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纵观人类文明的演进历史，它是在纵向历史继承基础上，在不断横向拓展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华文明如此，西方文明更是如此。如果说希腊文明的勃兴是对引入的西亚北非文明的丰富和发展，那么文艺复兴的出现，是对阿拉伯人保存的在中世纪欧洲人心中几乎不留痕迹的“希腊文化”的再翻译、再创造，启蒙运动的波澜向前，更是资产阶级接续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成果，借助“中学西被”的早熟东方理性，实现资本主义精神的近代建构。这是一个欧洲不断融入近东、中东、远东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的生动体现。然而，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演进过程中，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吸收享受东方文明建构资本主义精神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且不说感恩，连起码的尊重和理解都没有。他们以资产阶级狭隘的“个人主义”为标准，延续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征略”“排他”特质，对人类文明进行以“欧洲为中心”“日耳曼为中心”的逻辑建构。这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最为典型。黑格尔对中国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独断，[1]（p150）对中国科学文化艺术的“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的评论，[1]（p181）对“东方世界”的一句“我们在这里尚找不到哲学知识”[2]（p97）“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2]（p98）即“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之不属于哲学史”的判断，[2]（p95）不仅给人们把握真实的人类精神带来长期困扰，还给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建带来无尽烦恼。正如库尔特·F·莱德克尔在《黑格尔和东方》中所说：“黑格尔关于基督教和国家为了实现自由和充分展开精神的真实本质而结合的理想，造成了对世界史特别是东方的歪曲解释。这些在殖民扩张时代不仅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反而干脆被接受和认可了。如果我们用民主的和全球的眼光如实地说明东方的现代发展，包含在这里的空想就站不住了。”[3]（p198）然而，在人类进入21 世纪的今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们对黑格尔基于基督教“排他”“征略”思维，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日耳曼中心论”的“东方”论调进行辩护。这不仅不利于准确把握人类历史的真实演进历程，还不利于东西方文明的真正和解。因此，是“我们应该了结跟黑格尔那套东西的关系。从这一切可以引出许多教训供有教养的哲学家们学习和利用”的时候了。[3]（p198）在举国勠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过程中，我们是很有必要对黑格尔贬斥中国文化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来一探包括黑格尔在内的狭隘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权衡人类精神的逻辑到底何在。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深层差别

在文化的兴起、发展中，思维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深层次因素，它决定着文化的结构、价值、目标及实现方式。因此探讨黑格尔之所以贬斥中国文化，就必须从中西的思维方式差别说起。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人崇尚变易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合思维，这在中华文化群经之祖的《易经》中就有深刻体现。首先，在对世界存在方式的认识上，中国人认为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这从夏商周时期对世界存在规律把握的经验总结——“易”的概念提出中可以得到说明。虽然夏朝《连山易》和商朝《归藏易》我们今天无法知其全貌，但从损益夏商之“易”的“周易”中，我们就可把握中国认识世界存在的根本方式——这是一个运动、变化的世界。其次，在把握世界存在的方法上，中国人基于世界变动不居的存在方式，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因此对于世界运行规律的把握，中国先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中以观于人事”的整体运动观；[4]（p290）在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把握中，形成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真理观。最后，在构建世界秩序的行为价值设置上，中国人基于世界变易生生、矛盾重重的客观现实，在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世界运行法则同时，又设定了“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人类行为价值规范。[4]（p291）由此在华夏大地上，小到个体生命，大到社会运转、自然流行都拥有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存在方式、行为法则和价值遵循。自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后，虽然“道术”因为天下分裂而裂解，但三代的整体思维、辩证法则、“至善”价值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不管是道、法、墨、儒，还是阴阳、农、兵、纵横及杂家，三代的思维方式、处事原则和行为价值遵循都被先秦的诸子们结合时代而进行着丰富和发展。在历史的竞争中，通权达变、行事“中庸”的儒家学说最后被历史选择。在后世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学不际天人，无以知大道”成为古今圣贤探索世界、把握规律的最高法则，“礼之用，和为贵”成为国人秩序建构、社会运行的行动指南，“性善说”成为国人和合天人、进德养性的价值遵循，“致大同”成为中华民族怀柔远人、和谐世界的最高理想。

对于西方人来说，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学者们一直试图建构文化故乡来自希腊的逻辑，但从文化历史的真实发展及现实西方精神的真实存在看，基督教却又真切地扮演着西方精神故乡的角色。在罗素等哲学家们看来，“在全部的历史里，最使人感到惊异难以解说的莫过于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了”。[5]（p24）即使我们今天认知的希腊文明，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中，在欧洲人的精神及历史记载里也早已湮没不彰。若非自11—13 世纪欧洲开启的“大翻译运动”，西方人对阿拉伯人保留的关于希腊文化的只言片语也不会有所了解。因此我们对西方思维的认识，不能更多地从希腊人那里探索，而应从基督教那里分析。

在早期的基督教宗教逻辑里，人类世界是一个“预定”的存在，世界权威的终极依据来自不变的上帝，“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差别分立。在这样的世界存在认识前提下，信仰与理性、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一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对立。此后的欧洲社会，一方面通过高举信仰的旗帜来缓解人们内在的痛苦；另一方面通过理性的引入、宗教的改革，来缓解基督教理论内部以及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更多的是通过无休止的王权与教权斗争、基督教内部以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派别间的斗争得到缓和。由此造成欧洲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长期混乱不堪，欧洲文明黯淡无光。这也许正是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斗争就是正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和消灭的”世界运行逻辑在发挥作用吧。[5]（p70）当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信仰与理性、获得荣耀与个人进取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之时，就是基督教的改革与分裂之日。基督教的改革虽然无法改变它对世界存在的对立差别认识，但它缩小了基督教内部信仰与理性、教会与世俗的矛盾，资产阶级试图通过个人进取获得荣耀的个体自由价值由此也被高高抬起。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在新教伦理的引领下，高举“个人主义”旗帜，通过对人类世界其他文明的殖民、战争等方式野蛮掠夺，试图实现资产阶级获得荣耀、求得“自我自由”的价值目标。这一切也都被黑格尔所继承。

正如库尔特·F·莱德克尔所说：“从犹太—基督教圣典中受到启发的这种直线式的历史观（它贯穿于创世说和启示录所描绘的种种事件中间）为黑格尔所赞同，并在他那里庆祝它的最大胜利，不过也是它的最大也许是最后的失败。在应用于东方时，它证明自己要做预见是完全不行的。宣称已经把真正的自由带给世界，使基督教和黑格尔付出了极大代价，亦即丧失对全世界各民族以及世界发展过程的理解。它也使两者在东方丢了脸。”[3]（p195）黑格尔的不幸，“就在于他所阅读的那些偏狭作家们缺乏理解力。他们所感受和体验的是跟他们自己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不同的东西，而黑格尔由于自己的基督教倾向，也就不难采用他们的看法进行解释。给他提供情况的人很少想到要从某些思维类型方面揭示东西方文化的前提。”[3]（p195-196）需要说明的是，西方除了拥有根深蒂固的宗教思维外，还存在他们引以为傲的科学思维。这也是黑格尔在批判西方经验哲学基础上，在其“逻辑学”中演绎的结合“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优点的科学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演绎并推崇的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并没有贯彻进其对包括东方在内的人类世界认识中，并没有贯彻进其对人类“历史哲学”的逻辑建构实践中。恰恰相反，黑格尔保存的“按基督教神学构筑起来的世界”，[3]（p204）延续了西方科学思维与宗教思维对立差别的传统。这也同样体现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宗教思维理性和中国辩证思维理性的差别，体现在西方追求解释世界理论的科学性与改造世界实践的“双标性”间的矛盾持续存在。

二、资产阶级反神学、反专制的需求转换

对于欧洲社会的精神演进史来说，如果说11—13 世纪的“大翻译运动”是为调和欧洲社会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世俗、个体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所作的理论准备，那么16—18 世纪的“中学西被”运动则满足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反神学、反封建的现实需要。正如托克维尔描述17—18 世纪法国重农学派赞扬中国时所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里不热情地赞扬中国清朝的体制………在他们看来，全体法国人都欣赏清朝的体制，并且希望英格兰变成那样，美国随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而不怀偏私的皇帝执掌政府，每年亲手下地耕种以鼓励实用技艺，一个国家只信仰哲学，只有渊博知识可做贵族，只有文采出众并在文试中胜出者可以为官……一想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他们就禁不住热情高涨，兴奋不已。”[6]（p192）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周围没有找到和自己的理想蓝图相符的东西，于是便到亚洲的纵深去寻找模板”。[6]（p191-192）

然而，随着欧洲资产阶级的不断成长，当反迷信、反神学的启蒙需要在中国理性输入而得到满足后，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打破封建权力固化的需要便显得迫切起来。我们从伏尔泰中国观的变化轨迹中可找到这个演变的深层逻辑。对于早年的欧洲资产阶级来说，他们面对的是如何突破强大的非理性的基督教神学束缚。为完成突破神学束缚的精神启蒙的理性需要，以“孔门弟子”自居的伏尔泰，曾借助历史悠久的中国理性文化，通过“反无耻之战”的发动，对迷信、狂热、不宽容的基督神学进行攻击，于是而有伏尔泰在其人生的很长一段时期，对中国文化进行不遗余力的赞扬。到伏尔泰晚年，随着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反封建、夺政权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此时的中国已不能像欧洲反神学时期一样，为满足欧洲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需要再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实践成果——君主立宪的共和政体，就得到包括晚年伏尔泰在内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极大关注。此时，已被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前期吸收享受的中国文化，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及思想家眼里不仅如弃敝屣，还成为欧洲反封建反专制的反面典型。

此外，新航路开辟后，资产阶级对东方物质财富的渴望和巨大需求，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行为模式存在差异而不能有效沟通的情况下，中西之间的冲突就接连不断，这便是持续近四百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在中西价值文化冲突不断的背景下，中西间的物质商业往来也受到重挫，由此引起包括腓特烈二世、赫尔德、马嘎尔尼及来华商人对中国的不满和抱怨。这其中固然有清朝闭关的自我原因，更多的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中国人，看惯了西方资产阶级在中国近邻——东南亚实施的殖民侵略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自保行动。于是在欧洲社会呈现的必然不是资产阶级反神学时期对东方理性迫切需求的大量赞美之声。

对此，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曾说：“随着近代欧洲军商合一的民族国家体制在168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被制度化，中国的正面形象随后黯然失色了，这不是因为欧洲经济上成就有多么伟大，而是欧洲在军事力量上的领先地位。欧洲商人和冒险家们早已指出过由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国家在军事上的薄弱，同时也抱怨过在与中国贸易时遇到的官僚腐败和文化障碍。这些指控和抱怨将中国改写成一个官僚腐化严重且军事上不堪一击的帝国。这种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又进而将中国纳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想象中，从而使得中国由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变成了‘英国模式’的对立面，后者在西方的观念中日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霸权。”[7]（p25）

总之，在欧洲社会需求转换的大背景下，对于19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反封建”“反专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中国已逐步失去17—18世纪欧洲社会“反神学”时期的价值。已获政权一百多年的英国成为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内的整个欧洲瞩目的对象。因此，在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广大资产阶级学者眼里，19 世纪的东方“已经成为衬托西方进步的一个对象，一个说明欧洲文化优越的有力证明。尽管仍有着相反的声音，中国仍让不少欧洲的文化人、作家和思想家所迷恋，但大的趋势已经改变，中国开始失魅，东西方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8]（p3）

三、“为时代立法”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创制驱迫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9]（p12）与1500 年以前西欧偏居亚欧大陆一隅的隔绝状态不同，1492 年哥伦布环球航行实现了欧洲与美洲的联通，1497 年瓦斯科·达·伽马到达印度，实现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地理沟通。从此以后，欧洲形成“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越来越致密的商业、传教和殖民活动的网络”。[10]（p5-6）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11]（p32）这就是黑格尔生活的时代大环境。

在这个大时代中，欧洲社会先进的人们继承了宗教改革的“平等”“自由”“进取”遗产，借助历史悠久、实践丰富、理性早熟的中华文明，乘着加速推进着的反神学、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东风，推动着资本主义精神建构进程滚滚向前。在这过程中，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在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那里得到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的建构，由此唤起了英国、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渐次革命，并逐步取得政权。作为封建割据严重、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德国，面对“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的现实，[12]（p31）黑格尔一方面继承资产阶级开拓殖民世界以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立足德国资产阶级发展不足的现实，通过哲学革命的方式实现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同样的主张。他通过对人类特别是欧洲“意识”的精神运动考察，秘密地把“个体主观的自由”放置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座之下（精神现象学），通过晦涩的黑格尔语言，把东方有机整体的辩证思维以“绝对理念”历史运动的形式得到逻辑演绎（逻辑学），并在法哲学建构、哲学史、美学、历史哲学的演绎中得到说明，由此使欧洲社会自宗教改革以来主张的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精神得到哲学论证。这个过程既是欧洲启蒙运动渐次开展、资本主义精神层层推进的建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殖民世界的不断扩张过程。黑格尔通过哲学的史观建构，不仅坚定了资产阶级殖民世界过程中已经存在且急需理论论证的欧洲中心论立场，也为资产阶级殖民世界的长期罪恶活动提供了历史哲学依据。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又把其传播影响到西方殖民地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欧洲旧时代精神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为他生前及之后的人类精神秩序等级划分做好了哲学论证。黑格尔对包括中国历史哲学在内的东方文化的贬斥、污名便是武装侵略的前奏。正如欧洲史学家艾田蒲所说：“谁有胆量去把一个曾给予世界这么多东西的文明古国变成殖民地呢？那么，首先只有对它进行诋毁。然后用大炮来摧毁它。”[13]（p388）赫尔德在中西发生“礼仪之争”后，结合中西贸易受阻的大环境，曾对未来中国的命运设计道：“这个泱泱大国将来要么自行分裂解体，要么那些较为开明的乾隆们做出父亲般的决定，将他们养育不了的东西当作殖民地拱手让出，这样，可以减轻传统习俗的束缚，相反引进思想和心灵的比较自由的自我能动性。”[14]（p91）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印度”部分也说道：“英国人，也可以说东印度公司，现在是这个地方的主宰；因为受制于欧洲人，乃是亚细亚洲各帝国必然的命运；不久以后，中国也必然屈服于这种命运。”[1]（p185-186）黑格尔的中国命运设计不仅是其“历史哲学”的理论逻辑推演结果，也是其继承包括赫尔德在内的欧洲资产阶级宗教征服、经济殖民东方中的实践逻辑推演结果。对于19 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来说，“如果说18世纪欧洲人在走出中世纪，打破自身的思想羁绊；那么19 世纪欧洲人则在创造一个观念与文化的世界，为世界立法。他们俨然成为世界的主人，以整个人类代表的身份规划学术、创建学科、评论文化、建立崭新的世界的文化史和人类精神史。”[8]（p3）

在黑格尔1831年去世后，英国殖民者率先登陆中国，接着西方列强鱼贯而入，中华民族处于瓜分豆剥之境，中国人被迫睁眼看世界。在“保国、保种、保教”的生存压力中，在自立、自强的追赶心理驱使下，中国人不得不向西方学习。此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进化哲学在这过程中也深深地植入了国人的大脑，影响直到今天！

四、中西文化交流不深、局限重重

1582年利玛窦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往的新纪元。在黑格尔之前的中西文化交往中，“如果说从1610 年利玛窦去世到1720 年康熙皇帝无奈签发禁教硃批，是中西文化在和平环境下平等交流、自由公开的竞争期，那么从1721 年到1839 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是中西文化交流壅滞不前的相持期，也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单向大肆‘攻讦’期。”[15]（p105）在这过程中，“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一方面进行着吸收、享受、融合中国文化的‘文化交流’层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又从事着排斥、否定、碾压、收服中国文化的‘文化征服’层面的行径”，[16]（p89）由此造成中西文化在相遇之初就冲突不断，出现了持续近四百年的中西“礼仪之争”。对于欧洲来说，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一方面是：“自从利玛窦神甫最先在中国为耶稣会赢得了声誉以来，他们向中国输送了一大批既善于为人处世又勤勉努力的饱学之士。这批人使得欧洲认识了偌大的中华帝国及其邻邦，使我们熟悉了它们的语言、经籍、政体及风土人情。耶稣会士的这一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欧洲的一些国家”；[14]（p93）另一方面是：谈论中国一时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在几乎所有的科学部门中，中国变成论战的基础”。[17]（p91）此时欧洲的中国认识，正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所发出的感慨：“糟糕的是人们最终还是无法寻得一条既不美化又不丑化中国的中间路径，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真实的大道。”[14]（p84）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重农学派“热情地赞扬中国清朝的体制”时也指出：“直到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知之甚少，并不充分，所以，他们和我们讲的基本都是扯淡。”[6]（p192）

生于1770 年至1831 年的黑格尔，正是生活在西方吸收享受中华文化后而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这是中西综合实力对比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也是欧洲社会看待中国的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因此，黑格尔的中国认识，除了受到中西综合实力对比变化的现实影响外，必然受到中西封闭而紧张的外在环境影响，受到中西会通以来西方狭隘的“纳中入西”心理局限，更受紧张、封闭环境下传入欧洲的并非完全客观全面的中国论述干扰。库尔特·F·莱德克尔曾说：“他那个时代，知识相对不足”，虽然“中国方面还不算太严重”，但“应当承认，黑格尔是在严重不利的条件下工作的”。[3]（p194）随着黑格尔哲学逐步成为官方哲学，为资产阶级利益鼓呼，为普鲁士王国服务的阶级、民族立场，与封闭的中西交流环境、混杂的欧洲中国声音及自身阶级局限的三重束缚结合，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而文化自信心又暴涨的德国文化小环境下，促使着黑格尔的中国认识自然在知识层面上不会全面深入，在价值层面上不会客观公正。因此，“根据这些看上去有些空想和不切实际的描绘，黑格尔怎么能准确地预言东方国家的命运并取得文明史家的合法身份呢？”[3]（p194）因此，在黑格尔的哲学里，他“总把蔑视放在东方民族身上，而把赞誉和同情留给西方世界。他失去启蒙思想家那种宽容广博的精神，变得狭隘起来”。[18]（p241）

五、吸收中国哲学“他者”刺激起的反对心理

德国学者汉斯·波塞尔曾说：“17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发现了与西方旗鼓相当的文化，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与发现美洲给欧洲带来巨大的金银财富不同，“从一开始对中国的发现便是对文化的发现”。[19]（p1）赖赫淮恩在《中国与欧洲》中说:“那些耶稣会中人，把中国经书翻译出来，劝告读者不但要诵读它，且须将中国思想见诸实行，尤其重要的，就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且将中国实际的政情亦尽量报告给欧洲学者，因此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文化，便能逐渐了解，而中国政治也就成为当时动荡的欧洲政局一个理想的模型。”[20]（p193）

作为18 世纪欧洲文化中心的法国，“自贝尔以降的‘自由思想家’，几乎都从中国的历史中，在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找到了支持‘文化普遍性’的依据”。[21]（p454）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在他继承并推崇的德国哲学家中，“首先是中国的政治道德学在欧洲备受欢迎。德国的莱布尼茨、比尔芬格、沃尔夫都对它表示了关注。”[14]（p97）沃尔夫的再传弟子康德更是把儒家的“实践理性”融入其哲学建构中。[22]（p131）这也难怪尼采会称之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与黑格尔同时代的谢林，他的哲学曾被费尔巴哈指出：“谢林哲学本是一个外来种——是古代东方的同一性孕育在日耳曼土地上。”[20]（p357）作为辩证法大师，德国古典哲学的总殿军，黑格尔的哲学是否受中国影响呢？答案一定是不言而喻的。就以让其名扬天下的“辩证法”为例，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中，一方面把柏拉图认作西方辩证法的发明者，另一方面又称希腊的辩证法为“诡辩术”，这分明与他自己所论述的辩证法、与我们今天所认同的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对于黑格尔推崇并对其哲学建构影响巨大的康德哲学，虽然黑格尔认为康德“促使人们注意辩证法”，[12]（p179）但正如恩格斯所说：“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23]（p469）西方历史上所不具备的、历史感强烈的整体辩证的黑格尔哲学在康德之后横空出世，不由得不让人思索它的多方来源。

那么黑格尔历史、整体的辩证逻辑到底从哪里来？不管是受理学影响被李约瑟称之为“有机主义在西方舞台上的第一次露面”、黑格尔称之为“伟大”的莱布尼茨“单子论”哲学，还是被尼采称之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的康德哲学，被费尔巴哈称之为“古代东方的同一性孕育在日耳曼土地上”的谢林同一哲学，从欧洲哲人对他们哲学的评述中，已经告诉我们黑格尔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那么，黑格尔为什么又要对中国哲学进行大肆批判否定呢？除了交流不畅、理解不深的原因外，更与其吸收中国哲学“他者”刺激起的反对心理有关。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算作自己的发现，这也很接近于虚骄。他愈是容易相信从他人学来的东西，他愈要反对或贬斥那些东西，或者宁可说，他是被刺激起来反对它们的，因为他的见解是从别人的见解里创造出来的。”[12]（p17）这正是黑格尔站在16世纪以来欧洲发现并长期享受的东方精神财富基础上，进行其哲学大厦建构的心路历程描述，也是黑格尔贬斥否定中国哲学的内在心理表白。

19世纪是西方自15世纪末打破亚欧陆路交通障碍以来的全面崛起时代，是东西方综合实力发生大逆转的时代。如果说15 世纪末欧洲沟通世界的大航海时代开启，是西方借助包括中国指南针、造船术等在内的东方物质财富的话，那么16 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波澜前进，离不开新航路开辟后发现的理性早熟的东方精神财富。在这过程中，资产阶级借助美洲的金银、非洲的人力、中国的理性精神、世界的市场，不仅开阔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解释世界的眼界，也极大地提高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16 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对理性早熟的中国文化的发现，满足了封建割据严重、动荡不安而又急于突破基督神学束缚的欧洲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的一切对欧洲来说是他们效法的模板。因此欧洲社会呈现出的必然是对中国的大量赞美之声。随着资产阶级逐步完成精神启蒙的任务，巩固自身利益的现实需要，驱使着新兴资产阶级把夺取政权转变为迫切的现实要求。此时的中国文化及历史现实实践，非但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需要，还被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纳入与欧洲封建专制社会上层建筑同类的存在。因此，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酝酿及发生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成为欧洲社会批判的对象。

我们要明白的是，资产阶级批判东方固然有其吸收融合东方文化的后发优势，但这绝对不是历史的全部。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资产阶级学者在批判否定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时，不要说对东西方文化思维差别进行深层的把握，对其内在精神进行同情的理解，就是对东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基本事实把握也存有巨大的偏差。更为重要的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大量欧洲资产阶级学者继承了基督教的不包容传统，他们把支撑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逻辑建基于欧洲中心、日耳曼中心的地域、种族偏见之上，建基于满足资产阶级殖民世界的理论需求之上，这就使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法把握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真正原因。正如库尔特·F·莱德克尔所说：“一种不那么顽固的立场也许会使黑格尔成为一个最充分意义上的世界公民。”然而，黑格尔“责备于东方人的所谓他们不想跟任何与自己的本性不相投合的东西发生关系，说一旦有了更大的权利，他们就会把它推开，或者攻击它，或者使它臣服，或者屈服于它，这正是西方思想或基督教思想所固有的态度，因而也是黑格尔自己的态度”。[3]（p201-202）我们已清楚地看到，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他的“受神学教条牢固束缚的历史解释变成对许多民族和宗教的苛求”，这里不仅体现他对东方民族和宗教的傲慢，更是其“运用使历史为之低头的逻辑力量”来为其理论服务的行为体现。[3]（p198）人类的历史及实践的结果证明，人类的精神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中，也绝非如黑格尔所论证的那样声威显赫地直线式向前运动。人类文明并非如一些人基于西方思维所设想的对立冲突般的存在，人类历史也不会终结于少数人构建的“理念”之中。

最后，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讲话做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24]（p2）这不仅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共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