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胖者形塑：生命境遇的投射与国民身体的诊治

2021-01-12叶奕杉

荆楚学刊 2021年6期

关键词：鲁迅

摘要：鲁迅对胖者概念化的书写，潜藏着他在时代社会迷局中的反思、隐忧与困惑。鲁迅生命历程中的幼年遭遇、官场实践、都市体验，与胖者形象的生成互为镜像。油胖身体的形塑折射出他厌恶官场、警惕商业、关注子辈的多维眼光。与此同时，他在写作中通过对医疗与卫生话语的借用，实现了胖者隐喻与国民性批判的接合。由此可见，研究鲁迅的身体书写，不能只关注其最终的思想内涵，还应递进式地发掘其形塑路径，感知作家复杂的精神动向和写作内蕴。

关键词：鲁迅;胖者身体;生命境遇;形塑路径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1）06-0030-07

鲁迅深邃的思想能以不同寻常的形象传达出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人物外貌的精确捕捉，对视觉图像的充分信任[ 1 ]。按理说，揣摩和评价鲁迅塑造的人物有一套复杂的机制。然而，在鲁迅构建的人物画廊中，有一类身体特征却被相对固定地安插在鲁迅排斥、抗拒、讽刺的人物之上，那就是身材肥胖。表面来看，相较于那些承载着多维观念、行动繁复多变的瘦者，鲁迅放在自己写作画幅中的胖子要单纯得多，呈现出类型化、扁平化的特质。诚然，一方面，民国时期的大众面貌整体偏瘦，因此取法现实、结撰生活的文学写作更偏爱对瘦者的观览与开掘。另一方面，鲁迅的漫画笔法和瘦、硬的性格特征及审美倾向也抑制了胖者形象的生成[ 2 ]。不过，胖者以及它背后的观念态度、情感逻辑果真就遵循这样浅显、简单的理路吗？如果我们加以追索，就会知道在鲁迅的作品中，即使是外在表现相似的人物，也会有迥异甚至互相抵牾的寓意。因此，鲁迅作品中胖者的多重面相和精神价值，都值得我们重新总结。

一、胖者构型：淡笔下的官民忧思与子辈迷局

正如“胖”字面显示那样，鲁迅作品中的胖者大多有着肥硕的身躯、浑圆的脸盘。有趣的是，这些胖子常和“白”“油”“汗”等形容词结合，用来指称不同年龄、阶层、职业的人物类型。鲁迅书写的胖者虽然不算多，但其中渗透的观念、价值判断以及表征的身份并非完全一致。为揭示其特性和价值，有必要对之进行梳理和辨析。

鲁迅作品中的“胖子”，往往非富即贵。一战前曾有日本学者指出，中国国民收入总额居世界第五，但“其国民所得之寡，亦居列国之最下位” [ 3 ]。极端不均的收入分配，使得富贵之家集中了身材肥胖的社会成员。也就是说，身材肥胖的人与普通国民的苦难有着关联性。当然，并非所有身处钟鸣鼎食之家的人都被鲁迅冠以“胖”的恶名，只有那些喻示着滥权、物质享乐、腐朽文化的富贵人，才会被指认为或白或油汗的“胖子”。例如“生得黄胖而矮”的阿长是“我”童年的一抹暖阳，而鲁迅在谈到长妈妈时也多是明快、幽默的口吻。《法会和歌剧》中念经的“黄胖和尚”是作为面容和体态姣好的明星、戏子的反面形象出现的。《示众》里“赤膊的红鼻子”的胖大汉和声音嘶嗄的“胖孩子”代指麻木的庸众。而本文集中讨论的，并非这类承担丑角功能的滑稽形象，而是有着特殊文化身份、精神指向的人物类型，能折射出鲁迅在时代和社会的迷局中的反思、隐忧与困惑。

政权体系内部的官员是最常见的“胖子”，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否定性的讽刺人物穿插在鲁迅的作品中的。这类形象既包含了鲁迅对民国官场的排斥，也应和了鲁迅对官员先在的妖魔化想象与厌恶、嘲弄的情绪。国民官本位的文化基因给予官员某种特权，使得被官方收编的人群得以借此获得民众的服从与尊重。然而一旦谈及民众与官员的对立，从官员丰厚的薪金与厚实的家底推导出的“胖”的这一身体特征，便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情状发生冲突，成为一种揭示官民对立、欺压民众的装置。在清末内忧外患的观念视野下，管理国家、维护行使权力的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招致挞伐和怨怼，而处于官僚机构中的公职人员则被认为是亡国败类，是民族受难的罪魁祸首。不可否认，鲁迅借用了杜甫、关汉卿、蒲松龄、刘鹗等官民矛盾的话语框架，然而他立足的国民劣根性批判，突破了斥责官僚及其背后权力运作的单一指向，而期待披露民众对官位的崇拜和扭转民众奴性的养成。通过权力牵引起的官、民、商多重勢力，共同构建了浓厚的官本位文化。在鲁迅更着意描绘国民群像的挤压之下，浸淫在此种文化里的官人被相对笼统地塞进了肥胖的躯体。《铸剑》里的官员是“满脸油汗”的胖子，拥有最高权力的国王则是穿着“画衣的胖子”。“中年的胖胖的”和“胖而流着油汗，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在《理水》中与大禹黑痩的同事相形见绌。《记“发薪”》中很胖的官员，也引得鲁迅发一通“心广体胖”的官人不在少的感慨。之所以淡化对官员的精细摹写，是为了凸显普通民众在“铁屋子”般的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点明国民在环境变迁中的能动作用。作家将官人形象边缘化，不仅在于表达对旧式官僚陋习的忧虑和批判，更重要的是从侧面反映民众逆来顺受的奴性在社会滑向悲剧时的助推作用，流露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矛盾心理。

年轻一代的儿童和青年也以肥胖的面貌现身。一方面，例如《肥皂》中四铭的儿子学程，《高老夫子》里“胖到像一个汤圆”的毛家大儿子，都享受着与生俱来的财富，继承了父辈的名誉和地位，同时也在经历着因祖上荫庇而导致的精神裂变和来自外界的冷眼。在学程与其父关于“恶毒妇”的争论中，可以见出父辈对他殷切的期望和他自身担负的家族重担。正如鲁迅在《扑空》中指出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塑造自我与后代时的标准和理念不一：“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 4 ] 367。西式教育培养下的后代遭到父辈的质疑。在传统纲常伦理下子对父的绝对服从与西方家庭内部成员的平等逻辑相背离，从而将子辈置于两难境地，使其随之在行为上做出温和的反叛。例如，父亲四铭以较为正式的大名“学程”呼唤儿子遭到失败，但母亲的一声“絟儿”却有效地招来了儿子。再结合学程对父亲指令半推半就、不情不愿的服从，可以发现实质上他的行为就是在潜在地抵抗父亲。不过，学程始终无法公然违逆父亲，其原因就在于根植在其文化人格中的前代质素。而其肥胖的身躯也就暗示了父辈旧势力的倾轧和他身心难以摆脱的沉重负载。《高老夫子》中才能难以胜任女学堂教职的高老夫子，退守到牌桌前，与因袭祖姓的毛家儿子打起麻将。这位身材肥胖的人物在小说中干脆失了名字，全以家族名气换得“久仰久仰”的恭维和拱手尊礼。父辈和家族既成为后代生命历程中的拖累，也在新和旧、中和西的交缠中彷徨、迷惘，终于溺亡在祖上的思想结构和观念世界中。鲁迅把人物担荷的传统旧习、父辈的威压及其引起的精神阵痛、人生悲剧外化为肥硕而沉重的肉身。新旧并存的“二重思想”成为推倒新一代人精神大厦的强力，使他们的成长也始终笼罩在家族的阴影之中。年轻一代身体的“胖”不仅象征着“中间物”承受的重压，也指向这一群体集蓄的精神病累。即使家族满足了温饱和教育的需求，他们也和阿Q、祥林嫂等下层民众一样，不能逃脱“被吃”的命运。鲁迅对封建遗老、世俗乡绅的塑造也采取了相近的方式。由此便不难想见，为何如《风波》里的赵七爷，《长明灯》中的庄七光般的封建伦理卫道者们，也一副臃肿宽胖的模样。鲁迅少年时期“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生命体验，是他作为“中间物”感知人情冷暖，书写和观察出身优渥的青年一代的触机。这其中既有对个人成长轨迹的反思，也有以他人之眼对纨绔子弟的嘲弄与讽刺，更有对这个群体人生遭遇的同情。

在鲁迅那里，被称作富翁的人不光占有巨额财产，还遵循一套张扬财富的生活方式，保持重利轻义、贪图享乐的心态。“富翁只会计较”[ 4 ] 451，生前“婢妾成行”[ 5 ] 126“饮酒食肉”[ 6 ] 198，甚至“豫先寻葬地”[ 7 ] 402，保证死后的安逸。因此，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 8 ] 521，而农工们冻饿，“没有富翁那么肥胖”[ 8 ] 211。作为商人代表的“申报馆老板”也“肥胖得走油”[ 4 ] 174。然而，富贵人果真就全是胖子吗？无疑，这只是鲁迅基于经验建构出的富翁形象而已，不能概而论之。商人常与富翁、官员会叙，如《奔流》编校后记引述的卢那察尔斯基的主张：“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不过，后记的作者认为他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换言之，文艺的叛逆与突转一定程度上肇始于怀才不遇的文人，说明商人和富翁缺乏锐意革新文艺的心性和兴趣。《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谈到的小摆设“决不是穷人的东西，但也不是达官富翁家的陈设”[ 8 ] 590。《揩油》一文则斥责国民钻空子、贪图小利，从而将奴才品性正当化、合理化的行为。他们理所应当地认为取走一点“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于人无损，不伤大雅，于是便光明正大地“舞弊” [4]269。可以说，商人、富豪、官僚的特性是相通的，因此这些人都被套进丑陋、粗俗的肉体之中。

关于商人和官僚，鲁迅大体上是轻视而不愿沾染的。他给京派与海派的著名论断就很能代表他对商人和官僚的评价。“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4 ] 453不过，鲁迅这一稍显刻薄的态度与他的实际处境息息相关。鲁迅依靠写作的收入完全能够满足他的日常开支，甚至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准。因此，他在上海定居后既不依赖任何社会职业，也不参与商业角逐，而只专注于通过小说、散文等文艺形式完成思想的传播[ 9 ]。自然不屑做官，也对商业嗤之以鼻。

二、胖者的捕捉和再现：生存境遇的投影

谈论鲁迅笔下油胖的身体，需要回归民国的官场文化和政权流变，进入鲁迅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经历。鲁迅之所以不加分辨地丑化商人、官员及其后代，与他自身在民国官场中摸爬滚打的体验和对都市物质伦理的感知有着密切的联系。

鲁迅本人的官场故事主要有两段，分别是北京教育部的佥事风云和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学官纷争。北京时期作为鲁迅仕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对鲁迅在文本中再现官场、塑造官僚有着极大的影响。鲁讯的顶头上司高步瀛与他之间有一段充满反转的官场友谊。从一开始两人因个人见解不同产生嫌隙，到鲁迅频繁向高步瀛借还书籍，再到高步瀛主动出面为鲁迅免职一事抗争，两人的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 10 ]。高步瀛在1917年京师图书馆开馆时作为教育部公职人员的留影，及各大报刊登载的遗像中都有着饱满的面相。而亲见者回忆中的高步瀛也是个“高身量的，带没边眼镜的灰白胡须老人”[ 11 ]，“至少五尺八九寸高混元一气地胖”[ 12 ]。其次，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期间，鲁迅似乎对工作单位的“领头羊”——教育总长，颇有微词。自从1912年蔡元培辞任教育总长后，接下来的几任没少遭到鲁迅的诟病。蔡元培是鲁迅深为敬佩的领导和前辈，1933年鲁迅还专门指正自己的评传中对蔡元培的称呼：“他是我的前辈，称为‘朋友’，似不可的。”[ 13 ] 479虽然鲁迅与接棒管理教育局的范源濂常有嫌隙，但范总长至少在教育界纵横多年，是教育行家。然而后来1913年继任的刘冠雄，却是不折不扣的武官出身。据1912年杂志刊登的照片來看，刘冠雄是圆脸肿眼，腮帮挂肉的福相[ 14 ]。关于海军总长兼任教育总长一事，曾有消息说：“刘到部后，于教育上知识，似形缺乏，以故不能得全部之重视，意殊不怿”[ 15 ]，更有报刊指出：“冠雄只知海军范围教育之一端耳，至于其余教育事宜毫无经验”[ 16 ]，那就休怪鲁迅评价刘的演说“不知所云。”[ 17 ] 47另外，教育部同事的惫懒、懈怠，只顾喋喋不休，常散布谣言，阴鸷构陷，常叫鲁迅忍无可忍，饱受折磨[ 18 ]。许寿裳就曾被谣言波及，据鲁迅书信：“闻燮和言李牧斋贻书与女官首领，说君坏话已数次，但不知燮和于何处得来，或エバ等作此谣言亦未可定（此是此公长技，对于ラィブチヒ亦往往如此。）”[ 19 ] 370这条消息来自在弘文学院留学时的同学兼教育部同事张邦华（燮和）[ 20 ]，而女官首领则指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エバ（音：Eva，夏娃）大概是指与鲁迅素有嫌隙的教育司司长夏曾佑，而日文“ラィブチヒ”读作莱比锡，代指两次到德研修的蔡元培。鲁迅在教育部的际遇，接触的人员与小说虚构有着繁复的关联。我们当然不能武断地将小说中的胖者与现实中的人直接对应，从而以狭隘、庸俗的眼光打量小说普遍化与超越化的艺术创造，但这并不妨碍鲁迅在写作中“纳实入虚”。

彼时北方官僚的头目与代表自然是北洋政府大总统，其极高的曝光率不可谓对鲁迅官员印象的生成毫无影响。陈独秀在《袁世凯复活》中就说袁世凯“其身矮而胖”[ 21 ]，连其女袁静雪也毫不避讳的说自己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 22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期间，虽然少有指名道姓的批评詈骂，但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却是恨之入骨。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到孔庙举行了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祭孔活动，“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23]。多年后，鲁迅忆及袁时代的春秋二祭，说自己虽为区区佥事，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 5 ] 264。因此，即使鲁迅未到场，按理也不该在当天《日记》中仅仅落下“无事”[ 17 ] 135二字，这代表着反对祭孔的基本态度。不仅如此，鲁迅更不能容忍袁世凯将异己者“赶尽杀绝”[ 6 ] 197，“咬死了许多革命人”[ 5 ] 289等种种劣迹。继任的黎元洪，身宽体胖，有“泥菩萨”的绰号，也被鲁迅写入《阿Q正传》中调侃了一番（ 1 ）。而北方官僚的劣性可以借蔡元培对袁世凯的评断加以理解：“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院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 24 ]这几乎完美地命中了鲁迅所嫌恶的作为，以及他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于是鲁迅便以笔为矛，施以炮火。

鲁迅这一时期的写作主要收集在《呐喊》《彷徨》《热风》中。《智识即罪恶》一文中，富豪朱朗翁在阴间成了阎罗王，“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5 ] 390。《风波》里赵七爷时刻梦想复辟的行径与袁世凯如出一辙。《孤独者》《端午节》中的魏连殳和方玄绰虽然没有因为做官而胖起来，但二者都可以被看作是因生计所迫进入官僚系统后，心情无奈并发生变异的个体，渗透了鲁迅在教育部时绝望与空虚的情绪。

南方国民党势力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北洋政府的警觉。五四运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显示了北方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恶化。为了应付国民党北伐而增加的军事开支，使北洋政府入不敷出，频频拖欠公职人员的工资。除了政治的阻遏，养家的重担和爱情的羁绊吸引了鲁迅南下。

厦门和广州时期的鲁迅深尝事务缠身之苦，堆积如山的教学任务、行政琐事令他倍感无趣。聚集在厦大校长林文庆身边的顾颉刚等人与鲁迅意见不合、矛盾重重。时任厦大文科办公室襄理的黄坚虚情假意、幸灾乐祸、故意刁难，更让鲁迅大为光火。在1927年初到中山大学后，鲁迅身兼多职。其间人事的纠纷，政治的牵扯，加重了他对学院体制的失望。与此同时，南方政府的官员冯玉祥、张继、孔祥熙、吴稚晖等，个个宽皮大脸，心广体胖。鲁迅亲密的学生李秉中在国民政府当官后，也“比先前胖得多了”[ 25 ] 149。《故事新编》里那一批油汗点缀的胖官员，就还原了鲁迅当时的精神心境与创作指向。正是由于这类历史小说是“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创作，所以观念与人物形象的对接便信马由缰。官员作为贬抑嗤笑的对象，领受鲁迅笔头的摆布，尽显丑态，一脸横肉，胖大身材。

上海的都市体验，是鲁迅从商人的丑态着笔的动因之一。商人经常有着文人、富豪、权贵等多重身份和头衔。书店报刊的老板是鲁迅最为熟悉的商人，鲁迅在北方虽有关于书贾“惟利是图”[ 25 ] 163的议论，然而商人被加上“胖”的修饰从而成为消极、负面的标签是自鲁迅南下开始的。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战友李大钊时，鲁迅就以北京旧书店和笺纸店的掌柜做比，说李大钊“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8 ] 538，由此可知，北方的书商并未激起鲁迅太多的厌恶。广州的“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 13 ] 30，上海更“到处都是商人气”[ 13 ] 202，总算是让鲁迅领略到商人“盘算之紧而凶”[ 25 ] 272，原是作家的书业老板“比纯粹商人更刻薄”[ 25 ] 277。不仅如此，更有一群文人造谣卖友，好名渔利，沦为害人肥己的“‘商人与贼’的混血儿”[ 6 ] 394。鲁迅写作中富翁、商人的污名化，其实潜藏着他对商业眼光、洋场习气的抵抗姿态，对官商勾结、文人失德的反思与痛惜。商人、文人、权贵沆瀣一气，不断拉低鲁迅的期待，使他无法摆脱富贵人大多是一副白白胖胖、流着油汗的面相的认知定势。

需要补充的是，鲁迅个人在艺术上的审美惯性与视觉偏好，也影响到他日常生活中对胖者的捕捉和作品的再现。单就他作为现代版画代言人的身份就可窥得他对瘦硬、简洁之图像的喜爱。与此同时，在论及上海流行的画风时，他就堂而皇之地给受浮世绘影响的叶灵凤戴上“流氓画家”的帽子。不过，鲁迅对浮世绘并无成见，甚至喜爱有加，遇上佳作少不了倾囊而购，妥善珍藏。之所以看不起叶灵凤，是因为鲁迅认为不该以专为妓女、戏子画像的技术来绘制工人。换言之，浮世绘“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与严肃的工人主题不相匹配，带有贬斥的意味，而只可流于街巷。这也从侧面证明了鲁迅在形塑胖者时已将阶级和身份纳入考虑范围，带入主观评判。由此也就不难理解鲁迅为何总给反面性的人物添上个胖胖的身躯。

三、胖者隐喻：现实体验、卫生话语与医患意识

作为否定性称谓的“胖者”与白、油、汗的结合并非天然。与黄胖和尚[ 4 ] 476和阿长不同，被鲁迅厌弃的胖者的皮肤颜色大多为白色。一方面，白胖意味着物质的充足和精神的平和。除去先天因素，肤色的白多源自较少的室外活动。在小农经济为主的民国，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使得大多数平民的生活收入都来自室外劳动。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的日常工作，使得下层百姓的肤色较在室内空间中流动的官员、富豪、知识分子更深。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内白胖了许多，不仅是因为在鲁四老爷家的帮佣生活缓解了她的生存焦虑，更是因为这种穿梭于宅院内部的劳动延长了她日常在室内的时间。长期生活在此环境中的富贵人家自不待言，他们的肤色必然在整体上较下层百姓更浅。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的生存较量中，白胖可以被看作一种成功侵占更多资源的表征，由此就能够推断出人物本身或给予其生存资料之人的机心和诡计。但富贵的人毕竟是少数，自然白胖的人也不会多。鲁迅在攻击陈源（陈西滢）时说他的相貌毫无特点，叫人抓不住把柄，遗憾他的面孔没有可指摘之处，“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26 ] 249。魯迅致信萧军，说果戈里著书不讥讽大官，是因为他理想化地认为：居高位者道德学问也好，恰是这种朴实的信任让他发狂。而懂得大官之不可信的“聪明人”，却“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 25 ] 571。鲁迅分析中国自古以来以貌取人的“相人术”，指出其多按照非正式的经验法则做出判断：“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 7 ] 138。现实体验和传统观念一道加强了鲁迅心中“白”与“胖”的粘合。

胖子的油和汗则是惰性生活状态的投射，是纵欲者的最显眼的遮羞布。我们从《文学与出汗》一文中能观察到鲁迅对汗液的态度：“从道士听论道，从批评家听谈文”宣扬伪装公正的理论和态度，“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 26 ] 582。这也就揭示了“出汗”一事的深层含义，即，为维护统治而制定的成规、阐发的谬论，对出油汗的掌权者本身的失效。不论是矮胖的封建遗老赵七爷脸上的油汗，还是附着于《理水》《铸剑》里胖官员身上的油汗，都是恣意摄取食物、攫取权力的标识。在分泌油脂和汗液的生理流程中，属于人体内部的油脂和汗液越过皮肤的边界，成为被身体抛弃的零碎之物，它们无法被适当地划分进身体的内部或者外部[ 27 ]。生产油汗的肥胖身体由于油脂频繁而大量的吸收和输出，始终处于一种临界状态。就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证明的，所有社会系统在其边缘都是脆弱的 [ 28 ]。因此，象征着游离的肥胖身躯，是“威胁要破坏良好秩序的攻击力量”，被天然地赋予了附庸、累赘甚至不洁、污秽的贬义。揆诸鲁迅的文字，《肥皂》里絟儿亮晶晶地流着油汗的圆脸，庄七光走了油的胖脸，日本清国留学生的油光可鉴的头顶，这些刻意塑造的滑稽相无一不在暗示着人物的罪恶。

实际上，厌恶肥胖、污浊的肉体和追求身体的洁净，牵涉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对医疗与卫生话语的借用[ 29 ]。多年的医学训练，提升了鲁迅感知污秽、脏乱的能力，也在这种状态中确立了待人接物的医者眼光。他通过修辞和隐喻将国家和民族纳入医患逻辑之中，并自觉地站在救国救民的位置上进行诊治。从文字出发，可以观察到鲁迅在不同事件、不同群体中使用这种逻辑。

在1925年的索薪事件中，鲁迅通过模仿林马矣等人的口气：“你不要以为我的胖头胖脸是因为享用好，我其实是专靠卫生，尤其得益的是精神修养”[ 26 ] 36，来戏谑妥协者的假仁假义。可以看到，退让派规训个体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的卫生话语试图指向对个人利益的放弃，然而与他们肥胖身躯的遇合就宣布了这一话语的失效。也就是说，鲁迅反对压制基本生存需求的精神自慰，进而揭露了既得利益者高谈阔论的恶意，指责讨论精神产品时忽视个体生存状态的无理性。而在描述外部环境时，鲁迅也援引了这套理路，使得人事、政治等人生境遇的险恶与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劣相互阐释。鲁迅在1926年10月23日分别写给许广平和章廷谦的书信中都有类似“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 19 ] 583的表述，抱怨厦门大学同事间攻击排挤，“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 19 ] 172不下于北京。后来又将居厦门时的懒归咎于自然环境，且“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认为需要“作卫生运动”[ 19 ] 247加以改善。

鲁迅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指出不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任儿孙作马牛” 做法的错误，进而将子女的健康、活力及其创造性的培养纳入改变国族被奴役、受殖民的命运的轨道。鲁迅作品中肥胖的絟儿、毛家儿子是缺乏体育锻炼和健康指导的教育失败品。他们与父辈之间遵循的是传统的长幼交往模式，处于不平等的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之中。而细读鲁迅本人的育儿记录，可以观察到他尊重幼儿好动天性，放任幼儿游戏玩耍，培养幼儿锻炼习惯的亲身实践。除去单纯汇报孩子身体状况的书信外，他更有文章从“静”与“动”的教育入手，反对压抑天性的奴化训导，将国民奴性的养成追溯到培养儿童的错误路径上。《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就提到周海婴因为健康活泼，曾被当做日本小孩，吃亏被打。在旧式教育的审视下，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属于“动”的特征，便被当做“洋气”抵制。借此，鲁迅道明了学习和恢复中国本有的，被压抑的“动”的主张。悉心关照和教育引导下一代从侧面说明了鲁迅对培育新生力量的重视，以及对国家未来的呵护与希冀。

教育界是整个民国官僚体系的缩影，陈腐的人员，冗杂的事务，朽烂的旧习需要进行彻底的扫除和肃清。正如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指出的：“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 19 ] 460在这里，民国被鲁迅视为病体，它联络各器官的血液一坏，便一损俱损，教育界自然也受牵累。很明显，国民精神的诊治，灵魂的疗救是鲁迅最为常见的写作指向。不过，他承认自己“中些庄周韩非的毒”，与旧中国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结，也是病人中的一份子，这使他焦虑、绝望，怀疑自己的判断在“铁屋子”里的有效性。《端午节》里身在教育界的方玄绰被拖欠薪水，百般压榨，有牢骚感慨，却绝不开口反抗，“不肯运动，十分安分守己”[ 5 ] 561。沉重的肉身内化为精神的包袱，惰性观念和惯常思维消磨了讨回薪金的热情、维护权益的勇气和胆量，致使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抗议行动。而聚集了这样一群人的教育界更是积重难返，成为一个亟需整治的机体。鲁迅塑造的胖大官僚、油滑商人、白胖后代，都指向当时社会根深蒂固、难以扭转的痼疾，等待祛除的赘疣。弃置陈腐、改造精神的逻辑趋向藏身于胖子的隐喻和象征中。

以往对鲁迅身体书写的理解和评价，侧重于“把身体作为展开国民性问题思考的场域”[ 30 ]。如果暂且将国民性在鲁迅创作中的嬗变与建构搁置一旁，那么仅对身体外形的抓取及其文学重塑做符号化的理解，高扬其中的思想内涵与精神话语，无疑忽视了鲁迅看待、书写身体的层次性和丰富性。实际上，递进式地辨析鲁迅的身体书写更能够全面地展现其写作指向。

在胖者身体书写的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鲁迅有不少随性的身体书写是当下个人情绪的袒露。例如，1929年鲁迅北上探亲时，寄给许广平的信中就写到金立因（作者注：錢玄同）“胖滑有加”[ 19 ] 307。鲁迅目睹大革命失败，持有的旧思路“因此轰毁”[ 8 ] 5，开始偏向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继续战斗，故而对北方学人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不以为然。然而20年代的钱玄同并不主张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在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中“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 31 ]，因此两人关系是尴尬而趋于破裂的。显然，这里鲁迅对钱玄同的评价，掺杂了许多感情因素。其次，虽则鲁迅弃医从文，但剖析人体的理性思维与关注卫生、健康的医学逻辑难免在见到肥胖的人体时引发疾病的想象，以及避之不及的厌恶情绪。反之，将反面的、消极的态度诉诸笔头时，也会自然地想到肥胖的、丑陋的躯体。最后，运动不仅是解决生理性肥胖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行为。且看鲁迅日记中提到的运动，就有着多重含义。如行星运动、示威运动、新文化运动、复古运动、爱国运动、男女平等运动、五四运动、革命文学运动……，等等。既涉及到启蒙话语，亦渗透着参与政治、革新文艺的主动性。正如董炳月指出的，鲁迅所理解的国民性实质是“道教国民性”，这种对国民性的新思考在《故事新编》中的多篇小说里有所显示[ 32 ]。鲁迅翻译的安冈秀夫《支那民族性》目录就阐明国民性“能耐能忍”“耽享乐而淫风炽盛”等特质。这在鲁迅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 26 ] 344，表明他对此观点的接受与认同。而鲁迅所提倡的“运动”，其实也就与奴性忍耐、静享安逸的国民性恰恰相反，是对此种国民性的批判与对抗。而由身材肥胖、肤白、挂着油汗的丑陋外表所想到的不运动、厌恶变化、守旧、懒惰、贪吃，正与他对国民性忍辱负重、安稳享乐的认识具有相同的逻辑。

四、结语

老舍曾经这样强调人物外形的重要性：“在短篇小说中，须用简净的手段，给人物一个精妥的固定不移的面貌体格”，“以揭示人格，随手点染，使个性充实。”[ 33 ]同理，鲁迅笔下人物的外形，不仅是他对这类人物角色与身份的建构，更承载了鲁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立场。由于鲁迅对胖者的书写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通过嵌套和类比，胖者得以成为一整个话语的基础隐喻，为观察鲁迅的精神动向提供了具象化的窗口。

对鲁迅来说，胖者就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的先在投影，这一身体特质指向的官员、富豪、商人、贵族往往被形塑为有着白白的皮肤、淌着油汗的丑陋、肮脏的胖者。鲁迅与胖者的对话不光是社会共识下的思维定势，更深植于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家族败落、医学训练、官场失意、都市体验引发的情绪和推想。因此，胖者的形塑潜藏着厌恶官场、警惕商业、关注后代的多层意蕴，卫生话语与医学逻辑贯穿其中，达成国民性批判的一种实践。要想对鲁迅的身体书写做出恰当的评析，不应仅仅关注其精神内涵，还应循序渐进地从直抒性情、回忆触发、观念输出三个方面展现其包装现实、形塑人物的路径，如此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其写作指向，领会鲁迅的身体书写的复杂内蕴。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一卷：“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听不懂的。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第559页注释51“大概指黎元洪”。

参考文献：

[1]陈力君.图像、拟像与镜像——鲁迅启蒙意识中的视觉性[J].文学评论，2009（3）：16-20.

[2]张秀琴.论鲁迅作品的刚性美[J].北方论丛，2007（3）：33-35.

[3]高桥秀臣，寿朋.支那之富力（本部十八省）[J].国民杂志，1913（5）：52-58.

[4]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7]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李浩.启蒙、报刊与商业——鲁迅启蒙活动的一面[J].上海鲁迅研究，2009（1）：12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