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晓 宇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重庆 408000)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备受海外学者关注。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的研究涉及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斗争史、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合法性建设、意识形态建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等等，几乎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了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学者主要有：美国的史华慈、费正清、罗斯·特里尔、沈大伟，以及海外华人学者郑永年等。

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成果也比较丰富，主要代表作品有沈大伟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2011)，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2010)，郑永年的《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如何构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费正清的《中国的世界秩序》(2008)、《中国的思想与制度》(2008)，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2013)，基辛格的《论中国》《新的中国领导人：十六大后的挑战和机遇》，等等。

由于改革开放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社会思想也日趋多样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行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悄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于这个变化过程，西方学者怎样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景是否看好？他们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从国家的视野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做简单的梳理和概括。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毕竟对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党情的熟悉程度不如国内学者，因此他们在研究中势必会运用西方的概念和框架，但其国际比较的视角则会对我们深入研究执政党如何长期执政，以及怎样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研究

史华慈是国外最早提出“毛主义”概念的学者，随之美国一些学者对“毛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如施拉姆指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1]美国学者约瑟夫·格里高利·迈哈内指出：“邓小平遵循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但是改变了策略。”[2]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沈大伟在其著作《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运用比较研究等分析框架，提出了收缩与调试的概念，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新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还在书中提出了中共新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中共的理论武装能力很强，同时坚持认为，思想建设对于巩固中共执政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郑永年认为，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实用主义，经济改革逐渐造成了一种基于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秩序。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将导致党的意识形态的终结。“美国学者约瑟夫了解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孔子、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健在，但马克思仍然是导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海外学者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建设虽有所变化，但仍然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尽管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的政治后果莫衷一是，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基本假定并没有松动。

有学者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吸收是其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研究兴趣和聚焦点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方面，他们普遍认为，作为外来的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文化特点，这种本土化的结合使得中国有力地整合了国家意识形态，弘扬了中华文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发展路径具有相似的规律，二者的演进发展规律都是渐进式、探索式的，二者对任何阐释都保持开放兼容的态度。”[4]也有学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优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了适合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制度优势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关于中共领导人研究

海外学者给予了中共领导人最大的研究兴趣和关注，他们认为研究中共领导人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窗口，只要把握了对中共领导人的研究，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实践。对中共领导人的研究，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主要研究对象，也有一些研究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专著，如1951年史华慈发表了研究陈独秀的论文《陈独秀与对现代西方的接受》。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指出，1978年至1992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大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邓小平一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俄国学者阿斯拉诺夫指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市场社会主义原则，在中国实践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实践，使这个国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保证了中国人民的温饱，基本达到了中等富裕，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2]

关于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比较，学者们主要从思想层面进行比较研究。张大卫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与邓小平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5]。郑永年则强调了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继承，他认为邓小平没有打算破坏毛泽东创立的政治制度，相反，邓小平是积极继承了毛泽东的列宁主义国家制度。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德里克主要强调邓小平在方法上对毛泽东的继承，他“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就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入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6]。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习近平予以盛赞。郭良平(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认为，习近平构建了中共新的执政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白诺思(英国学者)认为，习近平和美国最高领导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习近平是一个战略家。菲律宾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比·图阿苏通过对中共党内工作论述的研究，认为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对中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具体的且符合实际的，对中共的未来十分重要。美国学者魏昂德通过对中国官僚主义现象的研究，认为官僚主义会阻碍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改革家。李卓辉(印度尼西亚学者)指出，明确习近平在中共的核心地位有利于提升和强化中共的领导力，持续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有学者表示，他们对习近平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军建设、绿色发展、扶贫思想都能理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论断对中国、世界都有意义。党的十九大之后，海外一些媒体、刊物直接用“习近平思想”作为学术概念予以指称和讨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发行，使得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对习近平及其思想的研究。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

大多数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显著执政成绩加以赞赏，如郑永年认为：“努力建设一个开放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前东欧国家政党的本质区别。作为中国的执政党，中共在中国成功建立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开放型政党制度：一是推行领导人任期制，有效防止了专制及滥用权力；二是确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加快了官员流动速度，实现了干部队伍年轻化；三是实现政策有序调整。”[7]“沈大伟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既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中共也不会失去执政地位，而是会走出一条中间的道路。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性的。在这种谨慎和渐进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3]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万尼·阿瑞基在他的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指出，中国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即摆脱压迫的新秩序的契机。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在《中国的信息化与政治改革》一文中指出：“在接下来的20年，中国必须找到办法，摆脱它的历史阴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进行很多制度改革，这些改革都是中国在探索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政治道路上的大胆尝试。”[2]

美国学者布鲁斯·吉利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会引起中国未来民主的转型，应该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化程度表示乐观。很多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表示乐观，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但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纠错能力，使得其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出现重大挫折和失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海外学者对新中国70年的发展经验也进行了热议。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本国国情谋发展是分不开的，如斯坦福大学教授魏昂德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主张扎根中国实际，并对制度设计采取较为灵活和渐进的方法；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始终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中国70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总结经验的同时，海外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前景广阔，未来会取得更大的执政绩效和成绩。

四、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及合法性

有海外学者从中国共产党经历的转折来研究其所面临的挑战和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经历了1978年和20世纪90年代初两个时间节点的转变。第一次转折，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或领袖的个人魅力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转折，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步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8]。同时，一些海外学者认为，近些年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的是意识形态弱化、腐败问题严重、失业和不平等带来的挑战。对此，他们指出：“腐败问题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9]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裴敏欣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腐败问题难以根除的政治根源在于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郭学智(美国吉尔福特学院教授)通过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纪检工作改革和创新的研究认为，中共一直试图构建权力的制约机制，以遏制腐败的发生，中共正在努力构建党内监督系统化的制衡机制，以便更好地应对权力腐败的挑战。

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家傅士卓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面临的挑战最佳应对之策不应该是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维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取决于正式程序规则和使民众形成正义感”[10]。美国学者李成认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也面临着贫富进一步扩大的问题、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等等，这都是未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之一”[7]。

当然，也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如美国学者布鲁斯·迪克森认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都是一些慢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谈不上是一种威胁，“中国领导人确实面临着一系列严重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大多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由于并不存在那种突然的、意想不到的爆发，对当前制度也就不存在那种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应对并调整、适应它所面对的各种挑战”[11]。新加坡国立大学薄智跃认为，大多数中国人承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中共现在没有合法性危机。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

美国学者林培瑞和季北慈教授认为，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是务实的。更多的海外学者从学理层面对苏共和中共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有学者认为，中共与苏共最大的不同是，中共的发展理念强调人民性而不是特权性，这也是“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区别之一，因为“华盛顿共识”是要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是要帮助普通人民。新加坡学者林住君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始终。海外学者普遍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他们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予以高度肯定和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这是中国社会治理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让老百姓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也激发了全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者们还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部分西方国家执政理念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坚持人民利益第一的执政理念和标准使社会治理充满生机，西方部分国家坚持财团利益至上，容易导致社会不安、政局动荡、国家凝聚力弱化。

六、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特点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海外学者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及面临的挑战和应对之策进行了探讨，尽管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这些研究成果在客观上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对我们有一定的帮助和借鉴意义。同时，通过系统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实践的研究有一些相通之处。

一是海外学者的研究主体日益多元化。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与汉学研究、中国研究的一个最大不同是前者的研究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汉学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是一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国外学者；中国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是一些国外政治学者、历史学家等；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则不仅有大学教师、学者，还有政界人士，国际组织、高端智库的研究人员。

二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侧重于理解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实践，而不是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这种中立的立场有利于研究的客观性，也有利于海外媒体及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了解。

三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越来越宽泛，并不局限于执政党本身。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较少，且研究不够深入。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极大地提升，他们关注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既有对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有对面临挑战的分析；既有对中共领导人执政风格的研究，也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外学者对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不多、研究者也甚少，但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宣传力度，也扩大了党际交流，使得学者们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与了解进一步加深，他们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没有选择和照搬苏联模式及西方政党制度，充分发挥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时间节点。海外学者特别关注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研究。更多的学者也将研究目光投向了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发展、理论的创新、领导力的提升、领导方式的改革等方面。

总之，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要以真实客观的数据为依据，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直接目标，这样的研究才更有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以“找茬”“挑刺”等为目的，那么显然是不利于国际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的。而我们国内学者也要更多地关注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对其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进行批判性的借鉴与吸收，不断地拓展执政党建设研究的视野。

当然，从中国共产党角度来认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一是要及时关注海外研究动态。在国外，首先是有海外中国研究，其次才出现海外汉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 。新世纪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予以高度关注，随着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我们有必要对国外研究成果及时翻译、及时研究、实时追踪，以便更好地把握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动向。

二是要辩证地看待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由于海外学者队伍庞大，且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因此他们在研究立场、研究方法、研究动机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应该对海外学者的研究予以认真的鉴别，特别是要警惕那些打着学术研究旗号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伪学术。对于故意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执政理念的错误研究应及时予以有力回击，对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误解、误会要及时予以澄清，对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也要积极借鉴。

三是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和传播中国经验应该主动作为。为了加强海外宣传力度，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方针。2017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世界政党大会就是增强中国共产党与国外政党对话交流的桥梁与平台，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宣传提供了范例。

四是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最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和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本身，最有资格解读中国实践问题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本身。要做到辩证地看待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要解释、批判部分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攻击，就必须利用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鼓励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组织，积极向海外推送高层次的研究成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并在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及时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