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书婷

(华东政法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1620)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以美团为例，外卖骑手达到了将近一千万人，是互联网平台用工量最大的企业之一。从目前看，在没有学历、没有背景的情况下，外卖骑手可能是很多人可以选择的工作之一。但是，从长期来看，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问题始终是要解决的。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发生意外的几率也较大。另外，外卖骑手缺少社会保障的支持，无论是失业还是退休都没有保障。劳动关系认定与劳动权益保护问题是互联网平台就业下的一个共性问题。互联网下的劳动者与企业并非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的工作环境、监控方式也发生着改变。

学者的研究大多从平台就业的劳动过程展开，结合传统工作模式和互联网平台劳动特征，侧重新型劳动过程。然而，现有研究对于不在场监控下的劳动异化分析较为不足，本文通过深入分析不在场监控下的劳动异化过程,[1]以及互联网平台下的相关治理问题，尝试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不在场监控是如何形成的；第二，不在场监控下的劳动异化；第三，不在场监控下的劳动权益保护与治理问题。

二、数字经济与不在场监控

(一)传统劳动与现代化劳动的变迁

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与人分不开的，劳动被定义为维持自我生存与自我发展的唯一手段。传统的劳动理论，将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传统的劳动关系人员单一，包含两层含义。大部分属于工厂劳作，环境、工作方式都较为简单。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手机APP等网络平台运营的新型行业。传统劳动向现代化劳动变迁是一个必然过程。科技的进步、大数据的发展、劳动的不断升级，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到来，数字经济并不是对工业经济的替代，而是对工业经济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的补充。现代化劳动的出现弥补了传统劳动在资源利用方面的不足，传统劳动向现代化劳动的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

(二)数字经济下的新型劳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互联网平台下的劳动具有一定代表性。一系列新兴产业，如：网约车、美团外卖等，这些新兴产业使企业和个人摆脱了过去传统的用工模式，个人独立性增强，企业对其自身依附性减弱，用工模式也更加多样化，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企业的成本。以网约车平台公司与驾驶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为例，不同于传统模式下劳资双方固定的用工模式，网约车驾驶员用工时间灵活，工作场所多样化。传统的劳动关系与工厂监控模式已不适用于互联网经济。平台公司为提高服务质量，又会加强对劳动人员的管理。例如：制定管理制度、加强对人员的管控、提高竞争机制等。

互联网技术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制度的滞后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在市场经济提倡劳动力灵活性的情况下，劳动关系的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新型用工形态下，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来保障。

(三)劳动管理中的不在场监控

外卖行业吸引就业者的重要一点是劳动时间自由。机器大生产时代，科学管理与时间管控严密控制着工人的劳动过程。[2]外卖骑手的劳动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处于更加精细的监控中，劳动者所体会到的“自由”是一种表象。外卖行业的劳动时间控制是一种在数据与算法的精准计算下的全景式监控。通过APP与后台连接，骑手工作时的所有状态都可以被完美监控，后台以时间为基础，准确详细地记录外卖人员的送餐过程。相对于人工与物理监控，这种劳动时间控制已经转变成无形的监控。不仅可以对劳动时间控制，外卖骑手的劳动内容、劳动量都可以精确掌握。自由的工作时间其实是无死角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

数字实时监控与记录也使得监控主体不断扩大，在外卖骑手的工作中，顾客可以实时监控外卖骑手的劳动地点，平台以顾客至上为原则，希望给顾客更加透明化的消费过程。消费者通过新技术的辅助加入到监控中去，对于消费者而言，公开透明的监控可以更加便利地了解服务过程。对于外卖骑手而言，消费者的监控对于他们来说更加重要，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就是为消费者服务的，消费者手里掌握着评价骑手服务质量的权利。同时，通过电子化监控，平台把劳动者直面消费者，在矛盾激化时，矛盾双方变成外卖骑手和顾客，而平台却成为矛盾调和的中间人。外卖行业的多主体监控依附于数字化经济，多主体监控能够让顾客更加方便地了解整个消费过程，但对外卖骑手而言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系统，日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一种新常态。数字经济的本质在于信息化。数字经济通过数字管理跟踪劳动过程，管理劳动信息。对外卖骑手的劳动监控不同于传统的直接监控，是通过对劳动数据的分析以监控劳动者。

三、不在场监控带来的劳动异化

(一)权力的异化

不在场监控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是劳动异化。劳动异化表现出的一个方面就是权力的异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介绍了监狱中的全景式监控以及对人的规训过程。规训不仅存在于监狱，而且被应用到全社会中。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实际上有一张“监狱网”，从家庭、工厂和学校，都在模仿监狱来规训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社会规训比监狱规训更加隐秘，谨慎地将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3]

外卖骑手看似自由的数字劳动其实是一种高强度的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劳动者看似摆脱了机器设备与大工厂的监控，但是，这只是一种表象，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模糊化，时间与空间的相互穿插，其实是隐性的不在场监控。对顾客而言，外卖平台不仅可以选择外卖立即送出，还可以选择预定的时间送出外卖，但是，顾客所选择的送餐到达时间，实际上也是平台在系统、算法的精确计算后所得出的时间。劳动者与顾客都在手机的支配下“被控制”，不在场监控通过大数据反控生活，看似便捷的手机、平台与程序，实则不断地通过数据入侵，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也在一步步地被规训与被选择。福柯曾说：“空间对个人具有强大的管理和统治能力。”[4]大数据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在一个全景式空间里活动，正如边沁所设计的环形监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选择。在外卖行业中，平台凭借互联网技术实现对外卖人员的远程操控，[5]平台、外卖骑手、顾客都在算法数据所预定的时间里期望，平台将有型的控制转换成无形的控制。

传统劳动中，权力体现在对工人的直接管理，而在数字经济下，直接权力转变成相对权力。相对权力体现在权力的隐型性中，在外卖骑手的工作中，权力者通过手机对外卖骑手进行权力支配，劳动者对权力变成无条件的服从，这也让外卖骑手成为“被困在系统中的人”。劳动异化所表现出的权力异化，体现了劳动的不合理性与权力的失控。权力带来的认知改变也会体现在管理者会倾向于“物化”或者“工具化”低权力者，即“高权力者”将“低权力者”视为实现某个目标或者达成某种秩序的必要资源。平台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将外卖骑手视为“工具”，对其实行权力的掌控与严密管理。

(二)服务的异化

权力异化对于管理者而言，是权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发散。而对于困在外卖系统中的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选择更加合理的订单规避一些可能具有更多麻烦的订单。通过在指定送餐时间快要到时，提前点击送餐确认，可以避免系统认定超时而带来的惩罚。在外卖平台中，外卖人员有自己的骑手端APP，将其安装到手机上，骑手注册、同意相关协议后，系统会给你派发任务，接到任务以后骑手到店取餐，然后送餐。在这一过程中，系统派发给外卖骑手的任务，骑手可以进行选择。例如：大多数骑手愿意配送大学城，写字楼这一类订单，这类订单往往是一条美食街的食品派送到某一个地方，并且时间相对集中。这样骑手不仅一次可以派送多个订单，而且行程较为简单，也可以赚的更多。由于不在场监控通过数据检测劳动过程，骑手的整个劳动过程处于实时监控，整个劳动过程更像是一个大的“环形监控”。不在场监控催化了权力的异化，外卖骑手通过规避方法减少无死角监控所带来的惩罚，“订单”成为骑手可以选择的工具，服务被异化，这一过程中服务不再是简单的提供产品，而是逐步演变为逐利的工具，整个劳动秩序在不在场监控下不断被强化，劳动异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

四、劳动权益问题及其治理

(一)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经济成为新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近年来，交警部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外卖员已经成为高危职业。数字经济时代，算法、系统、精准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劳动监控视角的扩大，算法的精准性让送餐时间不断被压缩。虽然外卖需求日益增多，但同时外卖人员也在不断增加，因此外送成本不断降低。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外卖人员不得不工作更多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接更多的订单。有学者指出“外卖人员月收入过万是平台初创阶段的‘特殊存在’，随着外卖骑手更多地加入，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月收入也随之下降”。很难有外卖骑手在工作中不闯红灯、不逆行、不摔跤……如何合理合法地保障外卖骑手的基本权益是社会各方共同的责任。

回到让外卖骑手闯红灯、违规、受伤的原因——精准控制和算法控制下不断被压缩的送餐时间。[6]在精细化的时代中，行业追求不断地数字化，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要以快速作为衡量标准呢？外卖骑手作为劳动者，本身就具有自身的合法权利。这种权益毋庸置疑，不会因为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程度而存在偏差。外卖骑手的工作没有固定的劳动时间、劳动地点和生产资料，看似双方平等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渗透的控制，外卖人员所困的系统中存在着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劳动被一步步地异化。可以说，外卖人员手中的手机操纵了劳动的整个过程。

当人的劳动变成一个个程序化的过程，这才是劳动本身的悲哀。越来越快的送达时间真的重要吗？送餐速度可以成为平台宣传的手段，但它不可以成为束缚外卖骑手的工具。

首先，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要能打破算法的控制，固有的精确度需要重新规划，还外卖骑手公平、安全的工作环境。

其次，劳动关系认定问题需要专业化，对于劳动争议的处理需要合理化，不可抗因素的确认需要合法化。另外，合作关系中的劳动认定也至关重要。很少有外卖骑手把外卖员当作一个长期职业，外卖骑手没有基本的五险一金，对于他们来说失业、退休都没有任何保障。劳动权益问题不仅是劳动者自身需要关注的，平台、企业在越做越大的同时需要有情怀和责任感，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外卖骑手的支持，给予他们工作的保障。外卖人员大多是流动人口，当地有关部门要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

再次，科技不断进步，平台用数据驱使外卖员，数据真的推动公平了吗？在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外卖骑手无疑成为了最大的牺牲者，外卖骑手看似处于一条自由的流水线，但是，平台通过评分机制将劳资矛盾转移成顾客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外卖骑手“快经济”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懒经济”。反观外卖人员生存境地，我们也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也被控制在系统、算法给我们所设置的“时间”里？我们的耐心、预计时间不断地被打破，是不是也需要反对这样的“被选择”？

(二)不在场监控的劳动治理

外卖人员的大多数时间都是不在场监控下的劳作，劳动过程靠手机支配。对于这样的劳动治理要加大第三方对平台对管理者的治理，政府要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力度，防止恶意竞争，完善平台用工制度与标准。对于外卖骑手，政府一方面要关注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对平台的管控方式进行合理干预。对于平台而言，正确运用大数据，减少因差评而对外卖骑手工资的克扣。对公共设施来说，是否可以在公共场所设置外卖送餐场地，类似于快递服务中心。减少外卖人员因不熟悉住宅环境而带来的时间耽误，不进入私人场地也能更好地维护双方安全。

解决了一千万人就业问题的外卖平台值得关注，要让外卖骑手这一行业更加规范化，算法可以很好地控制外卖人员，但是，任何一个企业做大做强都要有人文情怀，算法下的不在场监控不是控制外卖骑手的关键，和谐的合作关系、积极的竞争氛围、权利的保障与尊重，才是企业生存之道。不仅仅是外卖平台，任何数字经济下的企业，虚拟工作场所都需要关注。

五、结语与反思

外卖平台的算法系统的部分也是由优化算法所组成的。优化算法简单来说就是让算法更合理，用较少的程序解决更多的问题。对于送外卖而言，关心的目标方向体现着资本的意志——最大化期望收益。而约束对应的是业务规则及客观情况。资本逐利，无可厚非，目标方向难以改动。通过约束改变决策空间，可以让算法更加合理化。[7]例如：监管部门需要出台相关标准——外卖人员的订单执行时间不得低于35分钟等。一条约束的背后藏着太多从业者与资本的博弈。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应该尊重人的主体性。

算法、自动化本来是一种很有美感的秩序的东西，在资本的推动下疯狂向无序发展。从算法的角度来讲，庞大的节点所组成的网络，每个节点在不断被逼迫或许会变得更加内卷。共享经济所来带的经济效益有目共睹，但是，对个体劳动者的保障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科技与人性，或者说科技与公平。如何平衡？平台所给出的自由又兑现了多少？到底是算法控制人还是背后的资本控制人？科技的进步一定不是为了形成权力压迫，加大阶层的不平等，也不是为了取代谁。数字经济是为了生活更加便利、工作更加便捷，每个人的奋斗都更加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