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述明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中国特色协商文化的源起

从人类社会本源理解,人不仅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且还是“天生的协商主体”[1](P34)。这是因为人们之间总是存在歧见,政治生活也因此让人激动。人们对于他们应如何生活看法不一:谁应当得到什么?权力和资源应如何分配?社会应建基于合作还是冲突?等等。同时,他们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也存在分歧:集体决定应如何作出?谁应有发言权?每个人应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些问题使政治成为“最高科学”——人类试图改善生活开创美好社会的活动即是政治。[2](P1)人的社会交往主要是通过语言沟通来进行的。这种沟通的主要目的,既是互相表达意愿、情感的过程,更是相互协商达成某种共识的过程。按照人类社会学基本观点,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复杂交织的协商、沟通、交往和博弈群体语言行为,社会由此而得以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同时在人类有效的交往中而建立起来。客观地讲,协商与合作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如此看来,协商源于人类社会原始形态,源于人的社会沟通功能,是人类社会的内在属性。[1](P34)

纵观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古今中外,当人的协商活动一旦与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活动结合起来,其根本性质就演变为政治,人们之间形形色色的协商就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并随着人类社会变迁演化而不断积淀固化、继承变异与创新变革,其政治文化基本特性因而得以铸就而彰显,从而成为支撑传统社会稳定有序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