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欣欣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在古代，车马是陆地出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交通网络体系发达，驿馆众多，使得唐人乘车骑马出行变得相当普遍。唐时期的车在功能上可分两类：一类作为礼仪的组成部分，在巡幸、册命、祭祀等重要政治场合时所用，名目繁多，制作精良，装饰华丽；另一类就是日常所用的车，实用性强，以简便为主。在唐诗中，“车马”作为整体是一个屡被提及的对象，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庶商贾普遍骑马且车马的购置与使用有严格的经济、等级限制的唐朝社会，这一文学现象值得注意，背后的文化内涵值得探究。车马是日常生活中具有实用价值的一种物品，本身不带任何情感色彩，在诗歌的抒情视野中，与诗人的心灵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义，折射出诗人的人生追求和审美取向。本文拟探讨唐诗中大量提及“车马”这一统一体的现象，分析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以期对士文化精神在有唐一代的内在变迁及其在诗歌中的反映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从“车马”意象看文士“长安梦”之兴灭

在以长安为背景的诗歌中，“车马”所表述的内涵具有政治的隐喻，承载着诗人人生种种阅历的情绪，这里面张扬着士人阶层在跨越阶级的过程中的礼仪观念、道德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人生价值观念。

(一)五衢车马乱纷纷——名场的追逐

长安作为帝都，是历代文人墨客心中神往不已的圣地，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长安雄伟壮观的宫阙、熙来攘往九衢的、川流不息的车马几乎成了文人对长安的第一印象，“车马”作为诗人视野中一个极易捕捉的对象，对诗人造成直观的视觉冲击，在诗歌的吟咏中成为一个常见的城市意象，构成一幅鲜活的城市生活画卷。

京城诗歌对“车马”的描写中，主体“游观”行为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方向，带有强烈的指向性。一是长安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繁华、人文荟萃之地，“车马”作为京城赞歌中常出现的文化背景，是绮丽繁华的象征符号，展现唐人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二是中轴线主干道更是直通象征皇权的中枢建筑，这条“车马道”不仅是现实中的道路，也象征仕宦生涯的青云之路，展示了唐人追求人生理想和实现政治抱负的进取精神，张扬着气势恢宏、青春豪壮的意气。

在得天独厚的条件下，长安成为争名逐利者的舞台，朝中权贵居于长安，视离开长安为贬谪，寒门士子也通过科举的途径纷纷涌入长安，谋取功名。宋之问《长安路》：“秦地平如掌，层城出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1]625雄奇的秦川地貌、壮丽的皇室宫阙构成静态的风景，繁忙来往的车马则构成流动的风景，是一副动静交织的崇高壮美的画面，点燃着诗人的理想情怀。韦应物《观早朝》：“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1]1973这首诗描绘庄严肃穆的早朝，颇见盛世气象。权德舆《放歌行》：“双阙烟云遥霭霭，五衢车马乱纷纷。罢朝鸣珮骤归鞍，今日还同昨日欢。”[1]3672此诗则描写了朝中权臣罢朝、游宴的盛大场面。

长安的东南部则汇聚了慈恩寺、杏园、芙蓉园、曲江等游览胜地，这些游赏胜地为宦游文人提供了娱乐的场所。每到节假日、春季都能看到车水马龙的场面。姚合《杏园》：“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1]5715该诗描写杏花开放时的热闹场面。长安的春天是被歌咏不已的题材，这是因为人们对春天这个万物复苏、充满生机的季节充满偏爱，而春日游赏的盛事吸引了王孙游女倾城出动，其动静之大、热闹非凡足以惊动旁观的诗人，更是因为科举考试“春帷”的举行以及放榜的时间也在春天，寄寓了文人青云直上的希望。司空图《省试》：“闲系长安千匹马，今朝似减六街尘。”[1]7642每一次科举考试都有上千人参与，诗中从考生的坐骑入题，“春试”规模之大、竞争之激烈可以想见。韦庄《长安春》：“长安春色本无主，古来尽属红楼女。如今无奈杏园人，骏马轻车拥将去。”[1]8052诗中将红楼女与新科进士作为对照，先写红楼美人常常占得长安春色，先扬后抑，语意出奇，再翻出骏马轻车的登科进士夺将春去，颇有意趣。

长安作为都城经济基础雄厚、文化氛围浓郁，在诗人心目中，歌咏京邑是他们表达政治理想的一种方式，但文人并不是一味地融入喧嚣激荡的长安道，迷失于错综复杂的利益和矛盾。唐诗中“车马”意象意蕴在文人笔下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格调，而是得到了扩展与变移，诗歌情感甚至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意蕴，“车马”成了“情累”的象征，呈现反思的色彩。

许多宦游的文人墨客参与科举、行卷干谒，或有幸名列金籍，可仕途畅达者少之又少，多的是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司空曙《长安晓望寄程补阙》：“天净笙歌临路发，日高车马隔尘行。独有浅才甘未达，多惭名在鲁诸生。”[1]3318诗中极言山河宫阙之壮丽，而自己却才薄运蹇，滞留京华。许浑《早发寿安次永寿渡》：“东西车马尘，巩洛与咸秦。……会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1]6055诗人还未功成名就，就开始悬拟隐逸的生活了。韦应物《有所思》：“缭绕万家井，往来车马尘。莫道无相识，要非心所亲。”[1]1957诗人触景伤情，望着千家万户、车马川流不息的画面，抒发其中固然不乏相识者、挚友却不在身边的怅惘之情。这些宦游长安或者仕途失意的文人面对秀丽的风光、繁华的都市景象，却感到格格不入，流露出百感交集的情绪，多是惆怅、仿徨、孤独的感情基调。

在唐代文人歌咏长安的诗篇中，他们怀着对帝都的美好憧憬以及崇高的理想，奔走于权贵公卿之门，也经受了久困场屋、滞留京华的遭遇。一方面，宫廷市井风情令他们眼花缭乱，醉心不已，渴望名列金籍；另一方面，诗人敏感的心灵又与世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深刻体会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他们介于贵族与庶族之间，尚未仕进入流，感染着都邑市井患得患失的世俗情绪。

(二)车马莫前归——寂静的回归

为躲避红尘，文士暂时脱离喧闹之地，流连于寺院道观这些幽静的地方，接受宗教理论的熏陶，与方外之人过从甚密。李端《早春同庾侍郎题青龙上方院》：“车马莫前归，留看巢鹤至。”[1]3235顾非熊《题觉真上人院》：“长安车马地，此院闭松声。新罢九天讲，旧曾诸岳行。能诗因作偈，好客岂关名。约我中秋夜，同来看月明。”[1]5781肃穆闲雅的环境给诗人带来与长安车马地完全不同的感受，诗人受到静穆环境的影响，祛除物累、情累达到心境的平和。储光羲《题太玄观》：“门外车马喧，门里宫殿清。行即翳若木，坐即吹玉笙。所喧既非我，真道其冥冥。”[1]1376环境的熏陶给诗人带来启迪，使得诗人有所体悟，使得诗中充斥着宗教哲学意味，且闲静平淡的禅心营造出空灵澄静的诗境。

另一方面，诗人通过描写幽人处士生活的场景，对其逍遥闲散的生活状态有许多描述，进行艺术加工，对他们高洁不群的品格进行赞颂，表达出对超脱尘世的幽人高士的称羡之情。王维《过李楫宅》：“闲门秋草色，终日无车马。客来深巷中，犬吠寒林下。散发时未簪，道书行尚把。与我同心人，乐道安贫者。一罢宜城酌，还归洛阳社。”[1]1248李楫时在洛阳隐居，王维到其宅拜访，写诗赞美他，也衬托自己。钱起《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板桥》：“静宜樵隐度，远与车马隔。有时行药来，喜遇归山客。”[1]2684权德舆《题崔山人草堂》：“竹径茆堂接洞天，闲时麈尾濑春泉。世人车马不知处，时有归云到枕边。”[1]3657似说车马会沾染采药、卧云之幽趣。

这些诗都是以“车马”来喻指俗世的营求与喧嚣，通过对其表示反思或摒弃，展现对世俗的超越。诗中往往将批评寓于艺术形式，生发回归寂静的人生感悟。正如宇文所安在《盛唐诗》里提及的唐诗中“否定与回归”的主题：“盛唐诗人以各式各样的‘回归’显示了他们正在离开的地方：充满危险、失意、屈辱的京城社会的虚伪世界，以及京城的诗歌。”[2]50可见这类主题不独表现在盛唐诗中。他认为诗人采用“抛弃”的象征性行为来“‘回归’至原始的、自然的状态——紧闭的大门后面的宁静，或宗教觉悟的宁静，或早期诗歌的原始世界”。[2]53“隐”以退为德，具有疏远现实的特征。诗人由于不堪累缚，偏爱寂静与隐逸，短暂退居于寺观与山水之中。佛道宗教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能将迷茫的灵魂引向觉悟；山水遣累娱情，能化解因外感而生的累缚。

由上可见，唐代诗歌的车马意象象征常态下世俗富贵、宦游奔波、应酬交游等世俗执念。车马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在文人眼里衍化成了“情累”的象征，文人以祛避的姿态反向表达其淡泊名利、保全守和的隐逸情怀，反映了他们亦官亦隐的思想矛盾。诗人在诗中表明好恶，用了正面和反面的意象，构成“祛避与回归”的情感模式。文人呈现的“狂热——反思——回归”的情感趋势反映“长安梦”的兴灭，表达了诗人对传统价值的反抗与对生命意义的关照。

二、“车马客”群体的主要构成

唐诗中“车马客”的主人公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王公贵族，一类是仙人与抒情主人公。尽管他们是不同的群体，各自包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蕴，但诗人始终是围绕私欲享乐而吟咏的。

3.2 定量评价 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的景观资源总体空间分布表现为：西部、南部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景观，南部森林线下的草原上分布着6个纯藏族自然村；北部、东北部是国家重点水电工程李家峡水库；中部是丹霞地貌分布区，且分布有藏传佛教寺院等宗教文化景观。据此，将坎布拉地质公园划分为丹霞地貌景观区、原始森林景观区、李家峡水库景观区。

(一)朱轮车马客——王公贵族

京城赞歌里的“车马”意象是作为客体来描写的，但诗歌核心还是主体对未来的设想与及巩固或提高社会地位的企望，在现实中，车马的使用受到财富与等级的严格限制，衍化为权力、财富、地位的象征，成为了统治者享乐的工具，诗人旁观了车马豪客的不合理行径，发挥文学的政治功用进行强烈讽喻，这反映出唐代文人作为士人这一身份关心国计民生的责任意识。白居易《歌舞》：“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1]4676诗人对官僚权贵寻欢作乐，不顾冤囚在牢狱中饥寒交迫的现实进行强烈指摘。韦应物《酒肆行》：“四方称赏名已高，五陵车马无近远。……主人无厌且专利，百斛须臾一壶费。初醲后薄为大偷，饮者知名不知味。”[1]1999该诗讽刺酒家占据得天独厚的位置，仗着名气大，贪得无厌、偷工减料，这反映了车马客只知一味跟风、不加鉴别的愚昧。李商隐《题小松》：“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1]6229诗歌批判车马贵客徒赏浮华、不重实才。

“车马”作为城市意象，在都市诗歌中是长安宏观的社会生活画卷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拉近观察的距离时，车马的主人——权贵公卿——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昏庸荒诞的生活一览无余，诗人以批判的目光审视这些车马客，直刺黑暗。这反映了他们的参政热情，他们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揭露王公贵戚的种种不合理行为，也体现了他们希望辅佐朝政、匡扶社稷的儒士情怀。

另一方面，车马成了人们追怀盛世、感慨人世沧桑的一个文化意象。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空前繁荣的顶点跌落下来，文人士大夫产生巨大的变迁感，政局中兴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常生发出旧贵族衰败的感慨。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1]4811昔日的繁华富丽在战火的摧毁下不复存在，帝都令人伤怀的历史画面在回忆中带上了忧愁的色彩。诗人将这些车马豪客放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表现对历史的反思，表达历史演替的嗟叹，如韦应物《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1]1968代宗时，黎干曾参与改立太子的谋划，后来遭到了流放、追加赐死蓝田驿的处罚。韦应物曾在黎干手下做事，在路过长安开化里黎宅时，他感怀知遇之恩，写诗纪念这位还未得昭雪的故人，从诗歌内容看，曾经门庭若市的宅院，现在已经故宅荒凉，足见政局的险恶。张籍《法雄寺东楼》：“汾阳旧宅今为寺，犹有当时歌舞楼。四十年来车马绝，古槐深巷暮蝉愁。”[1]4354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以后，昔日来客络绎不绝的高楼大宅风光不再，代替它们的是古槐、深巷、暮蝉等暗淡凄凉的景象。

文士们看到唐代繁荣背后的隐患，想有所作为，也抒发盛世不再、人生如梦的虚无感，展示出封建知识分子力所不及之处。车马作为交通出行的工具，在这些诗歌视野中已经由物质官能的享受演化到精神层面的超越。车马豪客是统治国家的主人，一举一动牵涉政局的变化、国运的安危，他们的政治生活或是日常生活，都关系着国运之兴衰，故而对车马豪客的关照，承载了唐人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浸染着诗人对政局演替的悲绪，寄寓了黄粱一梦的感慨，显得阴暗和悲凉。

(二)驱驰翠虬驾——仙人与抒情主人公

凡间的车马客容易烟消云散，而在游仙诗里，车马文化的描绘和感情色彩则是另一番景象。游仙诗里有很多车马升天的意象，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是一种仙隐结合的雅言。

唐代开放热情的时代氛围使得人们得以尽情追逐现世的功业与欢乐，炼丹求药、修炼成仙的道教活动获得上层阶级与文人的青睐。游仙诗中车马升天的文学思想，是这种宗教思维在文学内容中的张扬，在文学史上追根溯源，《楚辞》中就能找到这种游仙文化，屈原有骐骥、凤凰、云霓、玉虬等不同的坐骑形态，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备有不同的仪仗扈从和驾车人，这些交通工具都是屈原展示高洁情操、高尚血统的身份象征，也隐含其“延年不死，寿何所止”[3]93的忧生之嗟。这种远游思想受到崇尚淫祀巫俗的楚文化精神的浸染，故而不是诗人凭空幻想出来的华丽之物，而是有古楚文化的积淀，其中出行的仪式、车马结构形态在现实中有逻辑可循。

到了唐代，这种游仙的文学思想依然闪烁着光辉，诗人巧妙借用丰富的道教意象，运用于诗词创作中。天上也有衣食住行的社会生活，车马意象在这种非日常、虚构的情境下有了新的发挥，表现的是对人的欲望的肯定以及对理想人生的憧憬。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驱驰翠虬驾，伊郁紫鸾笙。”[1]895顾况《曲龙山歌》：“下方小兆更拜焉，愿得骑云作车马。”[1]9975李颀《王母歌》：“霓旌照耀麒麟车，羽盖淋漓孔雀扇。”[1]1349在这些诗歌中，仙人和主人公不仅仅是蹑空凌虚、御风而行，而且运用了不少工具，车子装饰有霓旌、羽盖、孔雀扇等珍宝，翠虬、麒麟等取代了马成为天上驾车的动物。

而这种车马升天意象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日御羲和”的神话了，《离骚》中“吾令羲和弭节兮”一句，王逸注解曰：“羲和，日御也。”[3]45屈原想趁天黑前赶赴天庭陈辞，希望得到神灵的助佑，让日御羲和停挥长鞭，使时光静止。日御羲和的意象在唐代文学中已有了新的内涵和发挥。韩愈《李花二首》：“泫然为汝下雨泪，无由反旆羲和车。”[1]3807承载了诗人对春光倏忽而逝的阑珊意绪。白居易《题旧写真图》：“羲和鞭日走，不为我少停。形骸属日月，老去何足惊。所恨凌烟阁，不得画功名。”[1]4751诗人面对十年前的画像，再对比任职江州司马的现状，寄寓壮志未酬、时不我待的感慨。吴筠《游仙二十四首》：“海若宁洪涛，羲和止奔驭。”[1]9641则幻想羲和驾的日车停止了循环运动，这就说明时间不再不舍昼夜地无情流逝。

车马意象到了虚构世界具有了不同的文化形态，马可以为龙所替代，车也装饰着人间稀缺的珍宝，车马的主人也不再限制于政要贵族、王孙游女之列。综上所述，车马意象在游仙诗中混合了许多哲学思想，蕴含着道家御风而行的逍遥情怀，闪烁着楚辞骚人洁身自好、不同流俗的精神，其中：最主要的是其对道教文化的接受与改造。在文学的想象天地中，诗人不用恪守严格的修行教义，省略了艰苦的修炼步骤，巧妙地借来道教意象，这就实现了现实的超越及宗教的束缚，诗人也得以脱离时空束缚。从此，车马不再是随时间湮灭的身外之物，而是天上出行仪式的必要组成，在出行这一方面增加了奢华享受的程度。在游仙主题这一飘逸脱俗的表象下，本质上表达的是文士对人欲的肯定及对荣华富贵的世俗追求。

由上可知，对于人间“车马客”的描写我们可看出文士对特权阶级的对立情绪，而本来超然世外、清心寡欲的天外“车马客”却指向了功名利禄，早期那种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的神仙形象已被改造。既看到特权阶级的腐败生活给臣民带来的灾难，又向往通过科举跻身上层社会谋取富贵，这正是文士思想矛盾与妥协之处。他们本身肩负匡扶正道的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独立性，但科举制度使其政治依附性变得强烈，其人格独立的精神遂逐渐萎缩，终究摆脱不了权贵的附庸这一地位。故而“车马客”意象含义既有冲突又有同归，天外“车马客”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仙隐文化也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三、从“车马客”看文士的社会交往与吏隐生活

唐代社会普遍推崇隐逸，这种尚隐之风不唯单向性，而表现在隐士与外界的互动之中。在士林阶层，文士将隐逸生活从悬想付诸实践，与“车马客”的交往正可以一窥他们的吏隐生活。

(一)退惭车马盛——唐代由上而下的尚隐之风

唐代统治者为搜求人才，给予隐士优渥的待遇。以《新唐书·隐逸传》为例，主要的隐逸人物有25人，活跃于初盛唐时期的隐士有18位，约占72%，活跃于中晚唐时期的有7位，约占28%，可见初唐、盛唐作为太平时期助长了隐逸风气。初盛唐统治者格外注重奖掖隐士，《旧唐书·隐逸传》曰：“前代贲丘园，招隐逸，所以重贞退之节，息贪竞之风。”[4]5593对隐士的推崇还有遏止不良社会风气的教化之意；“高宗天后，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4]5594皇帝王公、刺史县令等时常备礼征召、拜谒隐士，大大助长了隐逸之风。制举中也有道侔伊吕、高蹈丘园等科，用以搜罗杰出人才及山林隐逸。可以说，在这种良好的求贤风气下，对于寒门士子，科举入仕与退隐山野而应征辟都是仕进的途径。中晚唐由于政局动荡，这种求贤若渴的风气大打折扣。这之间大部分隐士都有仕途经历，终不与人接、不入仕途的有硃桃椎、卫大经，屡征固辞的有卢鸿、陆羽。隐士们普遍精通《易》经、老庄列子，时常注书立说，耕读之余还投身于琴棋诗画等修身养性的活动；他们与王公贵卿、僧侣道士、诗人名流皆有结交，与诗人诗歌赠答。

再看这些隐士们对隐逸之地的选择，首先，从《新唐书·隐逸传》记载的人物与相应的隐居地名看，北方地区占比约为70%，多为嵩山、终南山、天台山等靠近京洛、寺观聚集的崇山峻岭，这是因为唐代佛道文化与隐逸文化盛行，士人和僧人道士谈禅论玄渐成风气。其次，剡中、会稽等江南水乡成为隐逸的后花园，占比约30%，比如：陆龟蒙“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5]隐士与水乡气息相得相成，构造出诗人泛舟江湖的隐逸气质。

从新、旧唐书的记载看，山林岩穴之士并非过着隔绝人世的生活，他们接受权贵豪客、州牧长吏的拜访提拔，交游甚广，只是不乐仕进罢了。寒山《诗三百三首》：“可笑寒山道，而无车马踪。联谿难记曲，叠嶂不知重。”[1]9063“可笑”为可喜、可爱之意，寒山隐居于天台山，诗人携儿共妇，过着摘果锄田、自得其乐的生活。而在盛世转为衰世的中晚唐之际，部分文人为躲避战乱或远离政治斗争而作出避世幽居的选择。他们闭门谢客，不问世事，选择封闭性较强、宁静偏僻的郊居或山居场所，具有独善其身的操守。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在文学中，巢父许由、颜回原宪、伯夷叔齐等先贤成为这类文人不事王侯、保持独立人格的榜样。比如：吴筠《高士咏·原宪》“木赐钦高风，退惭车马盛。”[1]9657这种隐逸风气形成特殊的士林文化，代表着理想的生活与独立的人格，在唐人诗歌中多有歌咏。在其他并非严格的隐士的诗人身上，也能看到崇尚隐逸的价值取向。再如：元结《招孟武昌》“莫将车马来，令我鸟兽惊。”[1]2707郎士元《送张南史》“车马虽嫌僻，莺花不弃贫。”[1]2782这种杜门谢客的表达话语并非反映主人公过着完全不与人接的隐遁生活，而是标名立节的体现，重视的是精神修养，而且已由古代单纯的避世修德、安贫乐道演化出亲鱼鸟、乐林草的文化品格。

(二)逢迎车马客——文士“吏隐”生活的社会交往

“吏隐”是文士将隐逸生活从悬想发展到实践的最终形态，反映出“冲突——调和”的思维模式。文士一方面推崇隐逸之风，一方面无法放弃平治经济、追逐物欲，形成了“吏隐”的文化品格。这就使得文人保持宗陶情结的同时对陶氏逃禄归耕的隐居方式有了全新改造。陶渊明《饮酒·其五》诗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7]陶渊明生活的东晋，士族门阀垄断朝政，政局动荡不安，士族文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政治旋涡，甚至有生命之忧。陶渊明将生命安顿在朴素自然的田园生活中，唐代文人则通过吏隐达到出与处的平衡乃至融合。吏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拥有广泛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官职在身，应酬不断，既逍遥山水、流连于园林别业，又通过宴饮赋诗等文雅的活动加强与同僚或是志同道合之人的情感联系。他们赞赏隐逸气质，重在通过隐逸意象创造和谐自适的意境，而不是描摹真实的隐逸情景，打造的诗歌形象已经由现实的儒吏转为理想的风雅隐士。白居易《分司初到洛中偶题六韵兼戏呈冯尹》：“白首林园在，红尘车马回。招呼新客侣，扫掠旧池台。”[1]5087诗人可以隐于闹市。张谓《过从弟制疑官舍竹斋》云：“竹里藏公事，花间隐使车。不妨垂钓坐，时脍小江鱼。”[1]2019从中可以管窥官舍庭院的格局布置，官舍里种竹植花，官吏可以在空闲之时暂时放下公务，垂钓烹食。戴叔伦《同兖州张秀才过王侍御参谋宅赋十韵(柳字)》：“逢迎车马客，邀结风尘友。意惬时会文，夜长聊饮酒。”[1]3112园林别业成了切磋诗艺的文学沙龙，塑造的是物质充裕、精神世界亦充足的文人雅士形象。没有逃离至偏远的深山，也就不用摆脱社交网络。唐诗的视野中，处处可听见诗人对友情的殷切呼唤，“车马客”的来访不再使人厌烦而是得到欢迎。杜甫的《有客》：“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1]2432这位客人因为讨论文章的契机，跋涉江干，客人如此诚心诚意，主人也殷勤真率。

综上，整个社会由上而下的尚隐之风影响了士林文化，在隐士方面，他们与外界甚至与文人有所往来；在文士方面，他们受到尚隐尚文两个传统的熏陶，建立了独特的社交网络，由物质官能的追求演化为精神享受的内化，表现出“吏隐”与文雅相结合的人格。谢绝车马客的言行折射出文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而随着“吏隐”形态的流行，对车马客的邀迎表现文人们应酬的现实需要与渴望友谊的精神追求。总之，从文士对“车马客”呈现的谢绝、邀迎、酬赠等社会交往形态，可以看到文士游走于世俗与世外的身影，寄寓着他们的人生理想。

四、结语

“车马”一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唐诗中，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象，它在诗歌领域呈现出丰富的甚至是对立的内涵。唐诗中“车马”意象在内涵上的这一对立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所在，表现着方内与方外的沟通，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抗衡，进退行藏的选择，这都是诗人人生理想和价值观的体现，蕴涵人类对群体与自身生命意识的反省。唐代发展出介于仕与隐之间的“吏隐”生活形态，这一曲折的心路历程以“车马”的艺术形象得以表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人诗中提及的“车马”，反映出文士人生哲学与审美观念的变迁，折射出唐代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山水景观对文士的影响，以及他们在保持自我与成就功业之间平衡取舍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