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丽君

(广西大学 法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最频繁的表现已经不是公权力对公民自由、财产等传统权利的侵犯，而是公权力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1]与传统的实物搜查不同，作为一个承载海量数据信息的虚拟空间，犯罪嫌疑人手机中不仅可能存在重要的犯罪证据和线索，通常其中涵盖的私密信息甚至比住宅中可搜查出的东西还要多，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侦查人员随意搜查，则会使本就脆弱的公民隐私权“一碰就碎”。那么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手机能否进行无证搜查？其搜查条件是什么？搜查界限又在哪里？本文将通过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相关判例和经验，在“隐私期待理论”下分析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手机搜查相关法律规范，以期我国手机搜查活动能在打击犯罪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一、隐私期待理论下的“手机搜查”

隐私权最早被认为是“个人独处的权利”[2]，即除非存在公益要求或其他合法依据，否则公民有权保持其隐私生活免受外界侵扰。相较于我国，西方国家更早关注也更加重视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美国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卡茨案中确立的“合理的隐私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标准，标志着《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以下简称《第四修正案》)适用与公民隐私权范围界定的里程碑式发展，其后为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和欧洲人权法院吸收和借鉴，成为各国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法脉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