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德永

（故宫博物院 宫庭部,北京 100009）

康熙皇帝开启了木兰秋狝与热河避暑的序幕，乾隆、嘉庆则将其推向高潮。在此期间，皇帝频繁的接见各少数民族首领及各国使节，用度浩繁。乾嘉时期，热河道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热河兵备道，学界已有著述，[1]但对于其所属的道库研究非常薄弱。据笔者所见，仅有赖惠敏有所涉及，[2]366惜用墨不多。笔者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清代相关文献探讨热河道库发挥的作用及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热河道库概况

热河道库全称热河兵备道库，它是热河兵备道的属库。据清代档案文献显示，清初基本沿用明代制度设道，但热河道设立于乾隆初年，这源于直隶总督孙嘉淦的奏陈。

在奏折中，孙嘉淦强调了设立兵备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热河地区，地域广阔，既有的行政机构不能满足需要。“查承德州、八沟四旗，及喀喇沁三旗地方，绵亘数千里，设有承德州知州一员，热河同知、八沟同知二员，四旗通判一员，沿边布列。但职守相等，无所统摄。虽隶霸昌道所属，而该道驻口内，远隔重关，势难遥制。遇有解审案件，往返不无拖累。”其二，热河地区原设行政管理机构，存有诸多缺陷，不利于地方的管理。这一地区的人口以汉蒙为主，另有八旗驻军、内务府皇庄人口等。长期以来，该地以州县模式治理汉民，以盟旗的形式治理蒙人，至于八旗驻军则由所属都统等管理。若各方能各行其政，亦可相安无事，但几方杂处，必须多方协作，才能便于管理。问题在于，“热河武弁现设有副都统、总管、副将等，皆系大员。而文职不过同知以下，品职相悬，未能接洽，不无牵制掣时之虞。且同知等官皆不能兼辖武弁，遇有巡查缉拿等事，往往呼应不灵。”其三，热河地区事务日繁，需要增设管理新的机构。“再喀喇沁等处种地民人日多于前，八沟、承德等处事务日益殷繁。将来绥辑兵民，经理地方，尚需筹划，而无文职大员料理，难以商酌举行。”

针对这种情况，孙嘉淦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据臣愚见，似应于古北口外沿边一带地方，添设兵备道一员，于承德州驻扎。将热河等处同知、知州、通判等员，俱归统辖。其兵马钱粮，即令该道经管。其都司、守备等贤否，俱令稽查、察核。如此则文武兵民事权归一，呼应更灵，易于振饬。一切解审事件，俱可就近归结，以省拖累。而将来经理城垣、仓库，绥辑外藩，通商便民之政，亦可次第举行。”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直隶总督孙嘉淦奏为遵查口外八沟地方幅员辽阔原设理事同知一员难免顾此失彼请准添设道员等官职守事》，《宫中朱批奏折04-01-16-0009-053》。在这里，孙家淦充分考虑到当地复杂的情况，以及清代皇帝在此木兰秋狝及常年来此避暑的特殊情况，特别提请添设兵备道。乾隆五年，热河道设立。作为其财务机构，热河道库亦随之设立。

由于资料的缺失，热河道库的内部设置情况不详。一般而言，“兵备道库专贮兵饷，或由布政使司照数移解，或由部拨邻省运往贮用。各道专稽出纳、造册，申督抚、河道总督，分咨兵工二部及本部察核。”[3]7492毫无疑问，热河道库亦应有此功能，但亦有扩大。乾隆四十三年议准：“热河兵饷改归道库支放”[3]8468-8469。乾隆五十年议准，“围场兵丁红事赏银四两，白事赏银八两；养育兵及孀妇孤子红事赏银三两，白事赏银六两；鳏寡孤独每名月给养赡银一两五钱，孤子俟成丁挑披甲、拜唐阿时裁汰。所需银两于直隶藩库领出，存贮热河道库，分别赏给。”[3]8516-8517此后，热河道库承应的开支用项不断加增，不再一一赘述。

更为重要的是，热河道库地处皇帝经常临幸之地，又不可避免的与皇权发生了联系，并由此在乾隆、嘉庆二帝巡幸热河时期的用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清帝巡幸热河始于康熙，不仅旨在锻炼八旗军队，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的木兰秋狝，而且有远离京中酷热，来此调理休养的避暑活动。乾隆、嘉庆继位后，皆效法康熙，频繁来此木兰与避暑。与出巡他处不同，清帝的热河之行时间更长，多达三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需用大量白银。康熙以前，囿于资料的限制，具体情况不详。自乾隆朝始，档案记之甚详。热河道库即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经费。

就笔者所见，乾隆十九年时热河道库与皇帝巡幸热河发生了联系。是年闰四月十五日，乾隆皇帝为东巡盛京颁布谕旨：“盛京户部银两自足赏赐之用，不必随带于途，但今岁有新归附之人，著于部库内拨银十万两，先期送往热河，交兵备道库，以备赏赐之用。钦此！”此后，热河道库成为了行在皇帝临时银库，每年按需向其解交银两。乾隆三十年，热河道库交付的银两多达167914.17两；乾隆三十六年，热河道库交付的银两更多达441500.38两。据笔者所见，其交付银两的最高纪录出现于乾隆四十九年，其数额多达1069285.71两。当然，一般年份解交的银两数额不多，基本维持在5万两以上。

热河道库解交皇用的银两如此之多，就其用途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端：

首先，赏用。巡幸热河期间，清帝更是频繁赏赐随行人员、来朝人员等，有时需用银两甚多。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边疆少数民族首领及外交使节等奔赴避暑山庄庆祝。在此期间，赏项颇多。据内务府统计，广储司为此支放银1.5万余两。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皇帝驾幸热河赏过银两数目事》，《奏案05-0430-025》。乾隆五十九年，户部一次领取赏赐内阁、户部、礼部、工部、侍卫处、御茶膳房、提督衙门、鸟枪处、銮仪卫向导处、上驷院、太医院、粘杆处、内务府都虞司、会计司、武备院共计十八处官兵赏银15851两。此外，户部还先后领取赏赐银两22035.35两。这并非是年热河之行赏赐的全部，还有经广储司赏赐出去的银两，具体数目不详，但广储司仅从热河道库借用赏赐银两多达8000两。[4]575-576也正因如此，在档案中热河道库将此项银两称为“备赏银两”。

其次，官兵等人费用。这里的官兵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热河行宫守卫官兵和皇帝的随围官兵。乾隆初期，围场兵丁钱粮皆由京中派支，“往返需时，偶值雨水，更滋糜费”[5]762，后经大学士傅恒奏请“围场兵丁钱粮就近热河道库春秋二季支放，每年于解送热河道备赏银两之便，多解银二万两，以备支放”[6]]572。乾隆二十九年，围场总管齐凌扎布以“围场官俸内银米，例由京城该佐领办给，多有不便”为由，奏请“照围场兵丁例，银由热河道库支领”[5]869，并得到谕允。由此，围场官18人，“每年应领俸银，按季造册，亦由热河道库支领。”是年，随围官兵共计1861人，共应补领路费银7174.06两。此外，还有京中各衙门兵丁3212人，共需路费银19683.16两。[6]537-538

热河驻守官兵衙署、军营建设费用亦多取自热河道库。康熙时期，为了加强对避暑山庄的管理，设置热河总管。雍正时期，热河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二员，佐领十六员，晓骑校十六员，笔帖式二员，兵八百名。”[7]乾隆初年，又改设热河副都统。热河副都统有统辖八旗、总管围场之责，是皇帝热河行围的安全保障，其经费获得热河道库的支持。乾隆三十一年，热河副都统请领修理围场兵丁营房银6000两。[8]7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副都统、热河总管先后四次咨领修建副都统衙署以及官兵房间工物等项银共39000两。[8]405再次，兴建宫殿、寺庙等工程用款及维护费用等。该项费用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乾隆皇帝继位后，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增修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园林。据内务府统计，至乾隆二十九年，热河园内先后添建宫殿22处。[6]534这些宫殿、园林维护费用颇巨。乾隆三十五年，“修理热河园内河道、桥闸，并铺盖街道旗民铺面房间等工银二万两，又热河工程档房咨领园内河道清挖潮浅、修理桥闸、泊岸、城墙、牌楼等工银三万两”[8]217。乾隆三十六年，“热河园内及南路喇喀河屯等五处行宫，北路钓鱼台等八处行宫，共十四所。其中修理桥闸、补砌墙宇、裱糊房间等项共银二万四千八百八十两”[8]406。这些经费皆来自热河道库。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乾隆皇帝更是谕令热河道库将备用银两392850两拨交热河工程处应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为热河道库存银著拨热河工程处备工应用事》，《军机处全宗03-18-009-000046-0002》。此外，为了满足皇帝信仰及联络边疆少数民族的需要，自康熙后期开始，皇帝在热河修建藏传佛寺。至乾隆时期，这种兴建活动达到顶峰。先后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罗汉堂、广安寺、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等。其修建经费亦经常取资于热河道库。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热河工程总理处行文热河道库，请领舍利塔、碧峰门、仿功德山、西岭晨霞楼、普宁寺等工，“共计银十三万一千三百十四两四钱四厘，俱由热河道库如数支领。”[6]550其中，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六年该工程共领内库银129万余两，并“领过热河道库银二十万两”。[8]368

最后，其他费用。热河道库储存的大量白银系“备皇上巡幸赏赉及工程等项之用”，实际应用时虽不限于此，但亦多与皇帝在热河的活动有关。乾隆皇帝还将其广泛用于他途。围场树木的砍伐运输即是其一，且用款较多。乾隆三十七年，仅此一项即用款97000余两。[8]530-531乾隆三十九年，用款37500两。[9]299此外，乾隆皇帝还用于救助受灾旗人与兵丁。乾隆三十五年，因热河地区遭受水灾，乾隆皇帝赏银救助。热河副都统自热河道库领银3340余两，热河总管领银1100余两。[8]217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用项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至嘉庆时期则大为缩减。据嘉庆十二年热河道库的奏销档案显示，其开除项下主要有工程银两7960余两，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29210余两，采买庄头米石加价生息本银25000两。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为热河道库一年进费数目单》，《奏案05-0534-087》。嘉庆十四年，热河道库开除项下主要有工程银15380余两，广储司备借银2000两，官兵盘费及各种赏银22640余两。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为热河道库一年出入银两数目单》，《奏案05-0542-018》。总之，热河道库充足的存银为乾隆、嘉庆皇帝的热河之行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支持，保证了各项事务的顺利开展。问题在于，热河地区经济较为落后，不能提供充足的税源，需要开辟新的经费来源，以保证库储的充足。

问题在于，当时的热河既有热河副都统，又有热河总管，其衙署都是可以选择的对象，但乾隆皇帝为何选择热河道库作为备用银库？笔者认为原因有三。其一，赏银的户部属性。清帝的热河之行，乾隆、嘉庆年间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少有间断。在此期间，除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们围猎、筵宴、观看摔跤、烟火等表演，清代皇帝还赏赐他们大量物品与白银。其中，赏赐的物品主要来自内务府，主要有衣帽、靫袋、药刀等，后折赏给缎匹，交由广储司备带，赏赐的银两则主要来自户部。乾隆年间赏赐蒙古王公的银两数目约为1.1万余两，嘉庆年间基本维持此数。从来源上看此项银两分属户部，是国家管理体系，而热河总管属于内务府管理体系，这使得它并不适合存放在热河总管衙署内。

其二，热河副都统的局限。从清代的行政体系而言，热河副都统属于八旗驻防体系，属于军队系统。清代对统兵将领，管束甚严，无论是出征还是驻守地方，其“所用粮刍，该督抚布政使按期支给。”[10]718康熙以后，“各省提镇、驻防将军，掌兵权而不擅财赋，与文臣互相牵制焉”[11]]80-81。乾隆皇帝曾敕谕察哈尔八旗都统巴尔品等：“尔宜持躬公正，律已严明，董率属弁，训练兵丁，练习行围，以精技艺。整理器械，以壮军容。所统弁丁，有不遵训令者听尔参处……凡一切事宜俱照题定事例办理。至钱谷词讼，民间情事俱属地方官管理，不得干与。”[5]478-479这都是军权与财权分离思想的体现。热河副都统是热河军事驻防的最高将领，故不能兼管地方财务，至于军中所需经费则由户部和地方藩库拨解。这也决定了放该衙署库房不能存贮户部运解的备赏银两。

其三，热河道库的优势。热河道设立之初，分辖热河、八沟、四旗、承德、塔子沟等四厅一州，地域广阔。其后，所辖区域略有变化。至于道员的品级，前期较为混乱，乾隆十八年时统一定为正四品，与热河行宫总管同级、宫中的二等侍卫、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等同级，高于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以及广储司司库等人的级别。而且热河道衙署即在承德，与避暑山庄相距甚近。这为其与户部和内务府的业务往来提供了便利。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谕令户部拨银40万两，交热河道库备用。当户部银两运抵热河，热河道揆义即“将户部委员解到备用银元宝四十万两当堂兑收贮库”，并出具收管印信，交给委员带回备案。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直隶热河兵备道揆义呈咨军机处受到银两缘由事》，《军机处全宗03-0647-080》。与接收户部银两不同的是，内务府广储司拨解的银两需要热河道自行派人领取。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乾隆皇帝谕令拨解广储司银30万两，存热河道库备用。在领运过程中，热河道尚要配备车辆、护送兵丁及行文途径地方官员相助护送，以及行文兵部，给发出古北口车辆、人员公函的照票等诸多事宜。由于途径地方主要是热河道辖区，办理亦较为便宜。

综上所述，热河道库有地理位置上的便利，又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由此成为备赏银两的最佳储存地。自乾隆中期开始，便充当了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用银库。

二、热河道库经费的来源

据档案显示，热河道库的经费主要来自户部和内务府广储司。

在乾隆中前期，户部是热河道库经费的最主要来源。清代的档案文书并未明确记载户部向热河道库拨解银两的时间。乾隆皇帝曾言及此种办法，“每年巡幸热河，各项赏用银两，从前亦系部库备带，后经谕令改归热河道库支发，年来行之颇便”[12]724。文中亦未述及户部拨银开始的时间，仅表露出乾隆皇帝对这种办法的欣赏，但其中的年来显示时间未久。就笔者所见，这种拨解至迟发生于乾隆十九年。它与乾隆十八年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来归有直接关系。对于该部归附，乾隆皇帝非常重视，授予首领爵位，并赏赐金银缎匹等物品。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五日又颁布谕旨：“有新归附之人，著于部库内拨银十万两，先期送往热河，交兵备道库，以备赏赐之用。”[13]]747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户部频繁向热河道库拨解银两。乾隆二十年，户部拨银50万两。乾隆二十五年，拨银10万两。乾隆二十九年拨银50万两。

从中可以看出，户部拨银数额并不固定，而是视此项银两的使用情况而定，若有不足，再行奏请拨解。但傅恒认为“与其俟动支将完，临时陆续请拨，莫若于户部预请拨银四十万两，存贮备用。”[6]528行之不及一年，热河道即奏请改变。乾隆三十年，热河兵备道揆义即以上年户部拨解银两较多，除各项动支外，“现存银三十六万余两，为数尚多，足敷应用”为由，请求“或俟至开除动用，止存银十数万两时，再行拨给；或即于此时交户部拨银三十万两备存道库，亦可省往来动拨”[6]572。于是，户部拨银的数量依然随时变化。乾隆四十一年，户部拨银30万两。[14]594乾隆四十三年，户部拨银数量更是多达100万两。

至乾隆后期，内务府广储司则取代户部，成为热河道库经费的主要供应方。其实，早在乾隆三十五年，因内务府存储银两过多，乾隆皇帝谕令广储司解银50万两，交热河道库存储备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三十五年四月八日直隶热河兵备道明山保呈明收到备用银两缘由事》，《军机处全宗03-0651-007》。至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皇帝再次谕令广储司拨银50万两，交与热河道库存贮备用。但此后广储司大量库银被拨解至户部和盛京，而拨解热河道库的行为犹如昙花一现，旋即中止。直至乾隆五十年，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改变。据研究显示：自乾隆五十年至六十年，广储司六次向热河道库拨解银两，共计220万两。[2]364-365

嘉庆时期，热河道库亦基本照此办理。在嘉庆皇帝继位之后，太上皇帝乾隆仍然主导一切事务。在此情况下，嘉庆皇帝陪同乾隆三次临幸避暑山庄。由于热河道库存银尚足，广储司并未拨解。嘉庆四年，因乾隆皇帝崩逝，嘉庆皇帝暂时终止了热河避暑。嘉庆六年，嘉庆皇帝决定重启木兰与避暑，并令各衙门“照例预备”[15]1。是年三月十五日，热河道庆章以“今岁恭奉皇上驻跸热河，中秋后巡幸木兰，应赏扈从官兵以及行围打鹿人等赏银、路费，约计用银四五万两不等，（热河道库）现存备赏银两不敷应用”为由，奏请按照惯例，“由广储司银库拨给，领解备用”。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六年三月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热河道库请领银两备用事》，《奏案05-0488-016》。至该年五月，嘉庆皇帝谕令广储司拨银10万两，存热河道库备用。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六年五月十六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拨给热河道库银两事》，《奏案05-0489-011》。此后，嘉庆皇帝缩减了拨解热河道库的银两数额。嘉庆十八年，内务府奏陈广储司拨解道库银两情况：“皇上巡幸木兰，所有扈从官兵以及行围打鹿人等赏银、路费等项俱系动用道库银两，嘉庆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存贮银两因不敷用，均经奏请由广储司银库存贮项下拨给银五万两备用。”[16]303-304

其实，在户部和广储司之外，当铺生息余利银也是热河道库的财源之一。它的产生与热河所属一条旱河的清理有直接关系。因该河途经地带，沙石颇多，经常淤塞河道。为此，热河地方多次清理。乾隆五十六年，直隶总督梁肯堂奏称：“旱河复经淤塞，应请随时修浚。”和珅、福长安随同热河道勘查了河道，核算清理工程需银3000余两。同时，和珅、福长安虑及“若每年奏请动项兴修，国家经费有常，年复一年，伊于何底？殊非经久之计”。对此，热河道全保提供了解决方案：“请动拨热河道库备赏银五万两，交与所属各州县当铺按一分生息，每年可得息银六千两，遇闰加増，作为岁修旱河之费”[17]312，并得到和珅、福长安等认为。由此，此项当铺生息银两亦归入热河道库。这些银两并非每年皆能用罄，多有剩余。乾隆五十八年，旱河工程只用银3150余两。[4]339乾隆五十九年，该工程用银3460余两。[18]364为此，嘉庆皇帝于嘉庆五年谕令“嗣后每年承德府六州县生息余利银两，亦照例交热河道库”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著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奉旨单》，《奏案05-0483-013》。。

综合而言，户部是热河道库最为重要的经费来源，广储司虽然数目稍逊，但供应的时间长，自乾隆五十年开始，直至嘉庆二十五年，多达35年。至于当铺生息银数目无多，是皇帝热河之行用银的重要补充。

三、热河道库银两的奏销管理

热河道库的管理采用了当时通行的四柱清册办法。即在奏销时，热河兵备道需要将道库收管的银两按照旧管、新收、开除、实存四个类别，将详细情况一一开列。再由负责官员遵照规定，按时呈交管理衙门，进行审核。

在其奏销清册中，虽有四项，但最为重要的是新收和开除两项。从前文可以看出，新收的主要来源是户部和内务府，至于其他来源，除当铺生息银外，主要是各处预支未能用罄银两，数目无多。所以在热河道库奏销的早期，它们并未开列新收的明细，只是记录该年入款的总量，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都是如此。即使如此，因为涉及的机构和人员众多，情况较为复杂，亦不能稍有含混，以致发生舛误。自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热河道奏销道库银两时即详细开列新入款项，“新收总理工程处交还趱办布达拉庙借领道归款银二十万两，热河工程档房还清挖园内河道等分赔银八百六十八两五钱四分三里五毫，户部委员永熙等缴回备带行围赏赐余剩银七十四两，热河副都统扣饷还借用购买孽生牛羊银六百三十两二钱，共新收银二十四万五千三百三两一钱四分四厘，核算数目相符。”[4]298此后，热河道库的奏销皆以此办理。

与新收项相比，热河道库的开除项则相对严谨，自奏销之初即条目清晰：要求开列领用银两的机构及详细用途。从奏销档案中可以看出，领银的机构主要有行在户部、内务府及热河属地机构。其中，行在户部领用银两的频次最为频繁，每年都有，至于热河属地机构与内务府则视需要而定，并不固定。乾隆三十六年，户部先后领银15次，热河地方先后领银4次，内务府该年并未领用。至于领银数目，户部22.1万余两，热河地方领用17万两。[8]404-405乾隆六十年，行在户部领银领银19次，内务府领银3次，热河地方领银4次；其领银数目分别为3.8万余两，1.1万余两和1.8万余两。[4]574-576此外，热河道库前期的奏销时，有时按照领银机构分类，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开列领银数目，并最终汇总统计各处领银总额；有时只开列领银的机构及领银的频次和总额；有时则只是简单的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列，既不分类处理，也不做汇总统计，只是计算开除总数。

热河道库奏销的时间前后有所变化。乾隆三十年以前，其奏销的时间应为该年的九月。乾隆二十七年八月，热河兵备道良卿呈报乾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止道库存贮备赏银两动用数目的四柱清册。[19]297-298乾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热河道皆于是年八月奏销道库用银情况。至乾隆三十一年始，热河道奏销道库用银的时间改为了是年的十月份。这年的十月份热河道增福呈报乾隆三十年九月十三日起至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止道库存贮备赏银两动用数目的四柱清册。[8]44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因热河道未能按时呈报奏销清册，军机处令其“即速造开总册，送交臣等以便奏销”[8]211。热河道明山保回复的情况不详，但至十二月份他始行奏销。以此为契机，此后热河道又将奏销的时间改为了奏销之年的十二月份。此次更易之后，这一奏销时间成为了定例，延续至清末。

热河道库储银的奏销对象前后亦有变化。乾隆时期，其奏销的对象是军机处。乾隆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经户部奏准，热河道库备用银两“如有动用之处，造册呈报军机处查核”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二十七年八月直隶热河兵备道良卿呈明动用备公银两数目事》，《军机处全宗03-0498-017》。但从前文知道，乾隆支用热河道库银两的时间较早，但对于如何奏销并未见之记载，至于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则执行这一制度。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因热河道库的奏销清册尚未呈达，军机处进行督催，“查得热河道库每年支放银两，向例由该道造具总册，呈送本处查核奏销。本年未据送到，相应饬知该道，即将乾隆三十八年分动用银两总册造送军机处，以便核办”[20]516。文中明确表明，热河道库也的确向军机处奏销。而在遇有奏销问题时，军机处亦会令其改正。乾隆五十七年，热河道呈报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五日起至本年七月二十二日止道库用银的四柱清册，但军机处管理大臣认为此奏有不合之处，“查奏销动用银两，例应年清年款，以凭核办。本年皇上启跸回京系八月二十五日，所有动用银两数目自应截至八月二十五日为止，方足以清年款。今止截至七月二十二日，而八月内动用之数又需于来年开除项下报销，殊属牵混。除将原册驳回，饬令该道将四柱清册遵照札谕，截至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按款开报，本处再行核办外，嗣后此项银两总需于圣驾到滦驻跸之日起至启跸回銮之日止，年清年款，毋再前后接算，稍有含混，致干驳斥也。”[4]172

其实，热河道库向军机处奏销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军机处是处理军国大事的机构，并非专管经费；其次，军机处并不管理经费出入的档案，不能审查热河道库经费出入是否合理，仍需交由户部和内务府进行办理。嘉庆时期，军机处意识到其弊，奏请“嗣后此项热河道库收贮银两，应请令该道一并报明直隶总督，归入奏销案内办理，以归核实。”[21]199为此，嘉庆四年六月十三日颁布谕旨：“所有热河道库收贮备用备赏银两，著该道于年底造册呈报内务府查核奏销，不必具报军机处并直隶总督。”[17]41嘉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军机处行文热河道，“所有该道收发生息等项银两，应遵照前奉谕旨，一体造报内务府核办。除将此次呈报弁兵差费及香灯供献收交生息银两二款，转交内务府外，相应札知，嗣后应由该道经行呈报内务府，毋庸呈报本处，可也。”由此，热河道库的奏销对象由军机处变成了内务府。

四、热河道库备赏功能的衰减

乾隆年间，热河道库存银数目巨大。在乾隆皇帝崩逝以前，热河道库存银仍多达30余万。即使到嘉庆五年六月，热河道库仍存银286100余两。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奏为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奏案05-0483-012》。至嘉庆五年，其数额大幅缩减。是年六月，在内务府查明热河道库存银情况后，嘉庆皇帝谕令将其中的15万两拨交广储司，其余13万余两留道库备用。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五年六月十一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著查明热河道库现存银两数目事奉旨单》，《奏案05-0483-013》。由此，热河道库的存银基本维持在5万两上下，几乎未有超过10万两者。这与乾隆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热河道库存银数量的下降并非仅是数字的变化，凸显的是道库地位的下降。

嘉庆皇帝未在热河大兴土木是直接要素。经过康熙、乾隆两代皇帝长期的经营和建设，承德避暑山庄规模宏大，周边寺庙众多，可以满足皇帝的修养和统治需要。而无论是皇帝避暑的宫殿，还是进行佛教活动的庙宇，都需要巨额的经费支出。据统计，乾隆年间热河仅修建藏传佛寺用银4869964两。[2]392至嘉庆年间，皇帝可以享用前人成果，没有必要在此继续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庙宇。由此，清代皇帝在此巡幸期间的经费大幅下降，直接导致热河道库存银的减少。

嘉庆皇帝对相关政策的调整则是根本原因。热河道库存储的银两名为备赏，实际应用则非常广泛，嘉庆皇帝将其奏销统归内务府管理之后，则将其严格限制在赏项范围之内，其余各项则派出在外。乾隆四十四年，热河道库出项中有工程银24210余两，抚恤银100两，借出银6200两，砍伐木植银55000两，内府官兵路费9120余两，各项赏银18320余两，480余两，内阁、礼部等官兵路费5780余两。而在嘉庆八年，热河道库的用款中只有旱河工程银4230余两，广储司借银3000两，赏银19330余两，内务府人员及东三省学习行围官兵、索伦莫尔根官兵回程路费3590余两。从中可以看出，嘉庆时期热河道库的支出项目中除没有大宗的工程银两外，还取缔了砍伐木植费用，以及行在内阁、户部等机构官兵费用，使得支出银两大为减少。

此次调整之后，热河道库承应皇帝在此期间的用银数目降幅很大，基本上不足5万两，且用银以赏银为主。嘉庆九年，热河道库开除银银26298.7两，其中赏银20070余两，[15]362-365约占总数76.3%。嘉庆十八年，热河道库开除银39710余两，其中赏银28650余两，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初七日总管内务府（广储司）呈热河道库一年进费银两清单》，《奏案05-0570-077》。约占总数的72.1%。由此，热河道库银两成为了真正的备赏用银，名实相副。更为重要的是，嘉庆皇帝还将热河道库几乎转化为了内府银库。前文中，嘉庆皇帝谕令热河道库不再向军机处奏销，改为向内务府奏销。其实，若从热河道库银两的最初来源讲，这种改变并无道理，但自乾隆后期开始，广储司成为了热河道库银两最为重要的来源，则为其改变创造了条件。嘉庆七年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即谕令广东地方备贡银两收到时分别解交圆明园和热河道库。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七年五月十四日档房为广东粤海关解交造办处备贡银两拨解热河道库应得出古北口车辆照票等事》，《内务府呈稿05-08-030-000070-0038》。至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嘉庆皇帝谕令外省解交广储司的银两中，5万两交热河道库，存储备用。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总管内务府著将应解广储司之项转解热河芳园居道库各五万两事奉旨单》，《奏案05-0504-078》。嗣后，5万两成为广储司拨解的固定额度。由此，广储司成为热河道库的法定解款者。

至此，除直接的管理人员外，热河道库无论是在银两来源方面，还是奏销的管理审查，都已经归属了内务府体系。这应是乾隆时期遗留的问题。嘉庆皇帝没有完全改变既有的成案，仍然保留了乾隆时期的一点遗迹。其实，嘉庆皇帝完全可以抛开热河道库，将该项银两存储承德避暑山庄之内，芳园居即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不过，嘉庆皇帝最终并未如此办理。而在嘉庆之后，清代皇帝不再木兰秋狝，也不再临幸避暑山庄，亦不再需要备赏银两。热河道库备用银库的功能由此终结，但由于避暑山庄的存在及嘉庆时期确立的与内务府的管理关系，使得其与内务府之间仍存在着联系，经常出现于清宫档案之中，然所发挥的作用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