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熙宁七年(1076)，苏轼罢杭判知密。这是苏轼为避免朝廷党争波涛，“通守余杭”后“求为东州守”[1]265。苏轼知密期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和务实精神，“勤于吏职”[1]373、“不计劳逸”[1]31，在词学创作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成果——“密州三曲”。“密州三曲”之一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被学术界认为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发端之作。一个经典文学作品的产生，是时代风潮、学术思想和个人才华等多方面因素结合的产物，“故所谓性灵抒写者，虽出于此一作家之内心经历，日常遭遇，而必有一大传统，大体系，所谓可大可久之一境，源泉混混，不择地而出。在其文学作品之文字技巧，与夫题材选择，乃及其作家个人之内心修养与夫情感锻炼，实已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大体系，三位一体，融凝合一，而始成为其文学上之高成就。”[2]因此，笔者试从宋学经世济民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推动；“尊王攘夷”华夏中心主义情结的凸显；密州自古以来崇武尚兵地域文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探讨《江城子·密州出猎》出现于苏轼知密时期的原因。

一、宋学经世致用思想对词创作导向的影响

苏轼生活时期正是宋学勃兴之时，是儒学继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又一次全面复兴。在宋代，宋学是最著名的一代之学术，词是最璀璨的一代之文学，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3]由唐入宋以后，词的创作主体逐渐转变为士大夫，词在题材、内容、风格等方面都产生巨大变化，除了词体自身演进过程以外，宋学勃兴对词创作导向的巨大影响不可忽视。

宋学以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为发端，流派众多：王安石父子的“荆公新学”；苏轼三父子的“蜀学”；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张载、张戬兄弟的“关学”等。宋学虽流派众多，学术观点各异，但都强调文学要突破传统、经世致用，将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天地自然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和事功建业统一起来。”[4]宋学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风貌的冲击和影响，促使宋词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突破一己小我、风花雪月、羁旅愁思藩篱，注重反映广阔、深沉的社会内容和思想。

宋学开创者之一的范仲淹，率先将宋学经世致用思想用于词的创作，扩大了词的题材，“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5]。他的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格局宏大、气势豪迈壮美，描绘边塞粗犷风光，展现守边将士艰辛，表达忧患边塞、壮志难酬的复杂情绪。夏承焘说：“北宋词坛出现这样感情深厚、气概阔大的小令，是五代以来婉约柔靡的词风转变的开端，从词史的角度看，范仲淹的《渔家傲》是苏轼、辛弃疾词派的先声。”[6]宋学另外一位开创者欧阳修，则在宋学影响下扩大了词境，塑造了“深厚宛转”的美学空间。他的《玉楼春》(尊前拟把)中“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表达了一种“历尽仕途沧桑以后的一种交杂着悲慨与解悟的难以具言的心境”[7]。宋学中期主要代表人物王安石，把词内容推向更为深广阔大，以词咏史怀古，从根基上拓展了词的表现功能。如《桂枝香·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站在历史角度抒发对王朝兴替的感慨：“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表达自己作为政治家渴望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王安石对词所作尝试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词学上王安石与苏轼之关系，一般是将王作为苏的导夫前路者。”[8]

学界普遍认为，苏轼初试词笔始于熙宁倅杭时，从熙宁五年(1074)春作《浪淘沙·探春》，到熙宁七年(1076)秋离杭赴密所作的《减字木兰花》，共计49首。总体观之，这些词都是应歌体，“以‘谑浪游戏’的态度，应歌填词，以作一般的佐欢取乐之用。”[9]这与“吴越俗尚华靡”的杭州地域文化，擅长婉约词创作的词坛名宿张先的影响，以及苏轼初涉歌词创作难逃旧习，都有密切关系。但是可以想见的是作为一代文豪的苏轼在熟练掌握词创作技巧后，不可能满足于这样歌筵酒觞风格的作品，离开彼地、彼时的外部影响，求变是必然的事情。并且，苏轼所代表的蜀学也是宋学重要分支，蜀学内容比较庞杂，对《六经》和先秦众多著作都有研究，实现了儒释道的广泛融合，“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10]。朱熹轻视蜀学原因，就是认为蜀学缺乏一个固定思想体系。但正是蜀学不承师和博采众长付诸实践的做法，更有利于苏轼发挥主体精神，改变词的创作导向，将词作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词题材、格局、功能积极开拓实践的基础上，离开杭州的苏轼将宋学中经世致用思想运用到词的重构当中，对词创作进行探索、求变与创新。苏轼密州任上作词19首，其中15首为豪放词，与其在杭时期词作相比，一扫柔媚之态，可以说密州时期是苏轼词风格巨变的开始。“密州三曲”中，《江城子密州出猎》豪迈奔放，壮志凌云；《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婉约深情，被誉为千古悼亡第一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旷达超脱、充满哲理，可以作为佐证。《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作之后，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11]1560苏轼明确表示自己词创作方向要 “自是一家”，风格上与宋词原来的“柳七郎风味”相区别。苏轼已经意识到，宋词原本的“柳七郎风味”不适合，也无法承载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宏大主旨，因此尝试对词体和词风做出变革——“自是一家”。《江城子·密州出猎》率先体现了这种改变，苏轼把词作为自己抒怀言志的工具，“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表达的正是“苏轼借此表示希望朝廷委以边任，能奔赴边疆抗敌”的理想[12]。

总之，作为贯穿整个有宋一代的学术思潮——宋学，其经世致用观念对于宋代文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通过文人士大夫创作心态的改变流向作品。在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尝试基础上，苏轼最终完成了词体改造，“新天下耳目”。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江城子·密州出猎》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二、“尊夏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驱动

“华夷之辨”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内容之一，是在中国古代文明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已具备雏形。《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3]先秦时代的华夷之辨不仅仅是方位上的含义，文明程度不同也是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志，“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 ’。”[14]“华夏”，“华”指文化高的人，“夏”指文化高的周礼地区，“华夏”合起来就是指中国，“中国”主要含义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核心地位，是天下之中，“被发文身衣皮”是夷，被认为不开化的象征。这种观点在先秦、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候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尽管在唐代唐太宗提出了华夷一家、一体的理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5]，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长久以来“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传统观念。

北宋是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纷乱中建立起来的，为了避免武将专权，宋建国后实行右文政策，对北宋士风养成有巨大涵育作用。因此，北宋的知识精英起身为士大夫之时，便有着以“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精神”[16]。历史上长期华夏一统的文化熏染，使宋人有着强烈恢复故国荣光的愿望，而实际国情却残酷的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不仅如此，“宋元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实力大为增强。”[17]面临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宋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上有着鲜明反应：北宋时期的华夷之辩有了较大改变，不再是主要强调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文化层面上的差别不同，宋代士大夫开始严格区分“中国”与“四夷”，大力提倡“尊王攘夷”。宋代知识分子对国家社群的维护，体现出强烈的“尊夏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对少数民族文明侵扰中原抱有强烈仇恨，“‘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18]174在宋代，“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文明的概念，而是一个标志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概念。清华大学葛兆光就认为宋代是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他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中国论》中，不仅强调“中国”与“四夷”的文明差异，而且在方位上区分华夷：“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严格要求“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19]。欧阳修也在《正统论》里极力论证大宋王朝作为华夏正统的历史定位。苏辙在《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中说：“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显示强烈的“尊王攘夷”思想。随着宋、辽、金三者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宋朝士大夫“尊王攘夷”思想也随之进一步发展，朱熹说：“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20]，黄仲炎甚至把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比作禽兽：“夷狄蛮戎近乎禽兽，奈何使与中国齐也。”苏轼本人也有很强的“尊王攘夷”思想，在为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所作的《教战守策》中说：“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考察史料我们发现，这个时期宋与辽、西夏的关系较为平和，没有大的军事冲突，苏轼却仍然认为“其势必至于战”，这种观点一方面是提醒北宋统治者不能耽于承平无事，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其强烈的尊王攘夷情绪。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苏轼知密期间正是宋辽之间重大政治事件“熙宁划界”的存续期。宋辽熙宁年间的河东边界谈判，是宋辽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从熙宁七年( 1074 年) 夏四月：辽枢密副使萧素议疆界于代州境上[21]6177，到(熙宁)十年六月：“(韩)缜以分画之劳，赐金带。十二月癸巳，上地图”结束[21]6936。 “熙宁划界”前后漫延长达四年之久，最终以宋“弃地七百余里”[22]153，一说“弃地五百余里”[22]156的屈辱结束。“熙宁划界”引发两国政治势力的博弈旷日持久，辽国使者萧禧故意滞留宋都开封，时间上超过了“使者留京不得过十日”之规定，显示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强硬态度。面对辽人军事与外交上的施压，宋神宗开天章阁，组织宰执官讨论划界事宜，在整个熙宁划界过程中一直遥控指挥。这次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的边界厘清，再度引发宋人强烈的“尊王攘夷”观念。而“熙宁划界”的胶着时期，苏轼正任职密州，密州属于京东路，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熙宁划界中双方争论的地理矛盾中心。虽然知密时期是苏轼政治上低潮时期，但比照后来的黄州、惠州、儋州时期，苏轼知密是其初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内心充满奋发有为的情感。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他密州任上的种种积极作为中可以看出，其实最早在他赴任密州途中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中就已经展露，全词英气勃勃，充满对朝廷政治的厚望[1]340。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密州期间苏轼创作了不少洋溢尊王攘夷、保家卫国情感的作品。《和梅户曹会猎铁沟》“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1]151，苏轼将自己的“近枭数盗”看作是“捍城”，保卫国家。《祭常山回小猎》中“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1]150更是强烈表现了苏轼安边守疆的豪迈情怀。

可以说，宋辽久悬不结、多种政治力量卷入的熙宁划界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这种情感成为他创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主要动因之一。苏轼表达了自己虽为文臣但也要披甲射虎的愿望：“亲射虎，看孙郎”，而且只要朝廷任用自己，就要“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就是指西北的少数民族契丹和西夏，其“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密州地区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

密州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兵文化。密州地区最早是骁勇善战的东夷族群居住地，这个部族首先发明使用金属工具和兵器，有很强军事力量。被后世视作“兵主”“战神”祭祀的蚩尤，是东夷继少昊之后的族邦首领。历史上关于蚩尤的传说多和制作兵械以及战争有关，“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23]；“黄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24]东夷人以崇兵尚武、勇猛善战而著称，三代时期夏王朝就是因为商人和夷人结盟而失国[25]，也有人认为商人就是夷人的一支[26]，周人和东夷人的战争更是连绵不断。春秋战国时期，密州受齐影响，齐是中国古代“三大兵学文化”发源地之一，齐的开创者姜尚、管仲、齐桓公是著名军事家，其他如孙武、吴起、孙膑、田单、蒙骜、蒙恬等人也是名声赫赫的军事家。姜尚的《六韬》一向被认为是古代兵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也是公认的兵学巨著。在密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兵文化崇拜，除武成王庙供奉齐国开创者姜尚，还有常将军庙供奉东晋将领常玄通。

从先秦至北宋，密州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期与密州地理位置相关的著名战役有长勺之战、城濮之战、鞌之战、马陵之战、乐毅破齐等。秦汉时期，楚汉之间的转折性战役——潍水之战，主要战区就在密州。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密州地区权属变动频繁，先后属于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南燕、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战事不断。唐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后梁、唐、晋、汉、周都统治过这个区域，仍然是战争高发区①。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密州属京东路，“至道三年，以应天、兖、徐、曹、青、郓、密、齐、济、沂、登、莱、单、濮、潍、淄、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宜化军为京东路。”[27]2107宋王朝建都开封，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由关中转移到中原，因此京东地区成为北宋王朝北部防御前沿地带，成为拱卫政治中心开封的“东大门”。与以前封建王朝相比，宋王朝地缘政治环境十分恶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比以往更为强大，“‘契丹’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21]3641由于石敬瑭向契丹割让幽云十六州，中原政权的长城防御体系被打破，北部边防门户大开，北部千里都需要防范敌军。因此，京东路的军事重要性凸显，“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1]269为了加强京城的藩卫，北宋把密州所在的京东地区划分为防御州，并不断提升京东路的军事地位，加强京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政和)五年有旨升登、菜、潍、密四州为次边。”[28]宋人所说的极边，是指宋统治疆域最外围的区域即边防一线；次边，是指俯逼边界[29]。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北宋时期防御州的战略位置，使密州地区的兵文化一直长盛不衰。

宋王朝定都开封后，出于首都战略，宋王朝统治者在“天意”之下最终听任黄河改道北流，不再流经京东路故道：濮州-郓州-齐州-淄州-棣州-滨州[30]。黄河北流的积极后果是长久以来的京东河患得以基本解除，消极后果是大量河北流民涌入京东地区，“河北水灾，其流民尽来京东界内。”[31]大规模流民涌入使京东地区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京东地区在北宋中后期成为著名“盗区”，有史料可查的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农民起义就达43次之多，“齐鲁盗贼，为天下剧。”[27]1058苏轼本人也强调说，“自来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11]1058出于防御“盗贼”目的，密州地区民俗中豪爽劲悍的风气一直延续、保留和发展下来，“民皆长大，胆力绝人，喜为剿掠，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11]

密州地域文化对苏轼影响很大，梳理苏轼知密期间作品，我们发现相当数量与狩猎有关作品，与苏轼其他宦游地的作品相区别。苏轼借狩猎活动反映保家卫国、抵御外辱的感情，诗歌如《和梅户曹会猎铁沟》与《祭常山回小猎》等，词首推《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明确展现了密州地区“武悍”的民风：“倾城随太守”“千骑卷平冈”，在这样的阳刚气概鼓舞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渴望投身疆场、效力边防，“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1]34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出现与密州地区崇兵尚武的地域文化熏陶和渲染密不可分。

“作家和作品都是文化的载体，研究文学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研究文化。”[32]宋王朝特殊的立国环境，促使儒学复兴并成长为蓬勃的宋学，复归醇儒的学术环境进一步深化了宋代士大夫“尊王攘夷”的华夏中心主义情结，叠加密州阳刚雄壮的地域文化，三者共同作用促使天才苏轼写出《江城子·密州出猎》这样不朽的作品。

注释：

①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王蕊.魏晋十六国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M].北京：齐鲁书社，2008；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