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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群体认同: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理路

2021-01-12谢诗艺杨珮琪

档案与建设 2021年12期
关键词:集体记忆

谢诗艺 杨珮琪

摘 要:作为促进“四史”教育开展的重要资源,红色档案资源开发问题已然成为当下需要认真思考并回答的现实课题,对其逻辑理路的厘清则是解答这个问题的首要步骤。回归到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起点,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目的与矛盾进行逻辑分析,可发现建构群体认同是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必然。而在建构群体认同的过程中,正视建构的意义与功能,激发主观能动性是前提;通过记忆空间的创造,达成认同是保障;善用叙事手段,讲好中国故事则是路径。

关键词:红色档案;档案开发;群体认同;记忆建构;集体记忆

分类号:G275.1

Constructing Group Identity: The Logical Way of Red Archives Resource Development

Xie Shiyi Yang Peiqi

(College of Society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123)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es resources has become a realistic subject that needs serious consideration and answer, and the clarification of its logical path is the first step to answer this problem. By returning t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es resources and logically analyzing the purpose and contra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es resources, we can fin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group identity is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d archives resources.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group identity, the premise is to face up to the significance and func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stimulate subjective initiative,the guarantee is achieving identit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memory space ,the path is making good use of narrative mean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Keywords:Red Archives; Archives Development; Group Identity; Memory Construction; Collective Memory

紅色档案资源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栉风沐雨的奋斗过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资政、育人、文化传承、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具有突出且独特的信息价值。然而,囿于形成环境,红色档案资源呈现出分散性、零散性特征,在资源开发上具有一定的难度。部分学者对此问题已经有所关注,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展开了探索。宏观层面上,相关研究从整体视角出发,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意义、必要性、现状及其实现路径进行整体规划。如申灿、李瑶指出,红色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缺乏统筹规划、信息孤岛、形式固化等问题,可从整合特色资源、完善技术手段、合作联动机制等开发利用途径着手解决;[1]苏程也提出了“信息建设、机构联合”的双重途径。[2]微观层面上,相关研究通过选取某一地域、透过某一视角或结合某一时代背景与特定环境,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提供新方法与新理论指导。如赵彦昌、宋雪婷从档案馆、红色旅游、高校思政教育三个角度分析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现状并提出建议;[3]王向女、姚婧在“互联网+”时代环境下分析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重要性并指出不足,提出从大众参与、跨界融合、多方传播、协同共建四个层面,推动构建长三角深度融合、协同开发的红色档案文化集群;[4]赵红颖、张卫东基于综合网络化、广泛社会化与深度智慧化三原则,设计面向数字人文的“数据化—情境化—故事化”红色档案资源组织路径等。[5]客观而言,在红色档案资源“怎么开发”这一问题的回答上,现有研究在“术”的层次提供了较好的基础。然而,“有术无道,止于术”,厘清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理路便是在“道”的层次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进行思考,这一探索将在深化认识的同时开阔思路、明确方向,从而切实为解决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具体问题提供根本方案。

1 建构: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起点

梳理逻辑的路径,必须先确定逻辑起点。作为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起点,逻辑起点指示着逻辑思维的走向,凝缩了逻辑体系的本质。信息资源开发过程,是信息序化的过程,是价值生产的过程,更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自主建构的过程。建构一词,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提出并界定。皮亚杰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不断形成结构,从简单结构走向复杂结构的过程。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人的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知识,既非来自客体,也非来自主体,而来自最初无法分开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6]

由此审视信息资源开发,这一过程中至少包括三次建构:其一是开发者对信息主体需求的认知;其二是开发者对信息客体的认知与组织;其三是信息主体在利用后产生的新的认知。前两次的建构形成了最后一次知识认知的客体,从而影响了信息主体新的认知结构的形成,由此,基于信息资源的工具价值、情报价值等得以实现,信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属性得以彰显。简言之,信息资源开发通过对内容的建构,实现了对意义的建构,内容建构是手段,意义建构是目的。建构,是信息资源开发这一实践活动的本质,是开启相关认知的逻辑起点。

以忠实记录人类实践活动为突出特性的档案信息,在建构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7]——在坚实的“证据”面前,表达显现出更强的说服力。无论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一手资料、思政育人的生动教材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资源,档案的凭证价值与情报价值奠定了其在信息用户心中的可靠形象,基于此,档案资源开发的有目的建构显得更具必要性。事实上,从各地“城市记忆系列展览”的涌现,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挂牌,再到各重大活动中档案的出场与深度参与,档案部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使冷冰冰的档案变成活生生的案例,述说着过去,影响着现在。

2 建构群体认同: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必然

资源的特殊属性使得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呈现出与其他档案资源开发不同的诉求。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建构”的本质属性更加凸显并具象化,这根植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目的与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2.1 建构群体认同是实现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目的的重要前提

群体认同,是个体基于自身与群体关系的评价,将自己归于社会中某一群体的过程。[8]群体认同的建构主要依靠群体的集体记忆来实现。“集体记忆不仅仅是在传达一种群体共同的认知,也在共享和传播一种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取向,在特定的互动范围之内,这些群体认知指引着成员的行为和体验,并借用情感认同力量来维持和组织群体成员”。[9]简言之,通过集体记忆的共享,群体成员的价值观得以统一,情感得以贯通,从而使整个群体得以凝聚和延续。记录中华民族集体奋斗的红色档案资源,凝聚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具有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实践的诸多方面,红色档案资源都可产生积极影响甚至发挥支撑作用。由此,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开始向多维领域全面发展。但无论是开展红色旅游、开发红色产业,还是进行思政教育,其作用逻辑都是以红色档案资源為媒介,构建集体记忆,唤醒群体认同,激发群体情感,从而使红色档案资源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实现档案资源开发的目的。

2.2 建构群体认同是解决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基本矛盾的必要手段

红色档案资源在人物、地域、时代、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给资源开发带来挑战。具体说来,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中有三对基本矛盾需要重视并解决:其一是红色档案资源碎片化存在与资源利用系统化要求的矛盾;其二是红色档案资源个体或典型示例呈现与集体记忆融合的矛盾;其三是红色档案资源内涵时代性局限与当代价值需求的矛盾。建构群体认同将有效打破碎片、个体及时代间的壁垒。因此,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应选择群体认同的建构,或者说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过程就是建构群体认同的过程。

(1)建构群体认同是促使碎片材料有机整合的根本支撑

历史条件的限制与现实环境的变化使得红色档案在形成和管理上极为分散。一方面,在革命战争时代,社会环境复杂动荡,红色档案在形成之初便呈现出分散的特点;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制度的健全、社会分工的细化与机构建设的完善,红色档案利用范围扩大,这也造成了红色档案在保管上的分散。由此,当前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出现成果彼此独立、地域资源割据、开发主体机构缺乏交流融合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部分研究者提出“跨界融合、协同共建”的工作思路。笔者认为,“跨界融合、协同共建”必须在群体认同基础上才能实现。欲使碎片化的档案材料转变为有机的整体,既需要开发内容的有机整合,也需要开发主体的有效合作。但如果没有统一价值观的指导、记忆的共鸣与情感的维系,这种整合和合作就难以实现。

(2)建构群体认同是保障个体记忆集体转化的必然要求

红色档案资源开发通常会以典型人物或事例为基本单元,展现革命斗争、民族复兴中的英雄事迹,这种开发往往遵循“以小见大”的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的过程是将个体归为集体中的一员,将其个体记忆转化为群体记忆的一部分,然后依靠记忆分享,发现、组织、影响更多的群体成员,从而实现对集体记忆的传承和维护。而这种思维逻辑之所以能够获取良好的宣教效果,其根本在于群体认同的有效构建。任何个体记忆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群体活动中存在的,“人们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10]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就是将这种“联系”激发出来,将其隐藏在意识深处的“认同”表征出来,再通过有效的叙事手段、场景构建、媒介表达,烘托出一种情感氛围,从而刺激更多群体中的个体完成群体归类,找到“我群”,开启新一轮的个体记忆集体转化。

(3)建构群体认同是实现历史资源当代价值的应有之义

历史资源开发的主要目的在于其对现实的影响和意义。红色档案资源记录了党的奋斗历程和先进经验,拥有厚重的历史感与饱满的精神力量,是党和国家的珍贵财富。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人们思维和价值观的改变造成了对这种价值认知的不同,这也是当前倡导开发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的现实背景之一。通过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建构群体认同,实际上就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以现代人的思维为基础,将红色档案资源内容“转译”,使其更具表现力与渲染力,从而使利用者感同身受,产生共情,形成精神感召的过程。作为见证时代的历史资源,红色档案资源只有通过这种激活,才能真正实现“历久弥新”;只有通过这种有效开发,才能实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3 建构群体认同: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架构

在明晰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建构群体认同间的逻辑关系,得出后者是前者逻辑必然这一认识后,研究势必要走向方法论阶段。如欲有效建构认同、促进资源开发,对以下三点的把握不可缺少。

3.1 前提:正视建构,激发主观能动性

作为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起点,建构是贯穿全程的关键词。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建构根植于記忆的社会属性,受控于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前者解释记忆建构之可能,后者显示记忆建构之可为。

红色档案资源记录着诸多动人故事和典型案例,但这些个例的产生脱离不了社会环境,脱离不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及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影响。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属性,才能解开红色档案“镌刻的精神密码”。[11]从现实维度审视,红色档案资源之所以价值突出,是因为其中蕴藏的精神和品格时至今日仍有重要价值甚至是方向性引领。由此反思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在建构上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建构的意义,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跳出既有的条件限制,开放思维,从而“盘活”资源;另一方面要深入理解建构的功能,明确建构在现实与历史间的桥梁作用,铭记对历史资源的挖掘需观照现实,从时代出发、从地区出发、从机构定位出发,梳理出独特的建构策略,才能实现对红色档案资源的深度、特色开发。

3.2 保障:达成认同,确定自我归属

如前所述,认同是实现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目的的重要前提,是解决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基本矛盾的必要手段,达成认同是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保障。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主要存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四个方面。身份认同,即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认同与革命先辈的血脉相承;文化认同,即对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红色文化持积极态度;情感认同,即对红色档案资源的记录内容在情感层面产生共鸣;价值认同,即对红色档案资源传达出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等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表示理解和认可。这种认同,既是开发者的行为准则,也是利用者的精神需求。依靠这种认同,红色档案资源历经生成者、流转者、保管者、开发者、利用者而完成生命历程、穿越时空限制、实现价值使命。

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中,认同的达成主要依靠记忆空间的创造。在个体维度与集体维度之外,记忆还可划分为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12]记忆的空间维度通常不单是地理与土地,还指向通过叙事策略构建的记忆“场域”,包含有形的场域,如照片、展览、论坛等;也包含无形的场域,如历史传说、英雄事迹、苦难遭遇等。[13]通过记忆场域的构建,个体在回忆中寻找到自我的存在与在集体中的归属,从而形成认同。

3.3 路径:善用叙事,讲好中国故事

建构集体记忆不是简单地将个体记忆汇总,而是依照现实需求,对个体记忆进行“叙事”编排,从而创造出超越个体记忆本身的,有别于其他群体的整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起,叙事研究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掀起热潮,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叙事转向”。近年来,档案界不少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叙事研究,并在档案资源开发中展开了相应讨论。

档案的价值从来不是通过割裂的、个别的档案来体现,而是通过一系列关联的档案组合来展现。所谓的活化档案、挖掘档案资源,实质便是将分散于档案中的有关联的内容梳理出来,而对联系的认知与展现便是一个典型的建构过程,开发者希望据此将档案所展现的价值与意义展现出来。叙事,就是一种有效的建构手段。通过人、事、物、时等线索,叙事者将碎片化的档案信息拼接,建构起完整的内容。在拼图实体之外,一个记忆的空间也同时展现,这个空间以档案为触媒,通过“视觉联想”、情感激发完成对个体记忆的唤醒。

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从某种角度看,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便是利用红色档案资源讲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讲好这些中国故事,才能使之成为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重要档案资源。现阶段,不少一线实践部门已经在“讲故事”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江苏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省档案馆、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记忆100》电视系列片,每集以一位嘉宾人物为叙事主体,结合主持人、观众等叙述视角讲述红色故事背景与时代记忆;江苏省档案馆拍摄的《光耀史册·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百名档案守护人讲述百件红色档案故事》100集电视短视频,从档案守护人的视角叙述红色珍档背后所发生的革命故事;浙江省绍兴市档案部门联合编纂的《初心如磐——绍兴市红色档案选粹》丛书中,以见证者“口述”资料与画家作图融合的叙述表达方式,讲好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综上可见,这些开发成果内容上均以叙事为“主干”,形式上呈现“枝繁叶茂”之势。现阶段的开发成果以单个叙事主体串联主线,借不同叙事角度展现故事,用创新叙事表达走近民众,在叙事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打造一个多维度的叙事体系是优化叙事成果的关键,在叙事主体、叙事空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叙事话语、叙事表达等多个维度上均可进行探索和突破。

档案从其诞生便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和建构密不可分。红色档案资源是珍贵而独特的红色资源,见证着革命进程、承载着革命精神、凝聚着民族认同。开发好红色档案资源是时代给予档案人的历史使命,是每一名档案人都要认真思考并回答的现实课题。回归到信息资源开发的逻辑起点,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目的与矛盾进行逻辑分析,可发现建构群体认同是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逻辑必然,依靠叙事手段对记忆空间的营造,开发者可以对红色档案资源进行建构,从而激发群体认同,传承红色基因。而在逻辑之外还有更多的空间等待开垦、发掘,让我们一起期待!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档案文化要素的本质及其演化研究”(项目编号:20CTQ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申灿,李瑶.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J].档案管理,2021(4):17-18.

[2]苏程.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J].山西档案,2019(6):93-98.

[3]赵彦昌,宋雪婷.论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档案,2021(6):17-23.

[4]王向女,姚婧.“互联网+”时代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方向[J].档案与建设,2020(8):4-8.

[5]赵红颖,张卫东.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数据化、情境化与故事化[J].档案与建设,2021(7):33-36.

[6]逻辑学大辞典.建构[EB/OL].[2021-11-30].https://qa.cnki.net/web/ query q=%E5%BB%BA%E6%9E%84.

[7]陈向阳.弘扬建党精神 建设档案强省[J].档案与建设,2021(9):4-5.

[8]祁进玉.群体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献出版社,2008:11.

[9]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1(2):121.

[10]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94.

[11]陈向阳.从红色档案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N].江苏经济报,2021-09-30(B05).

[12]闫静.档案与记忆:中共党史研究的两个维度[J].档案学通讯,2021(3):12-17.

[13]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民族研究,2017(6):47-57+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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