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奇章

摘要：中国钢琴音乐从一开始就承载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传统。中国音乐思维受到儒家与道家两种思想的影响，儒家强调音乐与社会秩序的和谐，道家追求音乐中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国人思维中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从不否认心灵与肉体、精神与感官的统一。中国钢琴音乐应该符合“道”，即符合自然与规律的方式创作与存在，体现了中国人音乐观背后所体现的宇宙观。在演奏上也应相应调整出与之相适应的模式，让钢琴说出最纯正的中国音乐语言，体现中国人的宇宙观，满足乐感文化的需要，进而达成真正精神平等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关键词：中国钢琴音乐  文化滞后论  道家哲学  五藏相音  创作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24-0172-04

从钢琴被引入中国的那一时起，就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全方位影响。这种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远远超出最初这种音乐文化所呈现的最早形态。众所周知，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是中国最早以音乐文献的方式流传下来的钢琴曲。事实上，在晚明和清初“西学东渐”时期，西方古钢琴音乐文化就通过天主教传教士传入了宫廷。在万历二十八年，即1600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入贡古钢琴一架献于明神宗，西班牙传教士、音乐家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随即奉旨教授四名内监演奏古钢琴，为了迎合明神宗个人的艺术趣味和欣赏习惯，利玛窦还根据天主教教义写下《西琴曲意》共八章，供这些内监弹唱，并为明神宗在北京皇宫里表演。这是汉字韵文和钢琴音乐的首次风云际会，也是钢琴音乐以宫廷音乐会的形式首次登场，而这4位内监也成为中国最早的钢琴演奏者和键盘手。另据清代翰林院学士高士奇所著《蓬山密记》中描述，康熙皇帝同样在西学东渐的风气影响下，亲自学习了古钢琴演奏，并且演奏了南宋普庵禅师所创制的佛曲，即《普庵咒》。这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史事件，《普庵咒》便成为了最早的中国钢琴改编曲，也是一首罕见的汉传佛教钢琴音乐。这一早期音乐事件无疑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钢琴音乐从最早的具体形态一开始就承载中国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传统。尽管在此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尤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原本正统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遭遇崩塌，在社会功能性上被消解，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失去了对现代中国人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恰恰相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以及音乐创作与演奏中，儒家思想依然起到重要的影响与指导性。这不仅仅在于文化滞后理论的规律在起作用，而且还根植于中国人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所不同的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中国人的音乐文化不仅是精神体验上的，同时也根植于中国人的肉体与生理体验。

一、从文化滞后理论角度思考中国钢琴音乐的必经之路

美国社会学家F·奥格本提出的文化滞后论认为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各自独立地率先变化或者滞后，因时间或者空间以及深度与广度的运动发展产生差异，从而导致各个相关联部分产生矛盾而减弱了其关联性，即是文化滞后。鸦片战争最初钢琴传入中国时，英国推销商希冀每十个中国家庭购买一架钢琴，显然这个愿景最终无法实现。毫无疑问撇去当时羸弱的购买力不说，中国人对音乐的认知与西方完全不在一个时空。原本在西学东渐风气积累下来的西方文化与技术在漫长的锁国政策下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继承与学习，原有的知识也早已荡然无存，钢琴音乐的演奏与创作根本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直到世纪之交，西方近代学校制度的引进与影响下，如中西女中等西式学堂的开办，以及西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全方位的刺激下，中国第一代钢琴演奏者才进入音乐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期以赵元任先生所作中国最早的钢琴作品《和平进行曲》为例案来看，在音乐语汇上更多地呈现出西方音乐的形态：大调旋律，功能化和声，进行曲节奏，并且显示出了海顿《惊愕交响曲》的活泼律动。如果以西方视角看待这类作品的创作技术，可能萧友梅先生“中国音乐比西洋音乐至少落后一千年”是成立的，但是今天的音乐人类学观点早已否定了萧先生早期的这一论断。一方面，《和平进行曲》是中国钢琴音乐的胚胎，胚胎带有西方钢琴音乐的形态是完全合理的。而从另一方面讲，中国传统音乐中所讲究的调式、气韵、声腔，声的民族化特征均未在此体现，作品与这些要素的关联显得孱弱和有差异，即是一种文化滞后的表现，只是不能忽略的是培养中国钢琴音乐这个胚胎的母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奥格本认为这种非物质的传统文化在其群体价值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并且附带了巨大的情感价值。对五声音乐的习惯和条件反射般的认同以及传统音乐元素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巨大影响与成功是受到中国人群体性的保护与赞赏的，因此赵元任先生在后期钢琴曲《锯大缸》及《卖布谣》与《教我如何不想她》等艺术歌曲钢琴伴奏中，就一直自觉地致力于用各种方式消弥这种差异与滞后。毫无疑问，在钢琴音乐民族化进程中，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音乐作品已能熟练地运用对位技巧与相当的演奏技能，充分消化了欧洲音乐技术理论，而且利用中国传统的支声复调与旋律加花，使钢琴音乐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具有中國烙印。从演奏角度而言，旋律运动突破了西方音乐4/4拍“强，弱，次强，弱”的强弱规律，更加具有声腔化的倾向，并且在和声上继承了黄自先生《长恨歌》选段《山在虚无缥缈间》，无论是人声还是钢琴伴奏部分，都体现出那种民族五声化的探索。从这些音乐创作的努力上来看，这些前辈在消弭钢琴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的文化滞后现象作出了积极的推动。诚然，这种消弭文化滞后现象的努力，为钢琴音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拓展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继而在以后对钢琴音乐的推广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从中西音乐文化思维的差异上，寻求中国钢琴音乐文化自己的音乐语言与演奏理论

中西音乐思维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形成的。作为西方音乐理论肇始的毕达哥拉斯学说是建立在对数学的研究之上，从数学逻辑推导进行音程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在思想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音乐的演奏与创作有道德的力量和教化的作用，而且比音乐产生的快感更加重要（儒家也有类似观点）。纵观西方音乐史，从格列高利素歌到近现代西方音乐，尤其是钢琴音乐，是一个个性解放和音乐效果不断摆脱神性以及罪感桎梏，并探索追求各类音响与听感的过程。所以，音响横向与纵向（尤其是纵向）之间的组合不断地被尝试、突破、创作以及加以理论化，最终在20世纪出现了旋律模糊，调性破碎，否定情感以体现作品的创作技术与思想深度的“折衷”音乐语汇。

中国音乐思维受到儒家与道家两种思想的左右。传统中国社会儒家思想是社会与个人运作与行为的秩序标准，而道家思想在与儒家思想对立和矛盾的过程中，成为中国人思想的重要补充与精神后花园。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性功能，在《小戴礼记》之《乐记》中，将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分别对应现实中的“君、臣、民、事、物”。儒家思想体系中阶层与秩序的僭越与错乱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强调礼乐治国，因此儒家不可能随机让音阶中音符不受节制地组合，从指导思想就杜绝了对位技术与和声发展起来的可能性，因此，单线思维和强调旋律的发展使中国音乐的创作与演奏走向声腔化，强调声韵效果，并贯穿于整个古代与近代中国音乐史，对现今中国人的音乐趣味仍有基因式的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人思维中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从不否认心灵与肉体、精神与感官的统一。而西方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中将精神和肉体对立起来，否认欲望的合理性。儒家的《乐记》指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辩证地将道德与欲望的矛盾统一在音乐上，高尚的人用音乐中的理性抵制音乐所引起的感官愉悦。而对于道家而言，《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承认了音乐满足自然属性的人的感官快感，《淮南子·本经训》则同样辩证地认为音乐是使身心平和，不可用于追求感官快感与纵欲，即“乐者所以致和，非所以为淫也”。

从儒家强调音乐与社会秩序的和谐或者道家追求音乐中人与自然的统一，都迥异于强调个人自证与个性的西方音乐艺术。因此在创作中，中国钢琴音乐从其肇始以来，其创作就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黄自《山在虚无缥缈间》钢琴伴奏部分来自明代宫廷古曲《清平调》，直到《黄河钢琴协奏曲》（黄河大合唱为素材，拉赫玛尼诺夫第四钢琴协奏曲的织体方式以西方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创作”）都并不强调肖邦式的独特个人风格，反而与上古乐舞《云门》《咸池》一样，创作的自证是通过自身与社会、历史、自然的和谐圆融来达成的。同时，《黄河钢琴协奏曲》中对水的形态描绘也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中对水的理解。《黄河颂》中的水，是《淮南子》中人们“以水为资”，是《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描绘对象，是养育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水;而《保卫黄河》中的水，是“天下至柔驰骋天下至坚”“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水，是在鋼琴和乐队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力量。从整个作品的风格来看，并没有体现冼星海或者参与集体创作成员中任何一个的所谓个人手法和个人风格，反而体现出了诸如琵琶的轮指，戏曲声腔以及民歌的民族特征，是中国钢琴音乐语汇杰出的一次探索。

三、不仅承认音乐对人的精神情志能产生影响，而且承认音乐对人的生理状态同样有影响，并以此思考中国钢琴音乐发展的走向

在《乐记·乐本篇》中，已经说明了音乐对人类情志的喜怒哀乐有能动作用，但是近现代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中似乎一直忽略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中的另一个侧面，即音乐对人的生理状态同样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道家学说除了对人的社会属性关注，还对人的自然属性极为强调，即音乐与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即“五藏相音”。在《黄帝内经》中几乎以列表方式的排比句，借岐伯的言论揭示了“宫、商、角、徵、羽”五音与人的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各种情志、各种感官联系在一起，并联系在地理方位，季节，体现五音所代表五行相生相克，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音乐观背后所体现的宇宙观，即天人合一。而音乐应该以符合“道”，即符合自然与规律的方式创作与存在。当无视这些内在规律的情况下，人的生理机能与情志都会紊乱而导致疾病。反过来，根据这个理论，利用音乐中五音的生克，则可以调理生理机能，达到音乐养生的目的。

四、结语

结合以上几个方面的考量，笔者认为中国钢琴音乐应在中国人自身特有的思维模式以及音乐文化心理构建上实现与现代性相平衡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下探索其未来。中国钢琴音乐的价值并非必须将“现代性”作为其唯一的评判标准。事实上，现代性这个词汇从来都不纯粹，并非是单单科学或者文化意义上的概念，它同样存在于政治领域，甚至在现代历史上被美国作为文化冷战的战略工具而出现。为了抵抗苏联文化艺术领域强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CIA出资赞助波洛克为代表的美术作品，并哄抬其价格;资助勋伯格表现主义音乐在世界公演。以无意识、反古典、反经典艺术的现代性，树立为文化优劣的伪标准，进而体现其所谓的“政治正确”。然而，即使是深受勋伯格、韦伯恩影响的一些作曲家，诸如美国作曲家乔治·洛克伯格和波兰作曲家潘德雷茨基等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艺术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都发现了非调性的局限性，前者甚至还宣称无条件回归调性，后者在《广岛受难者的哀歌》之后勇敢地重回传统，如以1976年的《小提琴协奏曲》与1984年的《波兰安魂曲》为代表的一系列大作品。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包容琵琶、二胡、扬琴以及唢呐等本地乐器，也毫无疑问可以让钢琴说出最纯正的中国音乐语言，体现中国人的宇宙观。

参考文献：

[1]利玛窦.重刻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明刻天学初函本，17世纪初.

[2]威廉·费尔丁·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南京中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4]钟子林.西方现代音乐概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