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宝华，王显星

(1.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2.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文艺好似社会的一面镜子，时刻反映着社会的变化。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抗疫文艺犹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各种电影、美术、诗歌、歌曲等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这些抗疫文艺作品都在极短时间内通过新媒体和自媒体完成同步传播。抗疫文艺思潮充斥着封闭的日常生活,激发起喜怒哀乐的情感,更加让我们意识到一种新的生活空间形成及其存在，这是目前社会不容忽视的客观现象，与此同时，更应该警惕抗疫文艺在创作过程中暴露的一系列问题，从唯物辩证视角客观全面地审视当下社会中涌现出的一系列抗疫文艺创作，能够为抗疫文艺创作提供正确的指引方向，从而使文艺创作者能够创作出更健康、更高质量的抗疫文艺作品，实现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以唯物辩证法角度解读抗疫文艺

在正确评价抗疫文艺创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文艺”一词的含义。文艺是文学和艺术的统称，文艺是需借助文字、语言、表演等表达方式来反映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指撰写、创作之事。而抗疫文艺，就是伴随着社会发生的真实疫情而产生的一系列文艺创作与文艺理论。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关于抗疫方面的文艺创作是基于人类社会面临灾难时期下的一种文艺表现方式，它是由实时疫情的动态而引起人们抒发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换句话说，抗疫作品的出现不是单纯依赖于人类的理性思维，而是通过实际抗疫情况而孕育出的文学作品，同样，这些文艺作品也必须拥有反映疫情防控成效的客观性。文艺虽说是个体思维的外化，但无法摆脱切实的社会物质关系，一味地追求个人主观层面上的文艺创作只能导致经验主义。恩格斯谈到:“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1]这说明，抗疫文艺需要强大的思想伟力，而这种思想伟力来自抗击疫情的实践活动中，要求抗疫文艺的书写要以客观事物为基础。

从辩证法角度来看，普遍联系的观点是揭示事物复杂性的内在根据。因此，抗疫文艺就应当与新冠疫情本身建立足够的联系，这样才能使抗疫文艺作品对疫情防控或者战胜疫情方面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量变质变规律构成了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它体现的是持续性变化和根本性改变的统一。文艺创作离不开抗疫事件数量上的积累，只有注重抗疫事件数量上的积累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此外，要把握好适度的原则，不要对抗疫叙事进行过度的歌颂或者对事实真相进行过度的批判，这样不利于抗疫成绩的保持，更不利于文艺作品本身的积极传播。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在创作抗疫文艺作品时要运用辩证思维能力，分析疫情事件的主要矛盾点，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找准克服困难的重点，才能充分展现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唯物辩证视角法下的抗疫文艺，就是人们在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形成的关于抗击疫情方面的文艺作品，从而创作出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抗疫文艺作品。

二、反映社会现实的抗疫文艺

中国的文学思想自古以来都以“文学功能说”为主，即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典籍多有论述。《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2]《毛诗序》中进一步对文学的特征进行了重新阐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3]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强调“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认为诗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把诗歌当作教化工具的思想后来发展成“文以载道”，成为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此，抗疫文学的创作也会受此影响，强调抗疫文学要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并与社会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此外，从唯物辩证法视角下探究抗疫文艺，就应当明确“辩证法”一词的含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4]所以，抗疫文艺作为人们思维运动的一种客观结果，其本身是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例如：抗疫歌曲就是基于社会现实反映的一种客观结果。由新余学院退休教师严宜生创作的抗议绘画《祈福》《志愿者》等作品，表现了抗疫战士的勇敢无畏，志愿者的恪尽职守，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展现了抗疫过程中的抗疫战士的形象和志愿者的工作细节。从辩证法的联系特征来看，抗疫文艺的创作要依托于抗疫故事的真实内容才得以表达，更要紧密把握抗疫主体与抗疫客体的关系，这样才展现抗疫内容体现出的价值。从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来看，反映现实的抗疫文艺有其两面性，要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现实的抗疫文艺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抗疫文艺当然要承担其反映社会的功能，因为文艺源于生活。因此，面对当前疫情肆虐的现实状况，抗疫文艺也应该自觉承担起反映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警惕过分反映、过度解读新冠疫情事件，以致衍生出不切实际的文艺作品。文艺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其在呈现形式上有时候带有主观性，所以，作者在文艺作品里表现出某些内容的倾向性会间接影响读者的心理。

事实上，作者对特定内容的倾向性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而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读者并不是大多数，大多数的读者也许更多的是会直接或间接吸收和接受作者的观点和思想倾向，这对于抗疫文艺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比如：在传播科普、鼓舞人心、批评丑恶现象的文艺作品之外，还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所谓“抗疫作品”。像《“感谢”你，冠状病毒君》《仰望天空》等此类抗疫作品带有讽刺的感情倾向，是抗疫文艺创作中需要注意和抵制的作品。抗疫文艺要尽可能的在客观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对现实做出理性思考，而不是一味的接纳或者歧视排斥。同时，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文艺的审美功能，不能一味地反映现实而忽略了文艺的审美性，形式与内容要统筹兼顾。

三、粉饰现实的歌颂性抗疫文艺

当前，我国的抗疫文艺发展虽进入初始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从目前所有的抗疫文艺作品来看，普遍有一种要彰显中国形象、中国精神的成分在里面。作品往往凸显欢乐、积极、阳光的一面，而对苦难则避而不谈。比如：《方舱医院真神奇》中的歌词“方舱医院真神奇，治病救人教舞技。医生护士才艺多，各领病人来一曲”这样的抗疫文艺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大众看到中国抗疫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及抗疫战士阳光积极的一面，但对这类问题也要辩证看待。抗疫文艺作品如果只是表现中国力量、中国速度、中国形象，必然会忽略一些大众不曾看到抗疫故事背后的人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就方舱医院的抗疫战士而言，公众看到的是他们的乐观积极的一面，但也应看到他们不为人知辛酸的一面。抗疫文艺虽然可以在特殊时期为社会承担一定的宣传功能，但不能完全沦为公众宣传的工具，文艺要表现其作为文艺本身的功能。面对疫情，文学创作者保持冷静观察、理性思索的态度。因此，辩证法启示我们，抗疫文艺要平衡好文学反映现实的度，一定要掌握适度原则。

从唯物辩证法体现出的辩证思维逻辑来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艰辛努力，但目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尚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抗疫文艺不能忽略疫情中的苦难，更应该体现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要让整个民族学会在苦难历练中得到反思与成长。疫情爆发以来，新媒体和自媒体的文艺产出迅速崛起，除了新闻发布和评论时文一类信息，还海量地诞生了纯艺术和亚文化意义上的各类文艺作品，既有传统的诗词歌赋、书画，又有微视频、抖音、快闪等。这类以新媒体和自媒体作为传播抗疫文艺作品的媒介，往往只能集中呈现部分内容，而忽略大部分未被呈现的内容，这就对抗疫文艺的真实性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当前抗疫工作还在艰难前进，抗疫文艺也通过各种形式来表现，比如：绘画、歌曲、诗歌、戏曲等，这些抗疫文艺作品，可以成为反映现实引起人们反思的良药，但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现实存在的一些艰难。因此，面对抗疫文艺我们一定要具有批判性思维，要保持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不能只看到文艺表现出来的东西，更要看到文艺没有表现出来作品隐含的内容和意义。辩证思维启示看问题要全面，不能走极端。但并不是意味着看待所有问题都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方面。抗疫作品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实际东西的点缀，贴近现实，这样才能成为有实际说服力的合格作品。

四、辩证统一的抗疫文艺创作

探讨目前抗疫文艺存在的主要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创作出优秀的抗疫文艺，如何去把握抗疫文艺的创作方向。“目前‘抗疫文艺’出现激情有余而审美不足、表象叙事多于沉淀表达的问题”各种文艺创作的作用和目的不外乎“审美”和“有用”方面，“整个美学史几乎可以概括为一个辩证法，其中：正题和反题就是贺拉斯所说的‘甜美’和‘有用’，即：诗是甜美而有用的。这两个形容词，如果单独采用其中任何一个，就诗的作用而言，都要代表一种趋向极端的错误观念。”[5]因此，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启示我们：在创作抗疫文艺作品时，一方面要注重文艺所承担和表现的“有用”的一面，即文艺是现实的某种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文艺的“甜美”，即文艺具有审美性，这也是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的本质特征。

从“有用”方面来说，当下国外疫情肆虐，而我国疫情防控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仍然没能完全战胜疫情。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文艺就要相应地承担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在内容上，更多地表现我国目前疫情防控的状况，要把握创作内容的深度，深入揭示表象背后的本质，不能浮于表面。

可是，目前,抗疫文艺的创作者在疫情暴发特别是居家隔离之后，太过急于通过艺术创作尽快参与防控疫情中，表达创作者情系疫区，希望能够早日战胜疫情的关切之情。但这种具有时效性的文艺创作往往更多受到感性的影响，浮于情绪表达的表面，而缺乏对于事件沉淀后的理性的深刻反思。这次疫情不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阻碍，而且给人们心理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如何在遵从辩证法的底线思维基础上用文艺去表达这种灾难，是抗疫文艺的创作者需要深入思考的。

由于疫情题材的特殊性，隐含着书写方式的独特性。需要艺术家对疫情本身的突发性、破坏性、震荡性等展开综合性、系统性观察，对人类抗击灾难的信心和意志予以思考，对人类在与灾难的抗争中所体现出的自救互救、防控阻击的伟力和精神进行表现，把笔触深入到民众生活状态之中，深入到人性中，深入到家国关系与民族命运之中。只有这样，作者才会创作出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们思想共鸣的，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从“甜美”方面来说，目前，抗疫文艺创作存在激情有余而审美不足的问题。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 的追求两种理念。“‘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后发展为包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故‘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6]因此，在追求“质”的同时“文”也是抗疫文艺作品创作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庄子的美学思想开始文艺就有了审美追求，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文”与“质”相比，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尤其在艺术方面成为其主要特点。亚里士多德的《诗艺》更是在其书中论述了艺术作品形式的重要性，他对文艺观的理解是文艺模仿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塑造生动的具体形象，而且文艺创作在选材方面要认真。因此，从辩证法中体现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可以看出，在抗疫文艺的创作过程中要认识到文艺是一种供人欣赏的符号体系，要注意文艺作品的表达技巧，兼顾文艺的审美性。

五、结语

抗疫文艺作为一种特殊时期下的产物，其本身带有的反思作用、批判作用及导向作用无疑为新时代中国文艺作品的创作注入强劲动力。从唯物辩证角度看待抗疫文艺，能够发现反映现实的抗疫文艺是一把双刃剑，即可能展现积极的一面，又可能展现消极的一面。因此，唯物辩证法启示人们在创作文艺作品时要统筹好事情的内容与形式，把握好适度原则，不能过度夸大事件本身，否则将陷于主观理性的误区。同时，我们应当学会客观性的反思和现实性的审视问题，这样才能达到综合性观察事物的目的。目前，抗疫文艺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和改进。一方面，太过于注重抗疫文艺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抗疫文艺的审美性，从而导致在审美性创作方面的理念缺失;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抗疫文艺在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疫情背后的艰难，揭示艰难背后所引起的问题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