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开宇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西 河池 546300)

“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是由我国当代著名语言研究学者吕明臣教授在《话语意义的建构》中提出的理论创见，专著对于当代语用学核心问题——话语意义如何建构出来作出了系统阐释，该理论体系框架的建立业已表明当代中国语用学本土化思想体系探索已经步入独立、完整的科学话语表述阶段。学者李宇明曾评价认为：“话语意义的建构是语言学、语言哲学、语言心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充满学术魅力的前沿课题。对这样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专题论述，作者是颇有学术眼光的，该课题的研究颇具学术意义。”[1]封四陈新仁更是撰文呼吁，自20世纪80年代初语用学引入国内后，借鉴和套用一直是我国语用学研究的主流方向，“鲜有能体现中国语用学特色的原创性成果，更遑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语用学学科话语体系了”，但是“建构中国语言学学科话语体系至关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理由是这一问题涉及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为谁研究、怎么研究、怎么呈现的问题”[2]12。因此，在当代中国语用学发展40年之际，回顾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原创话语体系的提出与内容构成，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主要内容

(一)“话语意义”理论内涵的明确界定

关于“话语意义”的理论内涵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外语用学界的首要和基本问题，因此，话语意义建构理论首先对此作出明确清晰的内涵界定：由于言语交际行为是人的一种有目的行为，这种目的性体现在人是通过言语交际行为来传达某种“意思”，无论这种传达是以直接或间接等某种具体方式来进行的。故而，从交际意义整体性来看，始终都无法割裂开“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会话含义)”。所以，话语意义建构理论认为，“站在当代认知心理学立场上看，言语交际行为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不管是‘字面意义’还是‘会话含义’，都是主体认知加工的结果，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1]3

对于“话语意义”的理论内涵作出清晰界定之所以至关重要，正是因为以往语言哲学及语用学研究学者恰恰在此处未能作出整体观阐释，往往忽视“字面意义”，而专注于“言外意义(会话含义)”的研究，这也就导致了学界将西方语用学思想及其理论流派观点引介过来时，对于“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会话含义)”的阐释不清，中外语用学界曾为此进行了长期论争和理论辨析。但是，由于没有从话语意义这个整体观视角出发，一直未能有效厘清问题实质。

(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的构成

1.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前提。话语意义建构的理论前提在于动态地看待话语意义，话语意义具有“建构性”特征。即话语意义不是先于言语交际行为存在的，而是在言语交际行为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先于特定言语交际行为存在的是交际意图，这是言语交际行为发生的动机，也是话语意义建构的基础，是话语意义的核心。话语意义是交际主体围绕交际意图建构出来的。

2.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分支。基于上述前提，从话语意义的性质、来源、构成成分、相关要素、主体选择原则、实现途径和建构过程等七个问题入手，明确阐释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主体是如何围绕交际意图最终建构出来话语意义的基本问题，对于当代语用学界诸多理论困惑、争议和分歧之处作出理论辨别，亦为中国语用学本土化理论体系建设起到纲领性文件意义。

首先，通过对话语意义的性质、来源和构成成分三个理论分支探索，区别话语意义的“核心意义”“衍生意义”与交际意图及其话语表现方式之间内在关系，明确话语意义是以交际意图为核心的认知建构过程这一理论核心观点，说明话语意义研究在当代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中所处的理论核心地位，上述三个理论分支构成了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基础。

其次，从话语意义建构的相关要素及其之间关系、主体选择原则以及话语意义实现的具体途径三个理论分支入手，指出应从交际意图和话语形式关系入手来研究话语意义问题。只有抓住这一理论关键突破才能最终解释话语意义建构问题，从而才能有效解决当代语用学在这一核心问题上的理论难点，上述三个理论分支构成了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关键环节。

最后，基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知识建构理论视角，对于话语意义建构的过程作出认知分析——将交际主体(说、听双方)相关知识的激活、连接、重组过程与主体认知加工过程分析相结合，创造性提出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就是交际主体知识的重组过程这一崭新的当代中国语用学本土化思想理论体系观点，这一理论认识突破也正是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创新价值体现。

据此，围绕言语交际行为过程中“话语意义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语用学核心问题，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从跨学科整体视角出发，选取当代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范式——人脑的信息加工模式，将话语意义建构过程看作是言语交际过程中人的信息加工过程。通过对这一核心问题理论阐释突破，廓清以往理论认识误区，明确以话语意义研究为目标指向的当代语用学思想理论的发展演进方向，创造性提出交际主体围绕交际意图建构话语意义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语用学思想理论观点，对于言语交际行为过程作出宏观理论表述，标志当代中国本土化特色语用学研究进入科学话语表述的发展阶段。

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探索的语用学思想维度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看，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创见的提出，首先完成了将西方经典语用学理论观点融入到言语交际过程整体观视域中进行理论整合与重塑；其次，立足当代认知心理学等跨学科视角，打破语用学界惯常研究范式，使偏重外部“言语运用”语用学研究路径深入到说听双方认知策略的“内部阐释”；从微观上看，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为当代语用学学科发展作出了三点重要的理论明确，据此，我们将其看作是当代语用学研究的纲领性文件。首先，明确了语用学研究的理论核心问题，也是当代语用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即交际中话语意义是如何建构出来的问题；其次，为解决这一核心问题，该理论体系明确围绕交际意图实现作为话语意义建构问题的阐释关键环节，再次重申与明确了语言研究功能出发的立场；再则，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体系首次明确区分了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的性质差异。由此可见该理论体系对于中国语用学本土化原创思想探索的理论深度和广度，下文我们分别就该理论体系的语用学深广维度主要为评价论述之方便，实际上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探索的广度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外语学者首先将西方语用学思想理论观点广泛引介到国内，极大开阔了国内语言学界学术研究视野(1)许国璋摘译J.L.奥斯汀的《论言有所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言学情报研究室编辑的《语言学译丛(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1-14页。；与此同时，我国语言学界也一直在“言语交际学”“社会交际语言学”“言语交际”和“话语语言学”等语言研究背景下尝试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语用学学科理论体系。虽然当时语言学界并未明确使用到“中国语用学”这一学科理论体系名称，但是这些奋力探寻的言语交际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语用学发展早期阶段的理论成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化语用学思想研究特色——即语言理论与实践研究并重，注重言语交际过程整体观分析视角。此后，“言语交际学”“话语语言学”“汉语语用学”“交际语用学”这一极具中国本土化特色的语用学研究路径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其间，刘焕辉《言语交际学(新订本)》[3]、沈开木《汉语话语语言学》[4]、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5]、左思民《汉语语用学》[6]、康家珑《交际语用学》[7]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业已表明学界从“言语交际学”到“语用学”研究过渡的理论探索轨迹。

同样，上述理论演进脉络也集中体现在话语意义建构体系的形成与提出过程中。首先，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在1996年孙维张和吕明臣先生合著的《社会交际语言学》[8]中就已初具理论雏形；其次，20世纪80年代随着外语学界积极推介西方语用学思想理论观点，对我国语言学界影响比较大的西方语用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两大派别：一派是由英美日常语言哲学学派学者及其后学等形成的主流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包括J.L.奥斯汀“以言行事”[9]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塞尔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10]，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会话含义”理论，利奇的“礼貌原则”[11]以及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12]等；另一派是以耶夫·维索尔伦为代表的欧陆学者的“语用综观论”[13]思想。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在言语交际行为过程的七个不同理论分支探讨中，对上述两大流派代表学者的理论观点重新作出辨析与拓展，廓清当前学界理论研究困惑之处；另外，作为20世纪世界科学的一个新兴研究门类，认知科学主要是探究人脑或心智工作原理的一门前沿性尖端科学，其产生之初即已深受当时计算机科学、心智哲学、心理学与语言学发展影响。因此，认知科学也一直倡导一种跨学科的或多学科合作的研究趋向。在其学科体系构成上，认知心理学成为其首选学科，因为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认知革命”正是发生在心理学中，一直持续到以“信息处理心理学”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14]28。而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理解人如何进行意义分析”[15]11。所以，我们看到，在论述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时，选取认知心理学整体观分析立场，表明学者当时理论思考维度已经在“言语交际学”“汉语语用学”等中国本土化语用学早期研究成就基础上进行了更具前瞻性的理论拓展与研究创新。故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成果也标志着中国语用学研究进入科学话语表述的理论创新发展阶段。

其一，综观话语意义建构理论的主要内容，已将当代语用学思想理论观点置于言语交际行为过程整体分析视域之中。比如，“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会话含义)”问题，由于以往学界未能从话语意义的整体视角出发，对于二者区分不明，导致学界在此产生很多误解和理论争议。英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将“字面意义”看作“常规意义”，一种没有意图的意义；将“言外之意”看作“非常规意义”，一种含有说话人意图的意义，因此又称作“会话含义”。其后研究者表述虽然略有差异但是实质未变，这也影响了之后中外语用学界更为关注“言外之意”的研究，日本学者小泉保的日语语用学经典著作《言外的语言学——日语语用学》[16]，书名已可见西方语用学思想对于日本语用学影响之深，这一点与中国语用学研究的理论演进路径是颇为相似的。

左思民曾在《汉语语用学》中专门区分过“字面意义”和“含义”的问题。他认为，所谓“字面意义”是词语的词典意义以及这些意义的组合；“语用意义”则指说话者通过说出“字面意义”而表达的意义；而“含义”不等于语用意义，但又和它有很大关系。“含义”是和字面意义相对而言的，它是透过字面意义而表现的附加意义。并非所有的词和短语都有含义，只有那些既有字面意义，同时又带有另一种依约定和字面意义发生固定联系的附加意义的词和短语才具有含义，自然该附加意义就是含义[6]100。由于将“字面意义”脱离于交际意义，所以仍未有效厘清三者区别。同样，在《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17]里也曾专门收录11篇学者论文集中探讨“会话含义”及其理论研究在我国的进展，其中徐盛桓《含意本体论研究》和对其观点理论提出商榷意见的熊学亮《含义的性质和功能》等研究都说明“会话含义”影响之深，理论区分难度之大。

由于语用学界长期忽略“字面意义”研究，认为“字面意义”是自然发生的，这样带来的理论困惑首先就是要承认言语交际中一定是存在没有意图的交际的，从而导致“交际目的”与“交际意义”混淆，割裂了交际意义的动态性和整体性特征。因此，话语意义建构理论首先对于话语意义的理论内涵作出明确界定，既然没有无目的的交际，那么从交际意义的整体性出发，“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会话含义)”的地位相同，故使用“话语意义”来指称言语交际意义整体，两者的区别只在于交际主体是如何以交际意图为核心来选择话语形式的，这与交际主体认知决策有关。

其二，从话语意义建构理论的语用学研究立场上看，当时已选取认知心理学分析视角，创造性提出话语意义建构过程就是交际主体知识重组过程的理论观点，这一创新性观点无论对于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还是对于当代语用学研究来说，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前瞻性价值的。综观当代中国语用学近40年的研究发展历程，源于英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学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对整个当代语用学研究发展影响的时间之久、影响之深、接受度之广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日常语言学派只是在其哲学研究中探讨到与语言使用相关的问题，学者本身研究旨趣并不具备语言研究的整体观视域或者说并不是为语言研究服务的。因此，一方面，这些西方语言哲学学者的哲学思辨观点有力推动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形成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同样也为当代语用学研究带来了诸多理论认识困惑与局限之处。正是看到这一点，比利时著名语用研究学者耶夫·维索尔伦创造性提出“语用综观论”来突破英美语用学“基本分析单元说”的长期理论壁垒，其中语用综观的思想及其语言表意功能的理论探讨颇具启发意义。

因此，从认知心理学整体分析视角研究话语意义建构问题，这是对以往学界语用学研究视域的理论扩展，代表了中国学者对于当代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发展的学术研究贡献，在其理论体系框架内将以往在语用学、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文艺学、修辞学等不同学科中与言语交际有关的问题都统一放在话语意义建构理论视域内重新进行了理论辨析，由此可见该理论体系涉猎范围之广。

(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探索的深度

考察评价话语建构理论体系在当时就已达到的思考深度，通过回溯学者此前语言研究成果，可领略到学者在语言研究中始终坚持的语言功能分析思想，该研究路径一直贯穿了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以及其后社会交际语言学在内的语用学、语义学及应用语言学的诸多研究成果中。

其一，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探索的深化体现在其从最初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注重语言功能研究路径，到其话语意义研究中注重结合语言的交际功能分析，而在其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中对于言语交际行为过程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表述，表明其语言功能立场日益深化。

首先，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吕明臣发表的《汉语答句的意义》[18]《汉语的情感指向和感叹句》[19]《走出“句类”的误区》[20]以及《现代汉语话语指示功能分析》[21]等一系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果，已开始表明其语言功能研究立场；其次，在与孙维张先生合著的《社会交际语言学》一书中，已经就言语交际的构成要素、言语交际的基本过程、言语交际的原则、交际者的角色观念以及言语编码的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过系统的理论论述；另外，其后发表的《言语的建构》[22]《现代汉语应对句的功能》[23]等系列研究成果中，语言功能研究立场理论表述已趋成熟。上述成就在话语意义建构理论阐释中得以完整系统表述，表明其语言功能思想研究走向深化成熟。

因此，如果将“话语意义建构理论”看作是对于当代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完整表述的一个纲领性文件的话，那么其后在《指称：建构话语系列的途径》一文中对于源自语言哲学的“指称”问题研究从语用学视角重新作出理论阐释[24]，可以看作是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的持续性思考，即立足语用研究立场，对于如何开展“句法-语义-语用”三结合的当代语言学研究路径作出理论实践与指导。

其二，在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阐释过程中，基于言语交际行为整体过程功能视角，深入系统地探索了包括交际主体、交际意图以及关联理论和隐喻理论等一些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思想理论观点，延伸并拓展了相关理论阐释力，并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独创性的中国语用学思想体系观点。

首先，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明确论述交际主体在整个言语交际行为中的首要的功能地位，推动其从静态研究走向动态研究。此前，学界对于交际主体的理论认识并没有如此全面系统地在言语交际行为过程中进行理论检视，对其在话语意义建构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以往的理论解释对于交际主体的认识只是将其看作与语境一样的静态存在，而在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体系中，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和经验为言语交际顺利进行提供保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交际主体的认知能力和经验会影射到话语意义中去，成为话语意义的一部分”[1]97；主体认知(知觉)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对对方及他人的认知和对交际双方相互关系的认知”[1]92，这些信息只有经过主体认知成为主体经验的一部分，在言语交际中才能被激活提取出来参与现实的信息加工活动。

在现实言语交际行为中，交际主体作为说话人，就会围绕交际意图实现形成各种认知假设：包括针对与听话人关系形成的交际假设、意愿和能力假设、背景知识假设和命题假设；而这些认知假设就成为说话人决定话语形式的可能基础。在选择决定环节对上述认知假设进行筛选，从而确定具体话语形式；在这一环节就需要交际主体选择某种交际原则来对形成的认知假设进行取舍与平衡，这与交际主体的认知策略有关，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在言语交际中某个相同的交际意图却可以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做标识”[1]129。

其次，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明确指出交际意图在话语意义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交际意图由意向和意向内容两部分构成，其中“意向决定交际意图的性质，意向内容是某种性质意向的具体对象”[1]76。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图式整体分析模式，将交际意图看作一种认知图式，这样就将交际意图结构图式化为：意向[X]。据此可以根据意向性质的不同，将各种具体交际意图作出认知图式化描写，指出其满足条件。这一理论突破价值非常重要，不但对美国哲学家塞尔“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意向性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扩展，更为重要的是，为今后根据不同交际意图基础开展话语形式的语法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操作程序。

再次，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明确将关联理论置于言语交际行为整体过程中进行理论辨析，有效扩展其理论阐释力。在主体选择原则中，关联性原则是最基本的，其次还有显著性、简洁性、适宜性等原则。在言语交际行为研究中，“关联”概念最初由格赖斯作为其合作原则四项准则之一提出，斯珀波和威尔逊的“关联理论”扩大了关联理论的解释力，认为关联是话语与认知语境关联，但是并未清楚说明话语和认知语境的具体什么内容相关联，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则将其置于言语交际的主体选择原则层面——“在言语交际行为中主体把握的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关联是话语形式和交际意图的关联”[1]99，其它关联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意义。关联性是指话语形式与交际意图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其它条件都相同，很显然，如果交际意图和话语形式关联度越显著就越容易被交际主体认知加工处理，这样付出的认知努力就越少。因此，有时候交际主体这种认知加工是自动完成的，这说明两者关联显著度高，比如“字面意义”就是“交际意图”，就是话语意义；而如果交际意图和话语形式关联复杂，也就是两者关联显著度较低，交际主体付出的认知加工努力就大，这时主体的信息加工就是控制的，比如需要通过“字面意义”提示来推断话语意义，这时话语意义包括了交际意图的核心意义以及话语形式产生的衍生意义，就会产生“言外之意(会话含义)”。

另外，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将隐喻引入到话语意义研究，扩展了隐喻理论在语用学研究中的解释力。以往隐喻研究，涉及语言学、修辞学、哲学和认知科学等诸多领域，认知科学研究将隐喻研究摆脱了文学与修辞学研究的束缚，而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将隐喻理论继续推进到话语意义研究中去，从话语意义建构的实现途径上，将其与明示、暗示等途径并列，成为话语意义建构的第三种实现途径——隐喻途径。

交际主体为实现其交际意图会选择不同的实现途径，最终形成不同的话语形式标识。其中，关联理论将交际看作是“明示-推理”过程，这里的“明示”是就交际中出现的全部话语形式来说的，而在话语意义建构理论中，明示途径与交际意图有关，只指的是“那些标识交际意图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话语形式”[1]119，这样就明确区分了交际主体选择话语形式标识交际意图的三种不同实现方式：明示、暗示和隐喻途径。在隐喻途径中，交际意图是要表现的真正意义，是其目的域；话语形式标识所表现的内容称为喻源域。言语交际中隐喻途径就是将目的域映现在喻源域上，交际意图和话语形式标识通过隐喻连接起来。此时，隐喻不是语法化的，话语形式标识仅仅是交际意图的一种“提示”，不是直接表现。如果某种隐喻经常被使用，目的域的意义就会凝结在喻源域上成为其意义的一部分，即词汇化或语法化了。这样隐喻就消失了，言语交际变为“明示”，即主体的认知加工不再经历一个中间环节。

上述深广维度两个层面论述表明话语意义建构理论对长期困扰当代语用学界的基本问题，也是其理论核心问题——话语意义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作出的系统理论解答，并由此形成了言语交际行为过程的完整理论表述，对于当代语用学研究的纷扰与困惑之处，尤其具有拨云见日之功。这一系统理论阐释无论是对于当代语用学还是语法学、修辞学等语言学学科理论乃至对于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等其它相关学科理论体系演进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在以语言结构规律描写见长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发展演变历程中，这一极具跨学科整体视域的理论研究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是具有鲜明中国本土化特色的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创见，它的学术研究价值不应被低估。

三、结语

语言问题是20世纪思想和理论领域的中心问题，在人类的言语行为中蕴藏了人类自身最重大的秘密，理解语言也被看作是理解人类心灵和文化的关键所在[15]序8。而在现代语言学发展历程中，作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为语言的共时研究首先区分出了“语言”与“言语”两类不同研究对象，但是也把如何开展“言语”问题研究摆在了语言学界面前；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驳斥“行为主义心理学”机械、教条主义方法论影响下，区分了语言能力和语言使用，不仅“革新了语言学，而且帮助建立了认知心理学这一新兴的学科”[15]序8。

王建华、施麒麟在论及构建“中国语用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时曾经提到，国内学界对于西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验证、修补和应用工作一方面给汉语研究带来了新的发现，也有利于西方语用学在汉语语境中比较、完善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忽视了相对独立、根于本土特色的语用学思想理论创新。因此，当前对于我们自身语用理论和传统深入挖掘，“适逢其时，也势在必行，既有理论意义更有现实价值”[25]33。如果说上述思想理论成就代表了国外学者在语言学发展历程上的理论革新贡献，那么，毫无疑问，“话语意义建构理论”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研究立场，从言语交际行为过程的整体功能视角出发开展的话语意义研究，并作出了系统、完整、科学的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的话语表述。这是当代中国学者从语言交际功能视角出发，对于索绪尔提出的“言语”问题研究提供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本土化特色的语用学思想理论体系创见，也代表了21世纪中国语言学者对于当代世界语言学理论体系发展的学术研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