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博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贯通基础教育学院，北京100026)

新世纪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文化产业逐步繁荣。它不仅具有展示文化多样性、提高社会凝聚力的长远社会效应，也表现出了创造收入、扩大就业、完善产业结构等巨大的经济效应，从而迅速成为国家综合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1-2]。例如，洛杉肌、伦敦、米兰、东京等国际化城市和区域大都市的繁荣都离不开现代文化产业的推动，新兴于富有传统技艺、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等丰富文化资源地的印度孟买宝莱坞影视娱乐产业集群和厄瓜多尔西格乔斯手工艺品产业集群，也展示了文化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3-4]。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也得到了顶层设计的支持。例如，文化部积极推动了335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的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六大文化产业集聚区：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文化产业集群；以上海为龙头，涵盖杭州、苏州、南京的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文化产业集群；以昆明、丽江、三亚为代表的滇海文化产业集群；以武汉、长沙为代表的中部文化产业集群；以重庆、成都、西安为核心的川陕文化产业集群[5]。

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之一，电影虽然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其拥有较强的柔性吸引力；同时，电影经济的发展、传播和市场链的建立，对其它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6]。例如，它能够为相关物质产品提供文化附着和平台载体，促进城市商业地产、旅游观光、影音视频内容和设备、文化交流项目、文娱消费等相关领域的兴起和发展[7]。因此，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电影产业的蓬勃向上，我国电影生产、院线建设和电影市场规模等也呈不断增长态势。特别是电影院线的不断下沉，大量技术含量更高的新建影院推动了电影放映行业的增长，为国内票房市场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不过，各地区电影经济的集聚和带动效应也逐渐出现了较大差异[9-11]。目前，对中国电影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空演变趋势的研究较少[12]。因此，本文基于相关电影经济数据，利用产业地理学的方法，对我国的电影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探索其时空演变特征，为优化电影经济空间格局和开展跨区域产业合作与竞争提供参考。

一、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 研究方法

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又称专门化率，最早由Haggett提出并用于区域经济分析，是一种用来分析产业效率与效益的定量工具，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在产业结构研究中，可以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其优点一是统计数据较易获得，二是实用性较强[13]。其表达式如下：

LQij=(qij/qj)/(qi/q)

其中，qij为j地区i产业的相关指标(如产值、就业人数等)，qj为j地区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q为全国范围内i产业的相关指标总值，qi为全国所有产业的相关指标总值。一般来说，LQij的值越高，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就越高。当LQij<1时，表明j地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低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当LQij≥1时，表明j地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相当或高于全国同类产业的平均水平；当LQij>1.5时，表明j地区i产业的发展强度在全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二)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的区划内容和数据可得性，将研究对象选定为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和330多个地级市。电影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电影市场报告》(2010-2018)、《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报告》(2010-2018)、《2016年电影市场大数据报告》；各省、市广播电视电影相关专项报告；艺恩电影数据库、猫眼电影专业版和时光网专业版数据库。其他人口和生产总值等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9)、《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0-2018)、《中国社会统计年鉴》(2010-2018)、《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0-2017)；各省2010-2019年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各地级市2010-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另外，以分县行政区划图为底图，基于ArcGIS软件进行地级市、省级区域层面的数据合并。

二、测算结果

(一) 省级尺度的空间格局

1.基于电影票房的空间格局

2010-2019年，省域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0.2-3.4之间，大部分省区的区位熵小于1(见图1)。其中，北京和上海的区位熵虽然持续下降，但始终大于1.5，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重庆、海南、四川、浙江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发展优势，但浙江先升后降，重庆持续下滑，四川波动下降，只有海南持续上升。内蒙古自治区、青海、安徽、江西、河南、山西、山东和河北的区位熵逐步超过了0.5，且青海增长幅度很大，安徽、江西、山西增幅较大，均接近平均值，发展势头较好。辽宁和甘肃的区位熵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升至平均以上，天津先降后升，达到了平均水平。广东波动下降，江苏、湖南、广西壮族自治区波动上升，但均略微低于平均水平；福建、陕西、贵州、西藏自治区波动较小，且始终略低于平均值。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平均水平上小幅波动，云南、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波动下降，发展劣势越发明显。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北京和上海的电影票房区位熵始终保持了显著的比较优势，海南的发展强度不断上升，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的发展比较优势较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 省域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变化

2．基于观影人次的空间格局

2010-2019年，省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在0.15-6.9之间，大部分省区的区位熵小于1(见图2)。其中，浙江和河南的区位熵不断下降，但始终大于2.5，有十分显著的比较优势；广东、山东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6，山东较为稳定，广东虽然波动下降，但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江苏的区位熵持续上升，始终大于1.4，发展比较优势日益显著。河北、北京、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的区位熵始终大于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发展优势；但北京、河北、内蒙古自治区有波动下降趋势，湖北较稳定。陕西和四川的区位熵在0.8-1之间波动，前者有小幅上升趋势；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平均水平上小幅波动。湖南、福建、安徽、江西、广西壮族自治区、吉林、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青海的区位熵稳步上升，逐渐超过了0.5；辽宁、山西、贵州、西藏自治区逐步上升，但始终低于平均水平。重庆波动下降，海南持续下降，发展劣势日益显著；天津、黑龙江、云南较稳定，且均处于发展劣势。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浙江和河南的观影人次区位熵保持了十分显著的比较优势，海南的发展优势不断走低，不到三分之一的省区发展比较优势显著。

图2 省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变化

(二)地市尺度的空间格局

1.基于电影票房的空间格局

2010-2019年，地级城市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4以内，大部分城市的区位熵小于1(见图3)。其中，海口的区位熵始终大于2.5，发展强度显著；西安、成都、杭州等始终大于1.5，金华、西宁等持续上升，逐渐超过1.5，发展比较优势明显。武汉、昆明、深圳、广州、银川、厦门、东莞、南京、温州、郑州、长沙、呼和浩特、宁波等城市始终大于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莞、呼和浩特等波动上升，南京持续下降，郑州波动下降。嘉兴、苏州、汕头、营口、遂宁、台州、乐山、湛江、佛山、淮南等城市逐步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大同、桂林、河源、眉山、荆州等城市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至具有一定发展优势。珠海、丽江等部分城市的区位熵先升后降，略微具有发展比较优势；常州、无锡等城市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徘徊，福州等从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绍兴、福州在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波动。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部分城市的电影票房区位熵有不同程度上升，部分城市出现下滑，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将近90%的地级城市发展优势较弱。从空间上来看，超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城市空间分布从较为孤立的点状，逐渐发展为连片分布，且胡焕庸线东南部城市的发展速度较快，优势较明显。

图3 市域票房的区位熵变化

2.基于观影人次的空间格局

2010-2019年，地级城市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在6以内，大部分城市的区位熵小于1(见图4)。其中，深圳的区位熵始终大于3.5，武汉、南京、广州和杭州的区位熵始终大于3，海口、厦门、成都、长沙、西安、中山、佛山、郑州、大连、南昌等城市的区位熵始终大于2，发展强度显著。乌鲁木齐、昆明、珠海、宁波、东莞、合肥、太原、呼和浩特、兰州、贵阳、无锡、苏州、沈阳等城市始终大于1.5，发展比较优势明显。福州、惠州、拉萨、长春、南宁、青岛等城市始终大于1，强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除惠州波动上升外，其他城市均逐步下滑。石家庄、莆田、泉州、廊坊等城市逐步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泰州、衢州、温州、台州、宜昌、淮安、景德镇、包头、黄石等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波动。哈尔滨、济南等城市虽然始终大于1，但不断下降，从具有明显的发展比较优势下滑至平均水平，株洲、德阳、湛江、鞍山等城市从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下滑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马鞍山、芜湖、嘉峪关、西宁等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至具有一定的发展比较优势。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大部分城市的观影人次区位熵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少数城市呈波动上升趋势，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只有不到14%的地级城市超出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从空间上来看，超过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城市空间分布从较为分散的孤立城市点，逐渐发展为小区域，但发展比较优势明显的城市依然呈现点状分布的空间特征。

图4 市域观影人次的区位熵变化

(三)时间尺度的格局

2010-2019年，季度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0.72-1.52之间，第一季度的区位熵始终是全年四个季度中最大的值(见图5)。其中，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区位熵在十年间几乎全都低于平均水平，第三季度的区位熵在平均水平上下波动，大部分年份超过了平均水平，而第一季度则基本上全都具有比较优势，表明第一季度的电影票房发展比较优势长期存在。可见，在过去的十年间，电影票房的发展强度在包含了春节贺岁档的第一季度具有较显著的优势。

图5 季度区位熵分布

三、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在省域尺度，北京和上海在电影票房方面、浙江和河南在观影人次方面始终保持了显著的比较优势，海南的电影票房优势虽然不断上升，但观影人数优势却逐渐下滑，发展优势不断走低，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发展比较优势较弱，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市域尺度，海口、西安、杭州在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方面均具有显著比较优势，宁波、呼和浩特、成都、长沙、深圳、广州、武汉、厦门、东莞、南京、郑州等城市在两方面均长期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在大部分城市的电影票房区位熵不同程度上升的同时，不少城市的观影人次区位熵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而言，具有显著发展优势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电影票房的区位熵在空间上有连片发展的趋势，而观影人次仍呈较松散的点状分布。在时间尺度上，第一季度的电影票房发展比较优势长期存在，第三季度也略微具有比较优势。

可见，我国电影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时间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地理空间差异和时段差异性。也就是说，经济体量越大、消费市场越广、人口数量越多、文娱活动越丰富、地理区位条件越好、交通便捷度越高的区域，在电影票房和观影人次方面的发展比较优势就越显著。同时，政策支持也会对电影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我国电影经济空间分布的优势城市，大致上与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产业集群大区域重合，除了滇海文化产业集群内的城市发展较滞后以外，首都文化产业集群、长三角文化产业集群、珠三角文化产业集群、中部文化产业集群和川陕文化产业集群内的主要城市电影经济均有增长和提升。在时间上，拥有春节贺岁档的第一季度和拥有暑期档的第三季度显然具有较好的发展强度，一方面是由于春节和暑假是传统的两大电影放映档期，整个市场的体量较大；另一方面由于正值寒暑假期间，人们会考虑将更多时间和支出投入在文娱活动的消费上。因此，我国的电影经济时空分布格局就呈现出了“东、中部较强，一、三季较好”的特点。所以，对于未来的电影经济长远发展，可以此为基础，在强化优势地区和季度时段的溢出与集聚效应的同时，促进有条件的区域和时段不断发展提升。主要对策包括：第一，依托区域自身优势，紧抓“互联网+”的有利机遇，促进线上、线下多渠道发展和相关经济结构调整；第二，有效利用独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条件，结合电影经济的开发和创新技术，促进电影经济与旅游、艺术等人文活动的融合发展；第三，采取创意营销模式，形成良好循环的电影经济利益运行机制，推动区域影视文化品牌和价值提升，扩大对外吸引力和渗透力而赢得更多的支持和发展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