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纲 卢 璟

(1.2.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 武汉 43006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从建党初期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从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到新时代新征程,百年党史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从当初仅有50多人的小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由不成熟到成熟,已发展成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第一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初期,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湖北,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是湖北人。湖北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初期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初期的湖北贡献,有助于讲好党史中的湖北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积聚正能量。

一、湖北人在党的一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13个党的一大代表有5个湖北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3人,分别为: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在这13名代表中,李汉俊是湖北潜江人,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陈潭秋是湖北黄冈县(今黄冈市黄州区)人,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刘仁静是湖北应城人。13个党的一大代表中有5个湖北人,占比约达38.5%,位居全国之首。

(二)参加党的一大的国内6个共产主义小组中4个小组有湖北人作代表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个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东、湖北、湖南、山东等省市。其中,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佛海作为旅日代表参会。参加党的一大的国内6个共产主义小组中,其中4个小组有湖北人作代表,占比达三分之二。

(三)党的一大的3份重要文件中的2份主要由湖北人起草

党的一大形成了多份重要文件,其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最重要的一个文件,主要由李汉俊起草。纲领起草时,征求了远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的意见,最终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经全体代表讨论修改并通过。第二份重要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会议报告。该份文件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和党的一大召开情况作了如实的记载,是关于党的一大情况以及以前情况的最直接、最早、最真实的材料。根据董必武的回忆,该文件由他起草,并从全国解放后苏联档案馆启封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相关档案中得到印证。第三份重要文件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该文件由李达、张国焘等为主起草。

(四)党的一大在上海的湖北人家里召开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李公馆召开,30日晚一陌生男子闯进会场,引起与会人员的警觉,经代表商量将会议地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李公馆坐北朝南,为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党的一大会议召集人李汉俊的兄长、辛亥革命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公馆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当年的李公馆现已成为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开展党员党性教育的红色阵地。

(五)湖北人李汉俊是党的一大重要历史人物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潜江。留学日本期间,他受到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影响,开始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先后主持《星期评论》、创办《劳动界》、改版《新青年》、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深受《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影响。董必武称李汉俊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称李汉俊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里“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汉俊因此被誉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播火者”。

李汉俊不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是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党的一大会议召集人。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武汉、长沙、济南等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1920年11月,陈独秀应孙中山邀约赴广州任教育厅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由李汉俊担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到达上海,立即和李汉俊、李达等商议,并与广州的陈独秀进行联系,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李汉俊又承担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筹备工作。李汉俊等通知全国各个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同时寄发往返的差旅费。

李汉俊虽与建党初期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的思想产生分歧,一时激愤宣布脱党,但他始终不忘初心,脱党不脱信仰,坚定做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李汉俊回到湖北武汉,从事教学工作,不遗余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参与领导工人运动,投身大革命洪流。特别是随着国共合作破裂,在“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的白色恐怖中,李汉俊利用自己湖北省政府委员、教育厅长、青年部长的公开身份,为300多名被抓待处的党的高级干部作保,使其全部释放,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火种,他自己却因“共产党首领”的罪名,付出了年仅37岁的宝贵生命。

二、武汉是大革命的赤色首都

(一)武汉是1927年中共中央所在地

1926年秋,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继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后,中共中央亦陆续将机关从上海迁到武汉。1927年4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抵达武汉,居住于汉口原俄租界四民街61、62号(今胜利街165、167号)。5月下旬,原在上海的中央秘书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农委、中央工委、中央妇委、中央军委等部门迁到武汉,并以此幢洋房为中心在方圆1公里内办公。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这幢普通的洋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后移至汉口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7名正式委员、3名候补委员组成。

(二)武汉是全国工人运动中心

1923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等地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工人大罢工,为湖北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武汉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迅速派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人运动领导人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项英(湖北武昌人)、林育南(湖北团风人)、向忠发(湖北汉川人)、向警予等到武汉指导工人运动。同年9月17日,在江岸区友益街2号(今16号)西楼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以指导湖北、河南、安徽、四川、江西等省的工人运动。

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越秀南路93号北迁至武汉,成立湖北省总工会。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湖北工人运动迅猛发展。到1926年底,武汉三镇的工会组织发展到200个,会员达20多万人。湖北全省的工会组织发展到300多个,会员达30多万人。1927年1月1日,湖北省总工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88人,代表全省320个工会组织。1927年5月20日至26日,国际性的太平洋劳动会议在武汉举行,会议由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中国、苏联、美国等国的代表出席会议,代表1450万会员。大会成立了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推选苏兆征为太平洋劳动会议秘书处主席,标志着以武汉为中心的中国工人运动进入新高潮。

(三)武汉是全国农民运动中心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县考察调研农民运动。回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该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明确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毛泽东在报告中有感而发,旗帜鲜明地写到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高度肯定了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开始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名义上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持,教员大多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学校,是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革命大本营,先后培养了800多名学员,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准备了大批的农民运动骨干。

(四)武汉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干部培训中心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为推动大革命发展,满足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军事人才,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政治科移至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之间的两湖书院旧址,在此设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并面向全国招收新生。“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主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1]“一·三”惨案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和武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成功地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成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的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

1927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决定将武汉分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取消分校名称,并将武汉分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由恽代英、谭延闿和邓演达担任常务委员,恽代英任军校政治总教官,实际主持校务工作。在恽代英领导下,武汉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5期、6期,成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闻之色变的赤色黄埔。湖北人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很早就开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人才培养作出了较大贡献。他是八一南昌起义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是广州起义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起义后期的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初期三大武装起义中两大起义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毛泽东评价他是“一个受人敬重的人”。恽代英是全国革命青年的领袖,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强的宣传动员能力,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大批革命人才。

三、湖北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重要策源地

(一)三大武装起义的决策之地在武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因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叛变而夭折,中国共产党处于危难关头。武汉成为政治风暴中心,迎来革命史上的特殊时期。为力挽狂澜,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在武汉改组,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作出三项重要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举行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在武汉作出的决策。武汉也是大批起义部队和后来的人民军队绝大部分高级将领的出发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次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鼓起了全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三大武装起义的主力来自湖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三大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开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军队的起点。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史称“八一南昌起义”。这是三大武装起义中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的部队主力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的全部,第十一军第十、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以及以朱德为团长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分组成,共2万余人。除了朱德领导的不足1000人部队原已在南昌外,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分别于7月中下旬,从武昌昙华林和黄土坡出发,向江西南昌集结。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绝大部分是从湖北武汉奔向江西南昌的。

1927年9月9日的中秋节,毛泽东和卢德铭分别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了秋收起义,这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一部分,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在秋收起义中,人民军队第一次举起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军旗。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共3个团:第一团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来自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自卫军2000余人组成,这是起义的主力部队;第二团由安源矿工及平江农民自卫军等组成,约1000人左右;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约1600人组成。以此分析,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也大部分来自湖北。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等在广州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广州起义的主力为第四军教导团,该团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军改编而来,约10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由叶剑英兼任团长。该团成为广州起义约5000人队伍中的重要武装力量。

(三)三大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从武汉出发

八一南昌起义的政治领导人、前委组成人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军事指挥员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包括中央代表张国焘,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毛泽东、卢德铭等,都是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出发,发扬中共中央武装斗争的精神,奔赴起义地点组织武装暴动。《1927,他们都从这里出发——十大元帅、十大大将的武汉往事》一书追忆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时期的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当年从武汉出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革命道路的历史。

四、四支参加长征的红军诞生地都与湖北有关

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由红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四路红军组成。他们分别从不同的革命根据地出发,三大主力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标志着长征的结束。毛泽东在评价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满怀激情地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2](P3-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转战全国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进行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一)红一方面军诞生在湘鄂赣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简称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这支部队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为主的基础上,加上后来陆续加入的平江、湘南、闽西、赣西南、弋横、左右江等起义的队伍发展而来。1930年8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合编组成红一方面军。除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部队本来就与武汉有渊源外,红一方面军两大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于1930年6月诞生在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的刘仁八镇。红一方面军全盛时期,下辖一、三、五、七、八、九六个军团,先后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曾在江西中央苏区四次粉碎国民党的“围剿”。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任总政委,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次年10月胜利到达陕甘苏区。

(二)红四方面军诞生在鄂豫皖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红军。红四方面军是三大主力红军中歼敌最多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走出了700多位开国将领。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诞生在鄂豫皖根据地中心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红四军、红九军、红二十五军,共六个师,总兵力共4.5万人。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中,除留下红二十五军坚持游击战外,军部和主力转战西进,并于12月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长征,进行了嘉陵江战役,5月初开始长征。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完成了长征。

(三)红二方面军诞生在湘鄂西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简称红二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创立时,由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其中红二军团是1930年7月由湘鄂边地区的红二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湖北省公安县城会合后组建而成。1931年3月,红二军团在湖北省长阳县枝柘坪缩编为红军第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红六军团是由湘赣苏区的红十七师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八师于1933年6月合编而成,由萧克、蔡会文统一指挥。由此可见,红二军团诞生地在湖北洪湖、监利、公安一带,红六军团一部分诞生地在湘鄂赣,都与湖北有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曾在湘鄂川黔苏区多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于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到达陕甘苏区。

(四)红二十五军诞生在鄂豫皖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简称红二十五军,1931年10月诞生于鄂豫皖苏区的安徽金寨麻埠。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红安檀树岗重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和特务营,共7000余人。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甘苏区,与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先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后改编到红一方面军。湖北黄安紫云区四角曹门村(今属河南新县)人吴焕先是红二十五军创建人之一,是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四支参加长征的红军诞生地都包含一个“鄂”字,都与湖北有关。据统计,20万参加长征的红军,有7万多湖北人,长征中每牺牲的三个红军战士,其中就有一个湖北人。湖北为四支参加长征的红军队伍输送了大量的荆楚工农子弟兵。湖北成为产生新中国开国将领的大省,红安成为新中国开国的第一将军县。湖北在革命战争年代,28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留下了“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老区精神。

湖北为中国革命成功,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要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在学习党史中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