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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尔那泥板的涅槃重生之旅

2021-01-16袁指挥

大众考古 2021年7期
关键词:学者埃及文物

袁指挥

阿马尔那泥板是19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因主要发现在埃及的阿马尔那而得名。这批泥板分为两类:一类是埃及与西亚国家之间的外交信函,大约有350块;另一类是包括神话故事、音节表、辞书、神名表在内的文献,大概有32块。其中外交信函最为重要,学者们称之为“阿马尔那书信”。

发现之谜

阿马尔那泥板具体的发现年份,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学界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声称泥板发现于1886—1887年,著名的亚述学家塞斯持这种看法;第二种断言泥板是在1887年发现的;第三种认为发现的日期是1887或1888年,有的学者将发现时间具体到季节,即初冬;第四种宣称发现于1888年,有学者认为是在这一年的年初发现的。其中,第二种说法在学界流传甚广并被广泛接受,但是,不同学者的描述有着细微的差异,即使同一位学者在不同时期观点亦有所不同。英国埃及学家巴奇是最早接触到泥板的西方学者之一,在1888年发表的文章中宣称“在1887年夏末,人们已经知道在埃及发现了楔形文字泥板”,在1902年出版的《埃及史》中断言泥板发现于1887年的年末。另外一位最早接触泥板的学者塞斯,1888年宣称泥板发现于1887年的冬天,但是在1917年又把发现日期提前到1886年。目前,学界把以上四种说法综合起来,把泥板发现的时间确定在1887年冬天到1888年的年初。

对于泥板是如何发现的,学界的各种说词更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综合起来看目前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声称泥板是一名埃及农妇偶然发现的,一名住在哈贾·甘迪尔村的贝都因妇女,到附近的废墟(即阿马尔那)找一些肥沃土壤,有一天她挖到了一些泥板,带回家去并把一些泥板捣碎了肥田,把剩余的泥板卖给了邻居,而她的邻居则把这些泥板卖给了文物贩子;第二种宣称一名农妇在松软的沙土与碎石间寻找、私挖古物的时候,在一些岩窟墓中发现了泥板;第三种言称当地埃及人建房子时到附近的废墟上撬土坯,无意间发现了泥板;第四种则把第二种与第三种结合起来,宣称埃及农夫在寻找土坯修补房屋,或者寻找能卖钱的古物时碰巧发现了泥板。

在目前學界的著述中,第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在埃及考古史上,有很多遗址、遗物的发现是偶然的,如19世纪70年代阿布杜勒·拉苏尔家族在底比斯地区无意间找到了历代法老的藏身之所,1925年美国考古学家赖斯纳的团队在吉萨—孟菲斯地区不经意间发现了海泰斐丽丝王后的陵墓,1954年埃及学者卡拉赫在大金字塔旁边偶然发现了胡夫太阳船,1996年考古学家在巴哈里耶绿洲意外发现了黄金木乃伊谷。第二,当时的埃及人刻意隐瞒泥板发现的始末,自从法国埃及学家马里耶特为埃及制定出打击文物走私的法令后,盗掘就成了非法的事情,一旦被发现会遭受严酷的处罚,例如阿布杜勒·拉苏尔家族的艾哈迈德在严刑逼供中被打断了腿,因此,埃及人出于自保会隐瞒发现泥板的真实情况。第三,考古学家出于职业情感,更愿意相信泥板是偶然而不是非法盗掘发现的,更愿意接受发现者是一位农妇,因为从对古迹、古物的破坏力的角度而言,女子比男子要小很多。

阿马尔那泥板更大可能是盗掘的产物而非偶然发现。自从拿破仑远征埃及后,西方对古埃及文明兴趣大增,英、法、德、美、瑞典、挪威等国在埃及大肆收购、挖掘文物,而埃及人由此也看到了商机,他们大肆盗掘遗址,把盗窃的物品卖给西方人。有学者注意到,从1887年5月开始,开罗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包括阿马尔那在内)的物品显著增加,因此“泥板的发现可能并不完全是偶然事件”。与此相似的是,当阿布杜勒·拉苏尔家族发现了底比斯地区的历代法老藏身之所后,把里边的文物分批次拿到古物市场上贩卖,结果市面上不明出处的文物激增,马斯佩罗注意到这种情况后,派人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法老藏身之地。因此,有理由认为,埃及人盗掘阿马尔那遗址在前,发现阿马尔那泥板在后。

鉴定风波

古埃及人把象形文字书写在石头、纸草、陶片、木头上,而古代西亚人在石头、泥板、铜板上写上楔形文字,这是两种迥异的书写系统。阿马尔那泥板是用楔形文字写就的文书。19世纪的学者,无法想象埃及的遗址中会出土在西亚地区才能看到的楔形文字泥板,且在此之前,埃及从未发现过此类泥板。这种状况使得学者对泥板的真伪莫衷一是。

根据塞斯的描述,文物贩子把泥板运到了艾赫米姆(Akhemin),想卖给一家面粉厂的负责人弗勒奈,此人还是法国卢浮宫在埃及的代理人。虽然弗勒奈不能确定泥板的真伪,但他认出泥板上的文字是楔形文字。他购买了13块,并把其中1块(第260号泥板)送到巴黎请学者鉴定。巴黎的奥佩尔看了泥板后,虽然没有下结论说泥板是赝品,但对泥板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鉴于此,弗勒奈不再关注这些泥板,并找机会把剩余的12块泥板卖给了开罗法国考古学校负责人布里安。另外一些文物贩子带着一些泥板,让埃及古物部门负责人格雷博去鉴定,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缘由,格雷博对这些泥板没有任何兴趣。此外,按照巴奇的说法,开罗的学者(包括埃及本土和欧洲的学者)看过泥板后,对于泥板的真伪也是众说纷纭。

但是文物贩子并不死心,他们并不信任开罗的学者,也不认可他们的鉴定结论。1887年12月,他们把泥板运到卢克索请巴奇鉴定。巴奇对其中的82块泥板做了鉴定,认为这些泥板是真的。1887年年末,塞斯到达埃及,布里安邀请塞斯鉴定他的泥板。1888年3月9日,塞斯挑选了一块泥板抄录下来,经研究认定泥板上的文字为新巴比伦时代楔形文字。与此同时,德国在埃及购买的泥板被运到柏林,起初亚述学家施拉德对泥板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随着更多的泥板被送到柏林,他做了详细比对后,最终得出泥板为真的结论。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人对泥板持怀疑态度,并且埃及当地人伪造泥板的行为进一步增加了大家的疑虑。

在学界对泥板的真伪尚未形成定论的时候,欧洲各大博物馆在埃及的代理人就已经开始收购泥板了。据巴奇所言,最晚到1887年12月,欧洲的博物馆已经开始全力收购泥板。巴奇为文物贩子鉴定完后,将82块泥板收入囊中,这些泥板最终成为大英博物馆的藏品。此时,德国柏林的博物馆也购买了大量的泥板。从开罗转运到卢克索的泥板,绝大多数为柏林的博物馆所收藏,而大英博物馆通过名叫莫奇的人收入了剩余的泥板。按照巴奇的说法,一个文物贩子把一块泥板藏在外衣里边,上火车的时候不慎掉在了月台下铁轨上,月台上的埃及人看到这一幕,发现泥板的消息就这样传到了埃及古物部。古物部负责人格雷博打电话给阿西尤特的穆迪尔,让他抓捕贩卖泥板的文物贩子。后来,格雷博亲自到卢克索抓捕泥板走私者,就在此时,布鲁格什打电话给格雷博,让他尽可能购买泥板。格雷博买下的泥板后来成为了布拉格博物馆(开罗博物馆的前身,1891年迁至开罗)的藏品。根据格雷博的书信,在1887年末,布拉格博物馆已经收藏了一些泥板,在1888年3月,塞斯也提及布拉格博物馆收藏泥板的情况。综上,在1887年冬天到1888年春天,德国、英国、埃及的博物馆,争先恐后买进了大量泥板。

泥板本为当地人盗掘所得,所以很难知道到底有多少块泥板出土。當时市面上有传言称,在阿马尔那发现了几千块泥板。1888年6月,巴奇对泥板的数量作了推算,布拉格博物馆收藏了几块泥板,柏林的皇家博物馆购买了大约160块泥板,大英博物馆收藏了81块,布里安收藏了大约12块泥板,达尼诺斯帕夏收藏了一些泥板,巴奇在开罗的一个朋友收藏了6或8块小泥板,埃及的私人收藏家收藏了58块(其中45块为残片),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截止到1888年6月,公私机构大约收藏了300多块泥板及残片。

至今,也弄不清楚在盗掘、转手倒卖中毁掉了多少块泥板。埃及人的盗掘,对泥板造成了毁坏,“阿拉伯人在地下挖掘的时候,无意中损坏了一些泥板”。文物贩子用驴子驮运泥板前往卢克索,结果泥板“大多被损坏”,加之“一些泥板烘烤得不够火候,当把大大小小的泥板装在大袋子里,运往卢克索去卖出的时候,一些泥板被摔成粉末,永远地消失了”。 更让人惋惜的是,这些盗掘者与文物贩子“担心这些泥板会被鉴定为赝品,一文不值,于是把较大的泥板摔成三四块”,试图影响购买者对泥板真假的判定,而且他们在“在向游人兜售的时候,期望碎块能卖出整块泥板的好价格”。另外,当文物贩子把泥板运到卢克索后,欧洲各大博物馆的代理人对于泥板的真伪争论不休,这使得部分文物贩子一度错误地认为泥板毫无价值,故意损坏了一些泥板。据塞斯估计,有150—200块泥板被毁,但是莫兰认为损毁的泥板数目要少于塞斯估算的数目。

科学发掘

博尔夏特率领的德国东方学会考古队,经过几次短期的试挖掘后,1907年开始正式发掘阿马尔那,此次发掘一直持续到了1914年。发掘的重点是阿马尔那南郊、北郊的私人住宅区域,1913年12月,在标号为O. 47. 2、N. 47. 3的两处住所内,挖出了2块泥板(第359、379号泥板)。1914年,这两块泥板为开罗博物馆所收藏。

紧接着在阿马尔那从事发掘的是埃及探测协会。在第一阶段(1921—1924)的发掘中,皮特担任考古队负责人,在标号O. 49. 23的建筑物内的中厅以南的走廊中发现了1块泥板(第368号泥板)。这块新发现的泥板为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所收藏。在第三阶段(1933—1934)发掘中,彭德伯里担任考古队负责人,在标号为Q. 42. 1(皮特里标识的18号)、42. 5、42. 7、42. 21(皮特里标识的19号)的联排建筑物中,出土了几块写着“法老书信室”文字的土坯,因此,他把这排建筑物称之为“外事办”(The Foreign Office)。在标号为Q. 43. 43的建筑(彭德伯里把这类建筑称为“外事办文职人员房舍”)中,出土了1块泥板(即第371号泥板),在彭德伯里所称的“档案室”(Records Office,即法老书信室)内的最大房间中,出土了至少7块泥板(第370、372—377号泥板),除此之外,还出土了2块空白泥板。这样,彭德伯里共挖掘出来10块泥板,这些泥板后来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

除了阿马尔那,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也有阿马尔那泥板出土。1891年,布利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黑瑟丘(Tell elHesi)挖掘出1块泥板(第333号泥板),后为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所收藏。

除了这些正规发掘外,埃及以及欧洲的各大博物馆也通过各种途径以收藏泥板。到1892年,共收藏了320块泥板或残片,其中柏林皇家博物馆收藏了160块泥板(1903年增加到180块),开罗博物馆收藏了60块,大英博物馆收藏了82块,还有一些落入了私人收藏者手中。据哈佩尔的说法,到1893年泥板的数量可能达到了330块。到1907年,共有358块泥板被收藏,此后,又有24块泥板面世。

最终,泥板的收藏情况是这样的:柏林古代近东博物馆收藏202或203块,还有3块残片(与大英博物馆的残片可以合成泥板)以及其他没有编号的残片;埃及的开罗博物馆收藏49或50块,外加1块残片(与大英博物馆的残片合成一块泥板);大英博物馆收藏95块,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收藏22块;卢浮宫收藏7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2块;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收藏3块;还有一些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此外,有一些泥板消失了,如第7号泥板在二战中被毁坏,第128号泥板自1963年以来就被登记为丢失物品,第260号泥板也不知所踪。

考证解读

从泥板的抄录、转写、释读、翻译来看,学界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88—1916)是泥板书信研读的起步阶段,最早接触到泥板书信的学者相继发表研究成果,大英博物馆、柏林的古代近东博物馆、开罗博物馆收藏的泥板被集结出版。总体看来,此阶段的研究主要以大规模整理、大部头的泥板集子出版为特点,其中克努松的《阿马尔那泥板》一书是此阶段的标志性成果。第二阶段(1916—1950)是泥板书信研读的过渡阶段,学界对新出现的泥板进行释读,同时,纠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之处。第三阶段(1950年至今)是泥板研究的深入阶段,逐步形成了以莫兰、雷尼为代表,其他学者广泛参与的格局,主要是在纠正前人错误的基础上,重新对泥板进行整理汇编。

通过这些学者的工作,学界逐渐复原出青铜时代晚期西亚北非“国际社会”的面貌。在青铜时代晚期,逐渐形成了等级化的国际秩序。作为第一梯队的大国,埃及、米坦尼、赫梯、亚述、巴比伦对西亚北非地区的国际秩序起着支配作用。除了这些大国外,还有一些独立小国构成了第二梯队,它们或凭借其地缘优势,或借助其资源优势,在整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了仅次于大国的重要力量。第三梯队为大国的藩属国,这些藩属国依附于大国而生存,成为大国所构建的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大国是当时西亚北非地区“列强俱乐部”的成员,它们开创出“一个国际性的大国政治时代,这种大国政治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世界政治”。这种国际政治是按照家庭亲属模式建构起来的,君主之间互称“兄弟”,王后之间互称“姐妹”,一国君主与他国王后以兄妹相称,一国的王子则称呼他国君主为“父亲”。不但王室成员之间以家庭关系论处,各国的官员也以这个模式来建立关系。西亚北非的各大国俨然组成了井然有序的大家庭。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大村庄”,国家之间的交往似乎就是村庄内不同家庭之间的交往,日常生活的交往方式悄然渗透到国家间的交往之中。

与这种模式相伴随的是,各大国之间开展了以使节往来、礼物互赠、王朝联姻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活动。外交礼物是“列强俱乐部”的支柱,不管是使节往来,还是王朝联姻,都会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带来各种礼物。这种礼物互赠,本质上是礼物外衣掩盖下的商品贸易,各国间交换的物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交易的频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各国有点不堪重负,采取了滞留使节、延缓礼物贸易的外交策略。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从现实层面而言,只有当不断和充足的物质交换,即问候礼的交换有效运转的时候,各国间的兄弟情谊才会变得真实可靠。礼物贸易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西亚北非地区资源分布不均,各大国必须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取所需的他国物品。此时各大国都行王政,以国王为代表的宫廷掌握着大量的生产原材料、奢侈品,各国疆界或势力范围是商品流通的边界,而礼物贸易则能突破这种边界。礼物贸易的商品交换本质,决定了要奉行对等原则,不对等的交换必然会遭到友邦的抗议。各国通过礼物贸易获取所需的物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采取武力掠夺资源的可能,这有利于西亚北非地区长久维持和平局面。

作为第二梯队的独立小国,在礼物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阿拉西亚盛产青铜时代最重要的原材料—铜,为了获得阿拉西亚的铜,埃及不惜对这个独立小国称兄道弟。遗留下来的埃及与阿拉西亚的8 封书信,其内容都是有关两国铜贸易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拉西亚因为占有铜矿资源,尽管算不上一个大国,但国王被埃及破例称为“大王”,获得了大国君主才有的显赫地位,由此可见资源在青铜时代晚期西亚北非地区的重要性。

不管是埃及,还是米坦尼,甚至是巴比伦,以及后来的赫梯,都曾征服周围的一些小国,建立起自身的势力范围或帝国疆界。宗主国一般会向藩属地区的核心城市派出官员,在战略要地驻扎军队,以此来监督、威慑藩属国。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按照主仆关系模式确立彼此关系,藩属国在政治上臣服于宗主国,服从宗主国的各项命令,按照宗主国的要求行事;在经济上要向宗主国提供各种物资,包括银、铜、玻璃、木材、武器(战车、战马)、牲畜(主要是公牛)、人员(女子、奴隶等);在军事上要提供兵马随同宗主国征战;在信息上还得向宗主国提供各种情报。尽管如此,藩属国仍具有半独立地位,君主在国内行使完全的统治权。大国势力范围之内的藩属国,一方面需要接受宗主国的统治,另一方面也会利用帝国控制力递减所提供的机会,扩张自己的势力,建立霸业,宗主国一般会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来干预,以维持地区和平与安宁。

从盗掘到解读,阿马尔那泥板历经坎坷,损失惨重。在最初的盗掘、贩卖中,大量泥板被摧毁了,当学者在泥板真伪鉴定上各执一词的时候,又有一些泥板被失望的文物贩子蓄意毁掉,幸存下来的泥板几经周转,绝大多数为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所收藏。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或战火的侵扰,又有几块泥板彻底消失了。此外,还有一些泥板在收藏家手中,至今不知所踪。对于准确、完整解读泥板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而言,这无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万幸的是,在泥板面世后的短短几年,学界已经把泥板抄录下来,汇集成册予以出版,克努松校对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泥板,奠定了泥板研究的基石。自此,學界承袭了这种汇编成册的做法,不断有学者把泥板汇编出版。得益于学界汇集出版的学术传统,我们才能对3000多年前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生态有些许了解。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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