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学 良

(运城学院 a.文化旅游系；b.山西省黄河生态文化研究院，山西 运城 044000)

献俘礼属于战后凯旋庆功之礼，是战争得胜之后的祭祀庆祝活动。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专指献纳战俘，广义则兼赅一整套庆功典礼[1]。唐朝以武功立国，重视军功，自然重视庆祝战争胜利的献俘礼，献俘礼的举行也贯穿唐王朝始终。笔者在梳理有唐一代记载众多的献俘史实基础上，分析探讨献俘礼的礼仪空间和时空特征，以求更好地分析其与唐朝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献俘场所

唐代主要的献俘地点有太庙、太社、太清宫、兴安门、延喜门、大玄楼、观德殿、勤政楼、望春楼、紫微殿、昭陵(帝陵)、乾阳殿、应天门(则天门)、临时行在、阙下(阙门自先秦时代就已存在，也被称为观。阙门位于建筑物的正门之前，作为区别圣界和俗界的标识而设立于各种场所，不仅仅限于宫城。在宫城这个场合，阙门是将作为至尊的天子与世俗界区别开来，并对民众展现皇家礼法与秩序的象征物。阙门也是皇帝赦宥犯罪者之场所[2]108-114。此处的阙泛指京城或帝王居住的宫廷)等。除皇帝因战乱迁移到的临时行在外，其它地点均位于东西二都，这也符合献俘仪式中皇帝主持、参与，从而彰显皇权的特点。唐代举行献俘仪式的地点多且不固定，总体上以太庙、太社、太清宫、帝陵、勤政楼、兴安门、延喜门居多。

太庙。太庙是皇帝奉祖之处，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承担国家祭祀功能，具有显示王朝建立和政权传承的象征意义[3]。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认为中国古代天子权力的来源之一是王朝的始创者、受命者[2]127-150，这与高明士认为宗庙祖灵是皇权重要来源的观点相同[4]。如此，太庙便是诠释这一权力传承的最佳政治空间。甘怀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太庙的政治意义，指出皇家宗庙的祭祀相续是中古中国国家传承的重要象征[5]。由此，太庙作为中古国家政权的重要象征，担负着显示王朝存在和保佑王朝延续的使命。由于太庙在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遂使其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角力场。而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敌我之间的角逐就也会在太庙有所体现，其中在太庙举行献俘礼便是保佑王朝使命和战争角逐结果的体现。太庙是献俘最初和最重要的场所，它源于在战争凯旋后举办盛大的仪式表达对祖先庇佑战争胜利的感激之情[6]。战争得胜告祭祖宗是必行之礼，因此献俘太庙便成为凯旋庆功仪式的重要一环。为此，唐朝制定了一整套献俘仪式，试图通过规范化的仪式来凸显对祖先保佑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由于献俘太庙是唐朝最重要的一种献俘仪式，相应地太庙也就成为举行献俘礼次数最多的地方。开元二十八年(740)唐廷下敕：“自后，诸军每有克捷，必先告庙。”[7]321此外，唐朝庙社为“左祖、右社”格局[8]，在祭祀太庙时往往也祭祀太社。献俘太庙属于祭祀类献俘，多为告祭。

太社。太社是皇帝祭祀土、谷神之所，也是重要的献俘场所。唐朝皇帝亲征或遣大将出征时，会告于太社祈求保佑，凯旋时亦会于太社告祭献俘，在这一点上太社的功能同于太庙。故唐朝举行献俘仪式，大多是先献俘于太庙然后再献俘于太社，或者是派官员于上述两处进行告祭。其稍有不同之处是，献俘太庙时位于南门，北面西上；献俘太社在其北门，南面东上。太社祭祀在唐朝占有重要地位，《大唐开元礼·军礼篇》中记载皇帝出征时告祭仪式的顺序为“皇帝亲征类于上帝”、“皇帝亲征宜于太社”、“皇帝亲征造于太庙”，这契合《礼记·王制》中的顺序，但按照唐朝规定的祭祀等级却分别是大祀、中祀、大祀。也即宗庙属于大祀，社稷属于中祀，地位低于太庙。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玄宗天宝三载(744)提高了太社的祭祀等级，由中祀升为大祀[9]933。与太庙一样，太社也象征着皇帝的权力与尊严[10]，战争凯旋献俘于此，正是对皇帝权力和尊严的维护和宣扬。

太清宫。太清宫本为唐朝皇室祭祀老子之地，它成为献俘之地与李唐皇室以老子后代自居有关。唐朝在贞观十一年(637)时开始祭祀老子[9]48，此后愈发隆重。唐初统治者重视道教在政治中的作用，高祖规定国家重要礼典中三教次序为道、儒、释[11]，太宗、高宗延续了这一政策[12]272-275。武则天自称弥勒佛转生，用佛教作为称帝的理论基础，此时佛教地位高于道教：“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9]121中宗、睿宗实行佛道并崇政策[12]276，玄宗继位后则实行崇道抑佛政策，对道教极力崇拜和推广[12]281-284。玄宗时期的国家大祀中，太清宫具有等同于太庙的地位[13]，是唐朝有别于其它朝代的独特献俘地点。天宝元载二月，玄宗亲自主持了“三大礼”：亲享玄元庙、太庙，合祭天地。享太清宫位于“三大礼”之首，显示了玄宗改造国家祭祀的意图；皇帝对于国家礼仪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不仅他的出席与否决定了仪式的尊贵程度，朝廷也越来越倾向从皇帝的角度思考礼制[14]。此外，太清宫在举行其它祭祀或告祭活动中也处于首要地位。《旧唐书》卷24《礼仪志四》载：“(天宝九载)十一月，制：‘承前宗庙，皆称告享。自今已后，每亲告献太清、太微宫，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献。亲告享宗庙改为朝献，有司行事为荐享。亲巡陵改为朝陵，有司行事为拜陵。’”[9]927-928天宝十载，玄宗首次朝献太清宫：“正月壬辰，朝献于太清宫。癸巳，朝享于太庙。”[15]149太清宫位在太庙之前，这一朝献次序被唐代历朝认可并效仿，成为惯例[14]。此后唐朝帝王多次朝献太清宫，肃宗、代宗、德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昭宗均是如此。太清宫祭祀地位凸显，献俘太清宫也成为唐朝皇帝祈求保佑的一种重要途径。天宝五载正月，皇甫惟明“献陇右所获吐蕃、突厥俘于太清宫。庚午，献于太庙”[16]136。此举开献俘太清宫之先例，进一步巩固了太清宫的祭祀地位。天宝八载，哥舒翰收复石堡城，独献太清宫。收复石堡城是玄宗朝对吐蕃战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独献太清宫的重视之意不言自明。此外，还有三次唐代献俘于太清宫的记载：代宗朝平定周智光叛乱，“告太清宫、太庙、七陵”[9]3370；宪宗朝平定李锜叛乱并将其擒获，“上御兴安门亲诘反状……献太清宫、太庙、太社”[7]322；穆宗朝平定李 叛乱，“分命摄太尉三人告社稷、太庙、太清宫”[16]137。就上述五次献俘的记载来看，在顺序上，太清宫有三次位于首位，且有一次独献；在性质上，两次是有司具仪告祭。献俘太清宫自天宝五载开始一直延续到穆宗长庆年间，直到文宗修订告功献俘礼后，才逐渐取消[17]。

帝陵。帝陵成为献俘地始自高宗。有唐一代，帝陵献俘共有五次，三次发生在高宗朝。永徽元年(650)，“右骁卫郎将高侃执车鼻可汗至京师。癸卯，献于社庙，又献于昭陵。甲寅，献于武德殿”[16]135，这是首次有记载的陵墓献俘[18]。显庆三年(658)，苏定方率军擒获阿史那贺鲁，高宗以贺鲁背恩反叛，有意先献俘于昭陵[9]5187，这比擒获车鼻可汗时先献俘社庙再献俘昭陵更进一步，显示出对献俘昭陵的重视。高宗就此事询问许敬宗：“贺鲁背恩，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许敬宗对曰：“古者出师凯还，则饮至策勋于庙。若诸侯以王命讨不庭，亦献俘于天子。近代将军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闻献俘于陵所也。伏以园陵严敬，义同清庙。陛下孝思所发，在礼无违亦可行也。”[7]320-321高宗在得到时任中书令的大儒许敬宗的支持后决定先献贺鲁于昭陵，再告于太庙[7]321，以示孝道。总章元年(668)九月，经太宗、高宗两朝的持续征讨再加之高丽的内乱，李勣率军“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9]92。李勣押送俘虏至京，“十二月，至新丰，诏取便道俘于昭陵”[7]1709，后又献于太庙和含元殿[7]321。高宗平定高丽后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再次先献俘昭陵。这是高宗朝第二次先献俘昭陵以告慰太宗，也是最后一次献俘昭陵。

高宗三次献俘昭陵都是为了告慰太宗[18]。车鼻可汗反叛时恰好是太宗病危之际，其前恭后叛，扰乱漠北局势，故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下令讨伐，一为惩罚车鼻的忤逆行为[19]，震慑西域诸国及漠北、天山地区；二为“帝因安市班师，欲立奇功，以雪耻耳”[7]1690。同年六月太宗病逝，高宗即位后继续执行太宗征讨车鼻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车鼻献俘太庙后，高宗特意献俘昭陵以告慰太宗。贺鲁反叛与车鼻有所不同，他在贞观二十二年即“率其部落内属，诏居庭州”[9]5186，接受唐朝统治。然而，“及太宗崩，贺鲁反叛”[9]5187，开始了与唐朝的拉锯战。这场战争是由贺鲁挑起且发生在太宗驾崩高宗刚立之时，是对高宗能否处理好边疆和外族问题的一次考验，故高宗坚决征讨。唐朝多次出兵征讨，最终苏定方率军于中亚石国擒获贺鲁，贺鲁之叛结束。高宗惩罚贺鲁背叛太宗怀仁信任的行为，在西域各国中树立了新君的威信。高丽王及大臣献俘昭陵，更能体现出高宗的用意。太宗末年东征高丽，未能成功。高宗即位后继承太宗征讨高丽的遗志，但在作战方针上有所调整，采取先占辽东、百济，建立根据地，再联合新罗，水陆并进、南北夹击的策略[20]，最终取得了对高丽作战的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太宗的遗愿，献俘昭陵告祭太宗则是高宗孝的表现。“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21]高宗以身作则践行孝道，起到了开领风气的带头作用。同时，通过这一事例我们也能看出献俘礼并不拘泥于礼书中规定的形式[22]，皇帝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高宗献俘昭陵除孝道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即位之初延用了太宗的内外政策。太宗弥留之际，任命长孙无忌、褚遂良为辅政大臣，协助高宗处理政务。太宗是考虑到高宗体弱多病、性格懦弱，有“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9]2378。这二人也不负众望，保证了政局的稳定：“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23]高宗即位之初，对内任用贞观老臣、虚怀纳谏，轻徭薄赋、鼓励生产，国力继续上升、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恩威并用，在东北、西北的边疆战争中取得胜利，尤其是攻灭高丽，完成了太宗未竟的事业。这一时期遂被称为“永徽之治”。永徽年间高宗朝的政策颇有贞观遗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高宗在平定了车鼻、贺鲁、高丽后才有献俘昭陵之举。

玄宗时期举行献俘告祭诸陵庙，是因开元二十年信安王李祎率军击败了奚及契丹的叛乱势力。李祎是吴王李恪之孙，才能出众，初以“事母甚谨，抚弟祗等以友爱称”[9]2651，后收复石堡城立功西北[24]6784，担任朔方节度使时则击败了奚和契丹的叛乱势力，擒其酋长，扬威东北。李唐宗室中战功显赫者，李祎算是其一。太宗朝时曾为争夺皇位产生的皇室矛盾至玄宗朝趋于淡化，加之玄宗调整了对待皇室的政策[25]，李祎因此得到重用，守卫北疆。李祎击败奚及契丹，军功不小，加之其皇室身份，故玄宗有献俘告祭诸陵庙之举。

代宗时期，在平定周智光之叛后，“命有司具仪奏告太清宫、太庙、七陵”[9]3370，这应与周智光叛乱的时间、性质和危害程度有关(《新唐书·叛臣传》有周传)。反映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对叛乱忤逆行为进行严惩的态度，也是对周智光在特殊时期发动叛乱的特殊惩罚。周智光因攀附鱼朝恩而得以驻守华州，并与其内外呼应[15]5866，干涉朝政。华州地理位置险要，“前据华岳，后临泾、渭，左控桃林之塞，右阻蓝田之关，自昔为关中喉舌，用兵制胜者必出之地也”[26]。它是关中东面门户，辖区内坐落着潼关，进可威慑关东，退则扼守关中。史念海先生认为，华州之于关中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与大荔、渭南组成了关中平原东部的三角防御地带，是潼关的后卫[27]，换言之，华州是长安抵御来自潼关威胁的前线。华州控遏关中咽喉，是关中的屏障，如若华州落入叛乱者手中，轻骑兵当日即可抵达长安[28]。此外，华州还控扼着唐朝的财粮运输线。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代宗不敢轻易处置周智光。然而，面对代宗的忍让，周智光未有丝毫收敛。他以私人恩怨擅杀鄜州刺史张麟及杜冕家属八十一人，焚坊州庐舍三千余家[24]7176，反心毕露，但代宗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对其进行惩治。周智光返回华州后更加骄横，违抗诏令，遣兵追杀杜冕。追杀不成后，他又聚集数万亡命、无赖子弟截留藩镇贡献及漕米，杀害使者以及监军，此后更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15]6373。此时周智光的叛逆之心已显露无疑，他的叛乱行为严重影响到了唐王朝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命脉。于是代宗决定不再姑息养奸，下密诏派郭子仪率军征讨周智光。大历二年(767)，周智光父子被部下所杀，之后被枭首皇城南街示众[9]3370，代宗朝近在肘腋的一大隐患得以解除。周智光叛乱的时间、跋扈的行为及其为官所处的险要地理位置，决定了他被死后告献七陵及被《新唐书》列为叛臣。

宫殿。唐朝统治者在宫殿举行即位、改元、上尊号、大赦、献俘受俘、南郊祭祀等政治、礼仪活动。宫殿也是唐朝举行献俘礼的重要场所。唐朝统治者在宫殿举行献俘受俘活动主要集中在玄宗及以前，之后则多在城楼和城门。举行献俘礼的宫殿主要有：太宗时期的观德殿、紫微殿，高宗时期的武德殿、乾阳殿、含元殿，武则天时期的含枢殿，玄宗时期的兴庆宫等。

据有唐一代宫殿献俘的记载来看，献俘场所前后有所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唐朝政治中心的转移。太宗朝有两次献俘仪式在太极宫内的宫殿举行，分别是贞观十四年侯君集擒获高昌王献俘观德殿[9]52和贞观二十三年阿史那社尔执龟兹王及其宰相献俘紫微殿[15]6231。这两次献俘仪式的举行，显示了当时的政治中心位于太极宫。

高宗时期政治中心有两个变化：一个是从太极宫到大明宫[29]，一个是从长安到洛阳；这在献俘仪式上也有所体现。高宗即位初期尚住太极宫，显庆三年十一月苏定方俘获阿史那贺鲁时便献俘武德殿。高宗体弱多病，“以宫内湫湿，乃修大明宫”[7]553，并于翌年四月入住，此后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政治中心。总章元年，李勣率军攻克平壤，结束了唐朝对高丽二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征伐。大明宫含元殿具有象征大唐帝国和皇权的意义[30]，所以高宗在此举行隆重的献俘仪式以示庆贺。这是大明宫成为政治中心后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献俘仪式，也预示着大明宫作为政治中心成为举办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

众所周知，高宗、武则天当政时频繁驻跸洛阳，洛阳作为东都的地位便确立于此。显庆二年，高宗首幸洛阳，将其改为东都，后又六幸洛阳，居住时间累计长达十一年之久。武则天执政期间更是长居洛阳，至晚年退位之前两年才返回长安。显庆五年，苏定方俘思结俟斤都曼后押送洛阳，于乾阳殿举行献俘仪式，洛阳展现了政治中心应有的礼仪职能。久视元年(700)七月，李楷固、骆务整讨伐契丹，得胜后献俘三阳宫含枢殿。三阳宫位于洛阳附近的嵩山，是武则天避暑之地。武周的政治中心在洛阳，三阳宫作为武则天避暑之地，也拥有了礼仪功能。

玄宗时期政治中心的变化在献俘场所上也有所体现。开元十六年之前，玄宗三幸洛阳，居住时间总计约五年又五个月[31]，而在长安时有八年左右的时间居于大明宫[32]，此时大明宫是玄宗朝的政治中心。开元十六年后这一情况发生变化，玄宗常驻兴庆宫[9]192，至安史之乱爆发仓皇出京，前后时间长达二十八年。兴庆宫在玄宗中后期成为政治中心，这与它是玄宗继承大统之前所居龙兴之地的符命宣传有关，也有与自己兄弟相邻而居监视之意[15]3597。随着玄宗中后期政治中心转移到兴庆宫，开元二十年王君 破吐蕃便献俘于此，兴庆宫开始承担举行献俘礼的仪式功能。

城楼。唐代长安城的“楼”是重要的政治、礼仪活动场所。此处的“楼”指朱门深巷和宫城中的楼阁，以及方便城中人口流动和信息流通的门楼[33]。唐朝统治者在御楼举行的献俘受俘活动集中在唐朝中后期，主要地点有勤政楼、望春楼等。

勤政楼举行献俘仪式始于玄宗，此时唐朝的政治中心已经由大明宫转移至兴庆宫[9]192。天宝十载正月，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羯帅等人献俘长安[15]148，玄宗御勤政楼受俘。翌年，杨国忠破吐蕃，献俘太庙，玄宗御勤政楼、跃龙门受俘[16]5159。天宝十三载五月，程千里擒获阿布思后举行的献俘仪式也在勤政楼。《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载：“(上)御勤政楼大酺。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斩之于朱雀街。”[9]228勤政楼是玄宗时期较为重要的献俘场所，在此举行的三次献俘仪式，玄宗均亲自主持、参与，体现了对献俘礼的重视。

望春楼是唐朝皇帝举行祭天和迎春仪式的重要场所，也是皇帝御楼举行其他礼仪活动的场所之一，肃宗则在此举行过受俘仪式。《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载：“乾元元年七月，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进位中书令。”[9]3452这次受俘仪式比之其他受俘仪式有些许不同。当时唐军与安史叛军的作战处于相持阶段，唐军在战事上稍微占优。郭子仪率军击败并擒获安史叛军的重要将领安守忠献于唐廷，肃宗除下令百官在长乐驿迎接外，本人也亲自前往长安城东九里的望春楼等候。郭子仪有再造唐室之功[9]3452，肃宗率领百官前往长安城东的望春楼，与其说是举行受俘仪式，不如说是迎接郭子仪凯旋更为合适。

城门。作为城市附属物的城门和街道，赋予了城市各种活力，还是身份、秩序与权威的体现[34]。应天门，原名则天门，神龙元年(705)因避武则天讳改。它是洛阳城的正门，气势恢宏，是举行重大典礼的重要场所[35]，唐代有两次献俘礼在此举行。显庆五年十一月，“邢国公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责而宥之”[9]81。此次献俘仪式规模较大，当时高宗居于洛阳，把洛阳作为东征高丽、百济的基地和指挥中心[9]2735，所以征讨百济胜利后在此举行献俘礼。开元二十年五月，信安王李祎击败契丹、奚，献俘应天门。当时玄宗居于洛阳，便在应天门举行献俘仪式。

延喜门(皇城东北门)、兴安门是唐后期受俘的主要场所[33]。《旧唐书》卷20上《昭宗纪》载：“(龙纪元年二月)汴州行军司马李璠监送逆贼秦宗权并妻赵氏以献，上御延喜门受俘，百僚称贺，以之徇市，告庙社，斩于独柳，赵氏笞死。”[9]737同书同卷又载：“(景福二年)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门受俘馘，百僚楼前称贺。”[9]757唐末王行瑜叛乱，被李克用率勤王之师击败，后为部下所杀，传首京师，“帝御延喜门纳之”[15]6406。除举行献俘礼外，延喜门还具有迎接外来使节、举行大赦和与民同乐的娱乐表演等活动的功能。《旧唐书》卷7《睿宗纪》载：“冬十月庚子，皇帝亲谒太庙，礼毕，御延喜门，大赦天下”，“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9]161贞元四年(788)“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蕃，德宗御延喜门见之”[9]5208。

兴安门是大明宫的西南门，也是接受和处置俘虏之地。宪宗朝征讨藩镇取得较大成功，藩镇跋扈气焰得以削减，“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24]7761，史称“元和中兴”。为此，宪宗举行了隆重的受俘仪式，地点即在兴安门。史载：“(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妻沈氏，没入掖庭；弟二人、子三人，配流，寻诛之；判官刘协等七人处斩。”[9]461又载：“(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奏，今月九日，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李师道并男二人首请降，师道所管十二州平。甲子，上御宣政殿受贺。己巳，上御兴安门受田弘正所献贼俘，群臣贺于楼下。”[9]466会昌四年(844)，武宗又于兴安门举行受俘仪式：“八月辛巳朔，平泽潞，刘稹传首京师。帝御兴安门，献于宗庙、社稷，百官楼前称贺。”[16]137与延喜门一样，兴安门也具有举行与民同乐的娱乐表演活动的功能。如元和六年(811)七月，宪宗“御兴安门观乐”[16]1358。

延喜门和兴安门是皇城和大明宫的重要城门之一，地位虽不如承天门等重要，但也是重要的御楼场所[33]。延喜门位于皇城东北部，兴安门位于大明宫南面最西，两者位置相近。延喜门、兴安门城楼较高、视野开阔，适合举行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献俘仪式。故唐朝统治者在这里举办献俘活动，公开对叛俘进行处置或将反叛者首级示众，炫耀唐廷的赫赫战功，从而达到宣传劝诫和以儆效尤的目的。在此二门举行献俘仪式的史实，也为妹尾达彦有关唐后期礼仪空间以连接大明宫与东市的南北大街和连接两市的东西大街为主轴的判断[36]提供了佐证。这一带是唐后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太庙、太社则位于连接东市与西市大街的中间位置，在此举行献俘仪式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36]。且延喜门和兴安门位于从大明宫到太社、太庙的直线街道上，两者距离较近，在告祭结束后，唐朝统治者御楼受俘，与皇室、官僚、军人、商人、僧侣、庶民同乐，庆祝胜利。

二、献俘场所的时空特征

通过对献俘地的梳理和分析，可知唐朝举行献俘仪式的场所具有多元性。影响唐廷选择献俘仪式场所的因素较多，包括宗庙祭祀层面的考虑、政治中心的空间变动、皇帝孝心的个人因素、献俘仪式的视觉效果等，从而使得献俘地点表现出空间上的相对固定性和一定随意性，以及时间上的前后差异性。

第一，空间上的相对固定性，指以下两种：城市的固定性、具体献俘场所的固定性。唐朝举行献俘仪式的城市主要是长安、洛阳二都，以长安为最多。长安、洛阳作为唐朝政治中心，是举行献俘礼的固定城市，其地位无可替代。具体献俘场所则主要为太庙和太社，以太庙为最多。献俘礼含有的祈求保佑的目的，决定了其多在太庙、太社等供奉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场所进行。献俘太庙与古人认为军事战争的胜利系得到先公先祖的庇佑有关，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在此举行盛大的献俘活动，除表达感激之情外，还可以达到张扬武功、显耀王威和威吓异族的作用[6]。纵观有唐一代的献俘礼，献俘和告祭太庙最多且贯穿始终，这也体现了献俘礼的最初之意。告祭太社的记载相对较少且多与告祭太庙同时出现，在人们心目中其所起的保佑作用也相对太庙较小。

一定随意性，是指除庙社外还有其它用以举行献俘和告祭的场所。这种随意性还有可控和不可控之分。前者是唐朝统治者主动进行的选择。如高宗平定车鼻、阿史那贺鲁及高丽后，出于孝道，献俘昭陵；高宗移都洛阳时，在乾阳殿接受苏定方俘虏的思结俟斤都曼；玄宗出于追溯李氏皇族为老子后代，增加太清宫为献俘地；等等。后者是被动的选择。中和四年(884)七月，唐朝取得平定黄巢叛乱的胜利，徐州节度使时溥函送黄巢及其家人首级献于成都行在，僖宗御大玄楼受俘[24]8312，后将首级献于行庙[7]323，标志着历时六年的黄巢之乱结束。因黄巢攻破长安，僖宗逃至成都，迫使受俘仪式不得不于行在举行。两年后的兴元(今陕西汉中)受俘也是如此。光启二年(886)，邠宁节度使朱玫拥兵叛乱，并逼迫凤翔百官奉襄王李煴为帝，僖宗在田令孜的胁迫下逃至兴元。王重荣、李克用率军勤王，两人“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9]724。朱玫后为部下王行瑜所杀，首级由王重荣送至兴元行在，僖宗在兴元行在城门阅俘，庆祝平叛胜利。僖宗在兴元即刻举行受俘仪式，意在显示唐廷平定叛乱的决心和树立威严，不过这也是无法即刻返回长安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第二，时间上的前后差异性，指的是可以玄宗天宝十载高仙芝献俘勤政楼为界分为前后期，献俘仪式在举行地点和参与者上有些许不同。为厘清其中的差异，我们有必要全面了解唐朝的献俘礼仪式。献俘礼仪式在成书较早的《大唐开元礼》中记载较为简单，只有“凯旋告日，陈俘馘于南门之外，北面西上，军实陈于后。其告奠之礼皆与告礼同”[37]的字样。文宗大和三年(829)，重新修订礼仪制度，关于献俘仪式，《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有如下记载：

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候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于门下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于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请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凯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出旌门外讫，然后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别有献俘馘仪注。俟俘囚引出方退[9]1053-1054。

根据上述引文，再结合《大唐开元礼》相关礼仪和有唐一代的献俘受俘史实，我们可将这一仪式大致总结为：擒获罪人—迎接军队凯旋—告功(于庙社等)—皇帝受俘(于宫殿、城门等)—赦或杀。

玄宗天宝十载之前，唐朝举行的献俘仪式多为告祭，地点多在庙社，高宗时期增加了献俘昭陵。此时献俘仪式中夹杂着皇帝亲自受俘，这通常在告祭或献俘庙社仪式结束后。受俘仪式中，皇帝对叛乱将领或俘获的敌国国王及将帅作出杀或赦的处置决定。唐朝前期，告祭庙社和献俘宫殿这一官方礼仪流程较为严密，百姓不得参与，但是百姓可以参与宫殿以外的礼仪活动[36]。太宗时期举行受俘仪式的观德殿位于太极宫内的宜春门北，高宗时期举行受俘仪式的武德殿位于太极宫东、含元殿位于大明宫南、乾阳殿位于洛阳宫城内，此四者均位于宫城内，百姓不得入内。献俘仪式中也未见唐廷试图主动与百姓互动的意图。

玄宗时这一状况发生变化，献俘仪式增加和突出了皇帝御楼受俘与民同乐的内容。玄宗频繁登御勤政楼，举行宣赦、受俘、改元等活动，降诞日活动也在此举行。天宝十载，高仙芝“生擒突骑施可汗、吐蕃大首领及石国王，并可敦及羯帅来献。帝御勤政楼，会群臣引见”[16]5158。勤政楼开始承担举行献俘礼的功能。勤政楼地处兴庆宫南部，南临大街，西南为东市，视野开阔，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可以更好地承担这一功能。同时，勤政楼也具有举行娱乐活动的功能[38]。如史载：“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9]1051；《开天传信记》载：“上御勤政楼大酺，纵士庶观看，百戏竞作，人物填咽。”[39]可以说，玄宗时期勤政楼扮演了供君民同乐的临时性“剧场”的角色[40]。玄宗之后，勤政楼依然延续了这一功能。如开成四年(839)二月，文宗“幸勤政楼观角抵、蹴鞠”[9]757。唐朝中后期举行献俘礼的地点多在勤政楼、兴安门、延喜门等地，献俘地从唐朝前期禁卫森严的宫城转为可以君民同乐的城楼、城门等开放场所，百姓遂得以参与受俘活动，实现了官民互动。集政治、娱乐功能于一体的门楼献俘仪式，反映出献俘仪式举行地点的扩大和世俗性色彩的增强。

天宝十载之后唐朝献俘仪式的变化是玄宗朝世俗化因素进一步增强的结果，但更与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国力的衰落相关。唐前期内外征战频繁，对内剿灭割据势力，完成统一，对外击败东突厥、高昌、百济、西突厥、高丽、奚、契丹、吐蕃等强敌，军事武功显赫一时，这也是唐朝的上升期和昌盛期。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打破了唐朝的统治秩序，唐朝由盛而衰。随着国家的衰落，统治集团的各个层面开始发生变化，礼仪制度也不例外。献俘受俘仪式意在彰显皇权和惩罚叛乱者，在唐后期内部藩镇割据不听中央调遣，外部吐蕃、南诏等政权不断侵扰的情况下，这一意义得到凸显。唐朝统治者试图通过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宣示国力，借此震慑反叛势力。出于这一目的，唐后期的献俘受俘仪式多选定在人口密集和流动较大的城楼和城门举行。礼仪上也出现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变，仪式过程中的宫殿以外部分，城内民众作为观众可以参加，且仪式的规模越来越大[36]。皇帝则通过献俘受俘仪式不断出现在民众中间，皇帝的权威也逐渐变得具象了[36]。皇帝现身民众之间引领仪式，官员百姓积极参与，从而形成全民互动，仪式遂在内容上超出了文本中的国家礼仪规范。在全民参与下，献俘礼的礼仪空间较之以前发生了改变，逐渐走向了公开性[38]。

综上所述，唐朝举行献俘仪式的地点具有多元性，空间上呈现出相对固定性和一定随意性，时间上则存在前后差异性，但从性质上而言不外乎祭祀类献俘地和受俘类献俘地两种[18]。祭祀类献俘贯穿始终，是献俘礼的主要类型；受俘类献俘就次数和参与群体来说，后期明显多于前期。

献俘礼作为自上而下的礼仪表演，由统治者倡导，群臣、使节甚至庶民参与，一并观看战俘进献仪式，体现和宣扬着胜利者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就其举行目的而言，不外乎庆功和震慑敌人，这便对礼仪场所的选址、大小、位置有特殊要求，它的时空特征展示了特殊的政治意涵，传达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