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大勇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基础教学部，安徽阜阳 236000）

一直以来，人们在阐释康德的善恶观念时，总是将焦点放在他的道德哲学上，而在探讨其道德哲学时，又着重强调康德之善恶严格二分的立场：人要么是善的，要么是恶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在道德哲学中理解康德的善恶概念，人们对它的认知几乎是一贯的，即善与恶不仅判然有别，而且截然对立。比如，有的学者就曾指出：“在抽象的逻辑可能性方面，康德指出人的本性要么可以是善的，要么可以是恶的。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严格的选择可能性。”[1]毋庸置疑，这一解读是有待商榷的，原因在于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在康德哲学中，善相较于恶，具有绝对的优位性，善不与恶相对。

一 道德哲学中的善恶

我们知道，在康德道德哲学思想中，善恶与实践理性的客体有密切关系，他认为：“一个实践理性的唯一客体是善与恶的客体。因为人们通过前者来理解渴求能力的一个必然对象，通过后者来理解厌恶能力的一个必然对象。”[2]就这段引文的意涵而言，康德的意思无非是说，善与恶是实践理性①的对象，它们是彼此对立的：善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对象，而恶则是人们极力避免的东西。然而，当我们由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来考察他的这一思想时，就会发现善恶之关系并非如表面上所呈现的那么简单明了。为此，我们须事先对实践理性的客体稍作一番查勘。

（一）作为纯粹实践理性之客体的善恶

与那种关心知识何以可能的思辨理性不同，实践理性关注的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它主要研究单是实践理性本身是否能规定意志及其对象的问题。而所谓实践理性的客体则是指人们通过行动所能达到的东西，它是借助意志而实现的可能的对象，即因“自由而有的可能结果的客体之表象”[2]。在其所著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提出，如果规定意志，并促使其行动以实现目标的是自然偏好或经验对象，那么作为欲求能力的对象即“实践理性的客体”与“意志的动因”就是同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之所以愿意采取行动（动因），无非是想意欲那个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意志的动因与其想要获取的对象是一致的，彼此没有差别。康德把这种出于某种意图，并按照一定实践规则以实现某一目标的行动称之为非道德的行动。两年后，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又将“实践理性的客体”直接等同于规定意志的经验“质料”，并将其与规定意志的先天“形式”对举。与此相反，他将那种出于实践理性的动机（Beweggrund），但并非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是为了道德法则本身的行动叫做道德行动。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只对行动本身或道德法则充满兴趣，丝毫不在乎目的或对象是否达成。

诚然，当我们说非道德的行动与其对象是统一的，并不意味着否认道德行动也有其客体。或者说，无论道德行为还是非道德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某种目的。所不同的是，在非道德的行动中，行动的对象同时也是行动的规定根据，而在道德行动中，客体不能作为行动的规定根据，因为一个行动之所以是道德的，就在于它是符合道德法则的，即由纯粹的实践理性、而非别的什么动机规定的，否则将不存在任何道德价值而言。

可以这么说，“实践理性的客体”在非道德行动和道德行动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非道德行动中，实践理性的客体与行动的意图与目标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实践理性的客体直接规定了意志，进而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即在非道德行动中，实践理性的客体优于主观准则。与此不同，在道德行动中，规定意志的不是质料的东西，而是道德法则，人们对自己的意图是否实现毫不关心。或者可以这样说，在道德行动中，道德法则优于实践理性的客体，否则没有任何道德而言，对康德而言，凡是遵循道德法则而非主观准则的行动都是善的。

如果我们的前述论证是可信的，那么，康德把善恶界定为实践理性之客体的提法就相当令人困惑。一个完全遵守道德法则的意志，其结果怎么可能会是恶的呢？因为当我们说在道德行动中，善恶概念是“对意志的先天规定的结果”[2]，而且是“以纯粹理性的一种因果性为前提”[2]，那么实践理性的客体就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善，恶不可能是道德法则在规定意志时产生的实践理性的结果。毕竟，当我们说意志只受先天法则或纯粹理性规定时，这一意志是丝毫不受自然偏好与感性经验影响的，更不可能出现选择偏好放弃道德法则的恶的现象。现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善恶地位的不平等？它使得善不止是侵蚀了恶，而是彻底清除了恶作为实践理性之客体的存在呢？

简单说，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康德对“意志（Wille）”这一关键词的不严谨使用相关。对于这一点，伯纳德·卡努斯（Bernard Carnois）早已指出过：“我们时常发现，应该是使用Wille的场合中却不恰当地使用了Willkür，而该用Willkür的情况，出现的却是Wille。”[3]他认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Wille既指严格遵从道德法则之自律的意志（autonomous will），也指不受道德法则约束之自由选择（free choice）的意志。到了第二批判，康德虽常用“任性（Willkür）”一词来代替“自由选择的意志”，但Wille一词的意涵仍然时常混用。就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对Wille的使用而言，它既有遵守定言命令的道德行动的意思，也有违反道德法则的非道德行动的意图。也就是说，Wille的范围不只是大于Willkür，而是将后者包含在了自身之内，彻底吞噬了自由选择的意志。如果我们狭义地理解Wille的内涵，只是将它视为出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而行动的意愿，那么就将会误解康德对纯粹实践理性之客体的界定。换句话说，我们上面的解读之所以得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是善，而没有恶，那是由于我们把具有自由选择意涵的意志视为了Wille，即视为了完全由纯粹实践理性规定的意志了，其实这一层面的意志，其真实意义是Willkür，而Willkür既可以受制于道德法则，又可以受制于自爱原则，因而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看哪一准则占主导地位。那么，康德淆乱的词语背后是不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思想考量呢？

（二）意志与任性

从康德成熟期思想来看，意志与任性这两个语词，它们的词根虽说类似，但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它们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用康德自己的话来说，意志涉及的是人的意愿中有关纯粹理性的事物与面向，从某种意义上看它是完全不作为的。作为一种规范，意志既不可以说是自由的，也不可以说是不自由的，一切都要看理性对它做何种要求。与此不同，任性是一种自觉层面上的主动选择与主动行为，它体现的人的主体愿望是另外一个层面，其主要含义包括不受限制、自由选择等意思。就如康德所讲的那样，就任性本身的自由来说，它具有一种甚为独特的性质。总之，任性不能被任何一个所谓的动机行为所约束，除非是人自己把这种动机纳入自己的行为准则之中，进而使它成为人们自己愿意遵循的必然法规，只有如此，这一动机，“不管它是哪一种动机，都能与任性的绝对自发性（即自由）共存。”[4]，或者说任性指的是，人们在可以选择的事物之间所能进行选择的可能，归根到底上说它既不可以说是善的，也不可以说是恶的，在深层意涵上，它是我们自由选择善恶准则的内在根基。因此，假如人的意愿功能分为两个方面的话，那么意志偏向的是立法功能，而任性则指向的是执行功能[5]。当任性回应或者遵从道德法则的指令之时，此人就是善的；相反，假如任性不听从道德法则的命令，而只是按照自爱或偏好的指示去行动，那么此人就是恶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人的善恶议题不仅与道德法则密切相关，还与人的自然禀赋和外在偏好亲密相连。我们知道，康德虽说主张道德至上，但事实上他本人并不是个极端的禁欲主义者，某种层面上，康德也不反对人们对物质和利益的适当追求，因为康德本人就极为注意健康饮食问题，在他晚年，他曾经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医疗和养生方式，比如如何呼吸、怎么穿衣戴帽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德并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本身就是坏的或是恶的，那是人的本能需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禁欲是不恰当的，那种企图限制或根除人的福祉的认识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还有可能是极为有害的。毕竟，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看，一个人的准则是善的，还是恶的，从根本上来说，关键问题还不在于这一准则是不是符合道德律和自然偏好，问题的关键是，人们是把道德律和自然偏好中的哪一个置于主导地位。作为一个道德的动机论者，康德的一直主张的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把道德律纳入到了自己的准则之中，并将其放到了优先地位，即优于了自然偏好，那么他在道德上就是善的；相反，不管任何人，只要他不是这么做的，他“优先想到的是其他非道德的因素，那么他在道德上就是恶的。”[6]

现在的问题是，任性何以会主动选择恶而不是选择善呢？换言之，任性为什么要把同情、偏好等自爱原则高置道德律则之上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道德思想与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之不同之处。按照《圣经》的看法，我们之所以具有恶或“原罪”，那是因为我们背离了上帝的诫命，而在康德看来，我们具有的“意念”（Gesinnung）才是真正解读根本恶之本源的要点，圣经中的那种对恶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我们也不应该为人的始祖的过错负责。按照康德的说法：“意念，即使用规则的最初主观根据，只能是一个单一的意念，并且全部地指向自由的所有运用。但是，它自身却必须由自由的任性来使用。若不然，它就不能被考虑在内。关于这种使用，不能再看出其主观的根据或者原因。”[4]换句话说，只有人的意念才是任性选择善恶之基础，一旦舍弃了意念这一概念，任性也就丧失了选择善恶的主观根据，基于这一点，可以说，正是人的意念才是任性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前提。不过，令我们十分困惑的是，康德对意念的解释并不十分清楚，有待诠释的空间很大。比如说，意念到底是什么，它何以就是人之选择的主观根据和基础呢？对此，康德有点语焉不详，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康德认为，那是“必然不能再继续追问”的事了，因为它本身是“无法探究的”。

可以看出，在处理实践理性之客体只有善而没有恶的矛盾现象时，康德引入意愿的两种内涵来解决这一悖论，即引进作为立法功能的Wille和作为执行功能的Willkür。事实证明，康德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实现其目的，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神秘化了。对此，戈尔登·迈克逊（Gordon Michalson）认为：“康德对Wille和Willkür的区分毫无疑问是武断的，他对所谓统一意愿所包含的两个方面的处理，很难让人感到满意。”[7]

当然，康德提出Wille和Willkür之分以解决善恶议题，虽不那么成功，但其意义也不全是消极的。出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整体考量，他必须照顾善相较于恶的优先地位，否则就无法在宗教思想中实现人由恶向善的转变。按照迈克逊的分析，康德之所以对Wille与Willkür的作为区分，其真实意图是确保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的境况不被玷污。作为由纯粹理性规定的意愿能力，Wille是理性的道德体现，它本质来说就是善。在康德看来，即使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无赖，只要他愿意，他依然可以做一个自由、负责，且有担当的善人。邪恶行为的出现和发生并不意味着人之自由的必然沦丧或彻底遗失，纵然人们把道德法则纳归于自然偏好之下，将自爱原则高举于纯然义务之上，作为自由选择意志的Willkür还是会受制于道德自律的Wille，进而服从于纯粹的理性。可以看出，康德对Wille的重视，就是对作为实践理性之客体的善的重视，其目的就在于使我们于万千世界之中彰显人之为人的尊贵与崇高，断定人决然不会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无论人多么地邪恶，仍不能从本源上根除道德法则，甚至超越道德法则的规范和约束。简单地说，人的“道德上的恶，并不能摧毁人的理性能力”[7]，也不能动摇人性中善的本根性。因此，当康德说：“人，哪怕是最邪恶的人，都不会以好像叛逆的方式，比如宣布不再遵从来摒弃道德法则。或者说，道德法则是利用人的道德本能，莫须有地强加给人”[4]时，他的真实意涵无非是说，人们之所以听命于道德法则，且无时无刻不受制于它的约束，其缘由在于我们的理性以及作为立法功能的Wille。诚然，恶人在作自由选择的时候，的确更为重视自然偏好，忽视了道德命令，但是这丝毫不减弱道德的尊严，也不意味着对善的潜在的破坏。毫无疑问，康德在其宗教哲学中之所以坚信人们应该、也可以去恶趋善，正是得益于对善的保全，以及在Wille和Willkür之界分的基础上善对恶的优位性，否则人对恶的克服和道德重生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二 结语

总而言之，就康德哲学中的善恶思想来看，善相较于恶具有本根的优先性。就道德哲学中的善恶而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善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恶根本不可能是道德法则规定意志的欲求对象。假如说，实践理性的客体是对意志的先天规定的目的，而且是以纯粹理性的一种因果性为前提的，那么恶决然不可能进入真正的道德行动中来。虽说康德在使用Wille和Willkür的过程中，对人们理解其善恶观念带来一些误解，但善对恶的优位性立场则是确定的。也正是基于此，康德认定人必然能够由恶趋善，否则人的至善无法实现。当然，直言不讳的道出其善恶思想的当属《康德哲学神学演讲录》，在那里，康德径直点出恶是善的匮乏，是善的未完成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这些论述有助于矫正以往的误读，并为我们重新厘定康德的善恶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空间。

注释：

①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实践理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实践理性”既包括“一般实践理性”，也包括“纯粹实践理性”；狭义的“实践理性”只指“纯粹实践理性”。此处“实践理性”的意涵为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