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然

（云南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091）

20世纪90年代，伴随中国学界文化研究取向的兴起，曾门庭若市的美学研究逐渐褪去热潮。对于这一现象，王杰等学者认为主要是西方美学体系与中国审美经验不符，国外美学界对中国美学研究的否认，人类学理论成果对中国“实践美学”学理基础的挑战等因素造成的。与西方学术思想交流时，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中国实践美学理论确实凸显了一定的问题。如高建平曾指出“实践美学”理论中存在的三点问题：一是“实践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准”仅是一种哲学立场上的叙述，人类存在中并没有泾渭分明的“使用语言”“制造工具”等里程碑式的节点，这样的划分割断了人类存在的连续性；二是抽象思维、逻辑活动都起源于人类的感性活动而非理性活动，其“理性积淀为感性”的总结存在顺序上的疑问；三是自然界、生物界的图形与色彩作为被人类认识的形式先于石斧上的几何图案、陶器上的鱼形、蛙形图案存在，故其“内容积淀为形式”的总结存在因果关系上的疑问。[1]

李泽厚本人也注意到用康德思想补充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对此，他援用维特根斯坦的从语言学角度出发对哲学美学之反思，提出美学研究要转向对具体文化的研究。[2]或许，这也是李泽厚个人研究兴趣由美学转向思想史研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与蔡仪进行辩论始起，中国美学研究就埋下转向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