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俊超

摘 要：明万历十六年至万历十七年，徽州诸县水灾旱灾不断，引发饥荒及瘟疫。以宗族、商人为代表的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救灾、抗疫，使得民众得以平稳度过此次灾疫。此次灾疫中，地方政府虽能力有限，但扮演了民间力量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在救灾抗疫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万历；徽州；疫情

明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十七年（1589），南直隶徽州水旱灾害并发，并引发大范围疾疫。学界较早关注到此次灾疫，提出“政府救疫不力的情况下，徽州社会显示了强大的自我恢复功能”。[1]不过，此次疫情相当复杂，疫情中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与博弈更值得注意。

一、徽州灾况

万历十四年（1586）、十五年（1587），徽州一直气候反常。十四年五月，休宁南乡大水。十五年春，婺源连续阴雨两月。至十六年，灾情愈炽，徽州全境几无幸免。祁门竟“三春淫雨”，已受水灾肆虐之苦的休宁则旱涝交替，其余诸县亦有不同程度灾情。十七年，水灾稍息，旱魃旋至。除休宁大水，其余诸县则转受旱灾影响。直至十八年灾情方告稍缓。此次灾害前后持续竟达两年之久，其持续时间之长，即便在水旱频发的徽州亦属罕见。本次灾情复杂，多灾并发，十四年至十六年表现为洪涝，十七年则表现为旱灾，总体呈现旱涝交织特征，故破坏性更甚往年。[2]

大灾常会于短时间内产生大量尸体，若不能及时、有效处理（掩埋或焚烧），必滋生瘟疫。大略而言，凡遇大旱，则尸体会加速腐烂，病菌随暑热蒸腾，形成浓烈“疫气”，四处散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