝的陵墓。”托勒密一世将亚力山大大帝的尸体从巴比伦运至埃及，并葬在亚历山大城。

有学者认为，早在托勒密一世时期，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就已经纳入计划，托勒密二世开工建设并扩大了规模，托勒密三世还兴建了一个分馆。古文献中也记载有亚历山大图书馆从单独一座扩建至两座姊妹馆的过程。根据托勒密政府一份以首字母顺序排列的政府津贴清单显示，给予了一座博物馆和两所图书馆补贴。公元前25—公元20年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还暗示两座图书馆的大致地理位置：一座在王宫之内，是为学者所设；另一座在王宫之外的塞拉皮斯神庙内，是为方便公众阅读书籍所设。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亚历山大图书馆可能位于亚历山大城的第二区，地处托勒密王宫的范围之内。根据斯特拉波的描述，整个亚历山大城有30斯塔德（约5400米）长，7—8斯塔德（约1200米）宽，大约方圆6.5平方公里。城区被分为5个区，第二区应是王宫区，坐落于洛奇亚斯半岛的北部，毗邻东港，处于整个城市的中部偏北区域。不过，考古学家在王宫之外也发现了几处图书馆遗址，亚历山大图书馆很有可能是城内很多图书馆的总称，而不止古文献中所记载的两座场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学宫”的延续，同时也是受托勒密统治者资助的翻译活动的场所。“学宫”的创建者德墨特里乌斯也成为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他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图书编订法则，使得亚历山大图书馆成为后世图书馆的典范。

图书馆馆藏文献数量非常庞大。托勒密二世曾颁布法令，规定所有路过亚历山大城的船舶必须将其所携带的书籍复制一份交由托勒密统治者。他还倡议世界各国君主将各国书籍复制一份送往亚历山大城。采采斯记载，“托勒密统治者热衷于学术研究，通过德墨特里乌斯等学术名人收集了很多书籍。这些收集工作都由王室出资，最终入藏亚历山大城的两座图书馆中。其中，王宫外的图书馆收藏了42800卷书，王宫内收藏40万卷多卷本书籍（bibloi summigeis）和9万卷单卷本书籍（amigeis）。后来卡里马库斯还为图书馆编写了目录索引。”托勒密十四世在公元前48年凯撒焚城时也提到亚历山大图书馆大约有40万卷图书，斯特拉波对此种说法没有异议。图书馆宏伟的建筑物和庞大的藏书量，奠定了它在希腊化世界的文化中心地位。

驻馆学者

驻馆学者来自各个国家，这些外族学者是托勒密王朝统治期间埃及国内少数拥有免税特权的外国人，他们由公共资金来赡养。如何运营和管理一座图书馆在古代就是一个难题。斯特拉波说过一句话，“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收集图书的人，是第一个教埃及君主如何管理一个图书馆的人”。古典时代的雅典诞生了第一批收藏和管理图书的学者，但是直至希腊化时代，埃及还是缺少管理图书馆的人才，所以托勒密王朝从雅典引进人才来管理图书馆，这个人就是德墨特里乌斯。

《阿利斯泰斯书信》中说德墨特里乌斯是第一位令人尊敬的图书馆负责人，托勒密一世聘请他继续修建和管理图书馆经历了几番波折。当时的一则轶事称，托勒密一世本来邀请了泰奥克拉斯图斯（Theophrastus）担任王室子弟的宫廷教师，但雅典人予以拒绝，并推荐了德墨特里乌斯。德墨特里乌斯曾经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苑（Aristotles Lyceum）和柏拉图学院为蓝本建立了一所学校。最终，他欣然应允前往亚历山大城。然而根据古代档案等史料记载，德墨特里乌斯在到达亚历山大城之前，长期在雅典生活并担任政治职务，在公元前315年他在卡山德（Kassander）的支持下成为了雅典公民之首，但是在公元前308年遭到驱逐并逃往忒拜城。公元前298年，卡山德去世，失去靠山的德墨特里乌斯无法回到雅典，只能远走亚历山大城。德墨特里乌斯到任亚历山大图书馆后，发起了很多革新措施。采采斯也说道，“卡里马库斯只是负责王室文献的收集，埃拉托色尼只关注于对于书卷文献的整理分类，而只有德墨特里乌斯是真正地对图书馆进行管理”。这一评价也反映出德墨特里乌斯在当时的崇高威望。

我们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里发现了一份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名单，特别是在纸草第二列的位置发现了从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 Rhodius）以来主要馆长的详细名单。罗德岛的阿波罗尼乌斯是卡里马库斯的学生，也是托勒密三世的家庭教师，他的继任者是埃拉托色尼。埃拉托色尼的继任者是阿里斯托瑟尼（Aristosthenes），阿里斯托瑟尼善于分类古代文献。阿利斯塔库斯（Aristarchus）是阿里斯托瑟尼的继任者，是托勒密六世的家庭教师。西达斯（Cydas）继承了图书馆馆长并成为托勒密九世的家庭教师。后来图书馆还诞生了阿蒙尼乌斯、泽诺多德斯、狄奥克利斯和语法学家阿波罗多洛斯等重要管理人才。

卡里马库斯、埃拉托色尼等继任馆长虽然被采采斯贬低只会收集整理文献，不会管理图书馆，但是他们也都是学界名流，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卡里马库斯在任期间主编了一部《皮纳克斯》，该书是一部多达120卷的名著提要目录，现存残片。奥克西林库斯纸草提及的继任馆长们也都是学术界名流，很多都与雅典、安条克城有广泛的学术联系。他们担任托勒密王室家庭教师，接近托勒密统治者，也对国家政治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最终提升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力。

在所有的图书馆馆员中，翻译官与抄写员（charakitai）是数量最多的，他们在纸草上进行工作，但图书馆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古代经典文献。大约在公元270年，图书馆馆长阿波罗尼乌斯欢迎年轻的西西里岛锡拉丘兹科学家阿基米德来馆进行研究与写作。阿基米德细致地观察尼罗河的涨潮与落潮，开始了流体静力学的科学研究。图书馆邀请了希臘建筑师索斯特拉图斯（Sostratus）来设计法罗岛上的灯塔，这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在文学方面翻译了很多古代东方文献，包括大量的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赫卡泰乌斯因此才写出了著名的《埃及史》。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由驻馆学者们崇尚自由的学风、对学术独立性的向往和对基础研究持续的兴趣促成的。有学者认为亚历山大是“一座读书之城，也是一座思辨之城”，而这些都离不开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完全是驻馆学者们在进行的一项哲学思辨工作。哲学家在这里有完全自由的创作环境，也可以接受到各地的知识。如一位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达马希乌斯（Damascius），他为了创作《哲学集成》（Collectio Philosophica）从大马士革出发游历了亚历山大城、雅典、波斯等地，最后还是回到亚历山大城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后来其抄本被带到君士坦丁堡，一直留存到了今天。亚历山大城是古代世界重要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中心，也是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希腊人、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们相互论战，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古代埃及宗教，甚至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相互碰撞，新柏拉图主义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诞生了。整个希腊化时代，图书馆一直是希腊化文化的学术中心。

图书馆的毁灭

大约在公元前48年，亚历山大图书馆王宫内的主馆毁于亚历山大之战，凯撒在战争中点燃了亚历山大城东部港口区域内停泊的埃及舰队，随后地中海的风暴引发了亚历山大城的大火。凯撒的纵火不仅焚烧了港区货栈等建筑物，还焚毁了一处装满纸草的储存室（apothiki）。这处储存室历来被认为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弗雷泽评论道：“事实证明如果王宫图书馆没有在公元前48年亚历山大城大火中完全毁灭，图书馆的影响力也严重减弱了。火烧亚历山大图书馆，实际上是拉丁文化对于希腊文化的取代，文化上的意义大于实际上的破坏力。”瓦克在《拉丁文帝国》一书中对拉丁文化如何通过战火的洗礼承袭希腊文化，借鉴希腊文化的精髓，最终取代希腊文化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主流文化进行了深入描述。

艾尔·阿巴迪（M. El-Abbadi）等学者认为塞拉皮斯神庙内的图书馆直到罗马时代还存在，并接收了王宫内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一部分藏书。罗马时代的埃及，奥勒良（Aurelianus）和帕尔米亚的泽诺比（Zenobia of Palmyra）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亚历山大城的街巷中。阿米安·马塞林描述这场冲突“发生在名叫布鲁希翁（Bruchion）的街区，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遭到毁坏，亚历山大城失去了最伟大的街区”。布鲁希翁街区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在的地方。

亚历山大大地震致使亚历山大图书馆遭受进一步的毁坏，导致了法罗岛的灯塔倒塌。法国学者安培尔从考古学角度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遭到了一系列的毁坏，他认为图书馆建筑的毁坏不等于藏书的丢失。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瑙克拉提斯的艾塞内还通过图书馆的资源来进行学术研究，可见虽然经历了数次毁坏，但图书馆影响力犹存。这种影响力也在苏埃尼斯托斯的《图密善传》中可见一斑，书中谈到图密善皇帝在即位初期，花了巨额资金来精心修复被火焚烧的罗马图书馆。他还派人前往亚历山大城寻找散佚的图书并进行誊抄和校勘，可见当时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影响力在地中海世界还是巨大的。

公元391年，狄奥多西皇帝下令关闭所有的异教神庙，塞拉皮斯神庙内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才最终走向毁灭。当时的部分古典作家记录了这一事件，如狄奥多莱特（Theodoret）、欧纳皮乌斯（Eunapius）、阿芙多尼乌斯（Aphthonius）、路费努斯（Rufinus）等。他们记录了塞拉皮斯神庙内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几乎完全毁坏，建筑物被改造成一座教堂。特别是阿芙多尼乌斯在391年前后游览了塞拉皮斯神庙，他记录道：“塞拉皮斯神庙有很多房间，有一些被用作书店，还有一些被用来祭祀古代的众神”。

有故事传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之后，烧毁了很多亚历山大图书馆留存下来的古代典籍，烧书的大火持续3个月也没有熄灭，唯有一些自然科学书籍得以保存下来。但是爱德华·吉本对于这种说法持有怀疑态度，他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书籍经过了历次战争和灾难，还是保存了下来。吉本认为亚历山大图书馆继承了一种古代的传统，即人类需要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聚宝盆”来保存凝聚在书籍之中的各类古代知识。时至今日，在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原址旁边，埃及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兴建了一座全新的高科技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及会议中心，来复现亚历山大图书馆曾经的辉煌。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