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邦，刘 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上海 200240)

0 引言

大学在人才、学科、设备、团队等方面具有适应基础研究创新与发展的综合优势[1]，在国家自主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国大学原始性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统计发现，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000—2017年)获得的国家科技三大奖中的一等奖数量约占获奖总数的12%，二等奖约占17%[2]；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顶尖大学产出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总量较少，获国际知名奖项的世界级大师人才稀缺[3]。

大学学术发展根本上取决于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有什么样的教师角色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大学学术[4]。科研创新行为作为大学教师的角色行为，直接关系着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过程的视角来解构个体创新行为，如Kanter[5]的三阶段论，Kleysen等[6]的五阶段论，卢小君等[7]的两阶段论。这些研究将创新行为看成是个体主动和自愿的行为，但在当前高考核评价压力的中国大学中，教师为了完成考核评价指标而陷入 “被动科研”[8]。因此，从动力源及其差异的视角更能揭示不同动力驱动的科研创新行为与不同水平的科研创新成果之间的关系。借鉴Shalley等[9]对主动性创新行为的定义，本研究将大学教师主动性科研创新行为定义为发自教师内心、为未来科研创新充分准备、勇敢面对和解决科研创新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长期探索的行为的总和，这种行为往往能带来重大理论突破或重大发现、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