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立楠，赵继红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041000）

“奇正”一词，原本为《孙子兵法·势篇》中的兵学用语。刘勰在讨论文学创作时，也把“奇正”作为一个重要文学观念应用到文学理论领域。寇效信先生指出：“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虽没有辟专章论述“奇正”，但这一组概念的应用是贯串全书的。”[1]《辨骚》是《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第五篇，也是一篇全面评价分析楚辞的专论。刘勰在此篇中不但对楚辞的奇丽文风予以肯定，而且还表明了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奇正观。这一概念在《辨骚》篇中作了开宗明义的论述，其文结尾部分指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真、正)，玩华而不坠其实。”[2]46，这就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要师法儒家经典，酌取楚辞的辞采风貌，也是《定势》篇所讲的“执正驭奇”。本文就此拟从《辨骚》与宗经的关系、倚《雅》《颂》，驭楚篇的文体观以及奇正华实的兴变理想这三个方面，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来探析奇正观，以期有益于研究的深入。

一、《辨骚》与宗经的关系

《文心雕龙·序志》篇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2]456刘勰称《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这五篇为“文之枢纽”，也是全书文学理论的纲领。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中建构了一个道—圣—文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这三篇也分别论述了“文原于道”、“以圣人为师”与“为文宗经”的问题，所以这三篇为“正”也是“文之枢纽”的核心理论。《正纬》和《辨骚》后两篇则是与“正”相对，其目的是“酌奇”，是刘勰对“奇”这一文学特征的看法与思考。正确理解刘勰奇正观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文之枢纽篇目间的逻辑关系。刘永济先生在论及文之枢纽篇目的关系中指出：“五篇之中，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于义属正。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于义属负。负者针砭时俗，是曰破他。正者建立自说，是曰立己。而五篇义脉，仍相流贯。”[3]由此可见，“文之枢纽”的五个篇目的确存在前后分布的逻辑关系。前三篇言“正”，后两篇论“奇”，但“奇”仍以“翼圣尊经”为旨，即以“正”为主，“奇”为辅。也就是说，《原道》、《征圣》、《宗经》前三篇首先确立了以经为正的文章创作的标准。在《辨骚》中，刘勰用“辨”字来名篇，即是在“正”的基础上来酌取有益于辅助文章创作的“奇”，由此，也奠定了《辨骚》篇文章的理论宗旨。

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奇”与“正”具体为何种文学特征呢？“奇”字在《辨骚》篇中出现了三次。“奇”《说文解字》“奇，异也”，意为不寻常。刘勰概括屈骚区别于经的特点就在于“奇”。屈骚之“奇”是楚辞文本表征，体现为风格与文辞上的奇丽。与《诗经》相较，楚辞在风格形式上是新的，抒发悲愤之情真挚动人；描绘山水时令，则生动逼真。相对于《诗经》语言质朴的特点，楚辞作品中的语言极富有表现力。“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瑗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2]45“绮靡”、“耀艳”等词语，显示出了屈骚语言奇丽的特点。“正”这一术语，包括“正理”、“正义”、“正体”等，“正”的内涵主要是从思想与内容两个方面来阐述。“正义”、“义归无邪”与《诗经》的“思无邪”一样都是指文章思想内容上的纯正。“正体”，即典雅的文学体式。刘勰推崇经典的雅正文风，作文“必先雅制”，即“典雅者，熔式经浩、方轨儒门者也。”[2]257《辨骚》篇中，刘勰从文本内容出发，依经辨骚，他对于屈骚有合乎经典之处，则称赞其“论其典诰则如彼”。[2]45另有与经典相异之处，刘勰对其评价则明显带有批评色彩。刘勰认为“四异”中的语涉荒淫、异于经典的现象显然与儒家经典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标准相违背。由此看来，刘勰对屈骚的评判，充分体现了他以经为正的辨骚观念。

刘勰仍然从经为正奇为辅的观点出发对楚辞的艺术成作出总结性的评价：“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2]45这样的评价实质上已经包含着刘勰对屈骚“奇文”与“雅颂”源流关系的认识。《通变》篇也指出：“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2]272即屈骚“奇文”的成功之处是建立在“取熔经意”的基础上。因为在刘勰看来，屈骚正是孕育于“去圣未远”的时代，骚体是在经典的基础上产生，其情感、叙事和义理兼能得“衔华佩实”之要旨。离骚中同于经典的四处，在思想内容上继承了儒家的“正道”，故而《离骚》其文能“取熔经意”。楚辞之“奇”是“辞来切今”。刘勰对“奇”的追求是有前提的，即用经的“正”、“雅”来制约文章的风格与形式。假设屈原作品仅仅是“自铸伟辞”，其文与质相背离，文风必然滋生流弊，其地位和成就绝不会是“奋飞辞家之前”。总之，通过梳理刘勰评析屈骚的思路，屈骚在内容上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形式上又辅之以奇丽的文辞，楚辞的“惊才绝艳”正是宗经酌奇的结果。

二、倚《雅》《颂》驭楚篇的赋体论

作为“文之枢纽”的《辨骚》与“论文叙笔”中的文体论关系密切。刘勰确实注意到屈宋赋作对后世赋作的深远影响。《辨骚》篇指出：“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2]46受楚辞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赋，《诠赋》篇“赋也者，受命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2]77《通变》篇也指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2]272

《辨骚》以“辨”名篇，辨就是辨析楚辞与后世辞赋之高下，文中指出“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2]46纪昀指出：“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4]作家创作时必然受到前代文风的侵染，从而影响其文章的风貌，故刘勰在《定势》篇谈到了这一情况“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2]279汉赋作家效骚命篇时，罔顾屈骚继承经典“取熔经意”的一面，仅追求语言上的艳丽，而忽略了文与质相称的写作要义，导致了作品的“理不胜辞”、“文丽用寡”。《宗经》篇中刘勰指出赋作的弊端“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汉侈而艳，流弊不还。”[2]31另一方面，楚辞虽词采华艳，但其情怨易感，而后世的赋作家则是为文而情。《情彩》篇指出了汉赋的思想感情不真实弊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2]289这些赋作违背了与刘勰所《宗经》篇标举的“情深而不诡”的创作准则。就此而论，后世赋作确实无法与屈宋赋作并驾齐驱。原因就在于这些赋作家“追风”、“沿波”而得屈骚之“丽”和“奇”，却未识其“镕经”之根源，即缺少屈宋之作同于经典的精神特质，终究落于“莫之能追”的境地。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2]454刘勰在《宗经》篇中称经为“群言之祖”，是各类各体文章源头之所在。在《辨骚》篇中，刘勰寻“根”溯“源”，指出后世赋作家在创作中偏离正道“沿波得奇”、“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2]46的弊端。因此，刘勰对于骚体与辞赋的创作原则的认识具有一脉相承性。故《辨骚》篇提出“倚《雅》《颂》”、“驭楚篇”[2]46的准则以指导后世赋作的创作。“《雅》《颂》”即代表《诗经》。《宗经》篇指出：“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2]30，即《诗经》为赋、颂、歌、赞这些文体的源头与根本。《诗经》在内容上“情信”“志足”，其风格上则是“雅润为本。”也就是说《诗经》为正，有“情深”“体约”的六义之美。“楚篇”指以屈宋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如前所述，楚辞风格的整体特征就是“奇”，指的是文章具有艺术性的形相之美。那么，文章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奇正”二者的关系，刘勰指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2]46具体而言：把“雅颂”当作车子操控缰绳的主体，楚辞为驾驭的马匹。也就是说“雅颂”为体，内容上宗法经典的精神特质；楚辞为用，适当有节制地驱遣楚辞的艳丽辞采。刘勰在《诠赋》篇论“立赋大体”要“丽词雅义，符采相胜。”[2]81“雅义”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丽辞”是就赋作的语言形式而言。《诗经》“顺美匡恶”，情意表达上“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2]28而汉赋“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注重声貌的描绘与辞藻的堆砌，以文为本的赋作在讽喻方面的表达功能在不断削弱，文章主旨也已经不是立意为宗。刘勰为矫正赋作的“繁采寡情”与“为文造情”之病，故提出以“义必明雅”来制约“词必巧丽”。“经正”也就是“情正”，只有以“经”为前提，文章的思想内容合乎经典然后才能织以“纬”成，即“辞成”。综合来看，刘勰提出的“倚《雅》《颂》”、“驭楚篇”的创作原则，是强调赋体在内容上应以《诗经》的雅正思想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语言形式要有“楚辞”的奇丽，华美的文章就不会流于文意浅浮的弊端。“倚雅颂”方可“可以驭文采矣”，那么赋作就会“奇丽”而不失“雅正”，“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2]81

三、奇正华实的兴变理想

《序志》篇言“变乎骚”[2]456，“变”字着重指明了楚辞在经典之后的新变。刘勰将《辨骚》篇放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末与文类之首的位置，其目的是分析楚辞接受渊源及其传播的影响，来阐明其文学发展的通变理论。刘勰以楚辞为例，示范后人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出处理好继承与革新的关系，《辨骚》篇其主旨是要扭转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

刘勰对文学的创新持肯定态度。《通变》篇指出：“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2]271在刘勰看来，文“变”应是“通变”，“通”就是继承经典；“变”就是作家的创新。“通变”必须是先“通”后“变”，这样变的是“正变”，变的结果是文学的发展。在《辨骚》中，刘勰把骚体作为文变的典型，来谈对文“变”的认识。从《辨骚》篇内容可知，刘勰博观圆照并多方探析楚辞“辞来切今”的成因，一方面，是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继承性，即“体宪于三代”；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发展的条件，楚辞吸取了时代的风尚。即“风杂于战国”。由此看来，楚辞之“变”就是继承经典与革新的产物，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确实是“正变”的典范。

楚辞“衣被词人，非一代也。”[2]46鲁迅谈到骚体的影响时表述道：“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5]自楚汉之后，文学创作“从质及讹，弥近弥淡”。[2]272刘勰在《通变》篇指出自楚汉之后的文坛，呈现的是“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的文风。“文体遂弊”的讹变现象原因就在于“竞今”不“通”，“疏古”追求“新变”其结果就是“失正”。《定势》篇也讲到：“新学之锐，则逐奇失正。”[2]283刘勰肯定楚辞“奇”的形式美，但他反对的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质”的流失。《定势》篇言：“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2]279《辨骚》篇中，刘勰给出处理“奇”与“正”关系的方法，即“酌奇而不失其贞（真），玩华而不坠其实。”[2]46“贞”即是正，代表经典。“实”即“义理”，表示文章的实质性内容。“奇”是楚辞艺术形式。“华”指的是文辞的华美。如何正确处理文章内容“奇”与“正”、“华”与“实”之间的关系。“奇不失贞（真）”即是说“奇”不能失去“贞”而存在；“华不坠实”即华美的文辞不能重于文章内容的质实。也就是说，文章的创作内容以“义理”为主，要继承学习经典经的意旨深邃、风格雅致等特点，再酌取楚辞“奇”的艺术法，玩味楚辞华美的文辞。要纠正文风的弊端就必须以经为根源，倚“正”经而造“奇”篇。也就是说在“奇”和“正”两种体势中，他主张“执正以驭奇”，即在以“执正”为前提的“驭奇”，才能掌握正确的通变方向。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辨骚》实际上是酌骚。刘勰认为在不违背《五经》雅正文风的前提下，应当尽量酌取《楚辞》的奇辞丽采，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6]“正”是文章必须“资于故实”,而文章的风格体裁是变化无穷的。“奇正华实” 既能够继承经典的艺术经验，文学风格形式又能求新知变。文章“驱辞力，穷文致”，才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2]271

综上所述，在“文之枢纽”的《辨骚》篇中，刘勰仍然以宗经思想为前提来谈文学创作中的奇正问题。楚辞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取熔经意”的基础上，而汉赋作家文章华丽但文意浅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经典的“衔华佩实”。楚辞是宗经下新变的典范，刘勰又深鉴于楚辞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在《辨骚》篇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奇正，玩华而不坠其实”[2]46，来说明文学发展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这是针对六朝以来“逐奇失正”的文风而提出的疗救之方，也是刘勰在《辨骚》篇提出奇正观的意义之所在。当然，刘勰深受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其兴变理想是以师古为前提的出新，“资于故实”的文学创作自然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在当时文风日趋浮诡雕饰的时代，刘勰试图以取法经典与文学创新相联系的方法来矫治文坛之弊端，其结果是有利于促使文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