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潮，李维武

(1.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2.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其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以下简称“两创”思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李维武教授在从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对这一问题予以了认真的思考。近日，访谈人对李维武教授进行了采访。围绕“两创”思想的理论定位、哲学基础、文化指向等问题，李维武老师谈了自己的相关思考。这些思考对深入理解“两创”思想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一、“两创”思想的理论定位：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观

李新潮：李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目前有许多文章把“两创”思想理解为一种文化方针。我们注意到，近期您也在关注“两创”思想。您在中国现代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贡献，因此，很想请您谈谈您是从什么样的理论视角来关注“两创”思想的。

李维武：对于“两创”思想，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研究，既可以从党的文化方针的视角来研究，也可以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视角来研究。我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主要是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视角，把“两创”思想看作一个文化观问题来研究。文化观问题，当然可以涉及许多现实的内容，但本质上说是一个哲学问题。“两创”思想作为文化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回应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哲学开展中所探讨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着重探讨、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何为哲学问题？在我看来，哲学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哲学自身所提出的问题；另一类是现实所提出的问题。前一类问题是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老问题，为历史上的哲学家不断探讨，然而，不是哪一位哲学家可以将其终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麟先生提出“哲学无定论”，认为哲学史上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被不断地探讨而又不可能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比如本体论问题，自从西方哲学史上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提出“道”以来，两千多年间哲学家们已经建构和解构了许许多多的本体论体系，迄今为止，人们还在不断地探讨，然而，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得出一致的看法。后一类问题不是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老问题，而是由某一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提出的新问题。并不是说所有来自现实的问题都是哲学问题，只有那些来自现实而需要进行反复思考和探讨的大问题，才能够成为哲学问题。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历史大变局，包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中国哲学家提出了一些大问题，比如，“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是一次两次讨论就能够讲清楚的，一百多年来中国哲学家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探讨。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大问题作出过明确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2]663今天，这个新中国不但建立起来了，而且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些辉煌的成就，并不意味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至今，各种思潮还在就这个问题，发表不同见解。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有忧患意识，必须准备进行伟大斗争，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之问相类似，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观问题，也属于这类现实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其所思考和探讨的不是抽象的一般意义的文化问题，而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两创”思想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深刻地回应了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当然可以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观来研究。

李新潮：鸦片战争以来，文化观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开展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呢？

李维武：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开展中所探讨的问题，主要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内容。围绕这些问题，又出现了不同思潮之间的争鸣和互动。我依据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将这些问题划分为三个层次：最抽象的层次是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古已有之的问题，从先秦起就开始探讨，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居中的层次是历史观和文化观问题，这些问题在古代中国也有过多方面的探讨，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问题，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现实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最具体的层次是政治哲学问题，这是来自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问题，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就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

由此可见，文化观问题与历史观问题居于同一层次，两者的联系也最为紧密；要正确地阐明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为指南。“两创”思想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文化观，依据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离开了这种正确的历史观，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和阐发“两创”思想的。另外，文化观问题一方面可以抽象为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联系起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谈到文化问题时，就主张将其上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运用马克思“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2]664和列宁“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2]664来加以阐明。他特别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说道：“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2]664同时，毛泽东又把对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的解决，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的回答联系起来，把“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作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只要细读《新民主主义论》，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文化观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正是这样，近百年来，围绕文化观问题，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见解，展开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形成了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相激互动的格局。这一思想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两创”思想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21世纪的新开展。

这些都表明，文化观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开展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只有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把“两创”思想看作一个文化观问题，放到一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的脉络中加以理解和阐发，考察“两创”思想承续了什么、坚持了什么、发展了什么，才能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

二、“两创”思想的哲学基础：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

李新潮：李老师，您曾经撰文主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思想，首先需要把握的，是对这一思想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在您看来，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两创”思想，最根本的着眼点是什么？

李维武：在我看来，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两创”思想最根本的着眼点，不在于阐明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不在于阐明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而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即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阐明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即为什么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讲清楚了这一点，才能阐明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理论根据就在于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开始，对于文化问题的理解和阐发，不论是从广义的文化来看，还是从作为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来谈，实际上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这就是强调经济生活和政治结构是文化的基础，两者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随着经济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也要或迟或早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着古今之变和古今之别。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土壤中，产生了灿烂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于当代仍然有意义、有价值；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毕竟产生于中国前近代社会，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经济和新政治不完全相适应，其中除了精华之外还有糟粕，除了积极的内容之外还有消极的内容，除了至今还有价值的东西之外还有在今天已经过时了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讲道：“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3]313由此出发，他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应用，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3]313。也就是说，在文化的古今关系上，“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3]313。正是这样，我们要积极承继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东西、优秀的东西，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适应并融入新中国的文化制度中。这个文化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强调在文化建设上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传统文化之所以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根据也就在这里。

可以说，只有以唯物史观即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阐释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据，才能把握“两创”思想的哲学基础，才能看到“两创”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意义的文化观，其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及由此对传统文化应取的正确态度。因此，我们说这是完整而准确地理解“两创”思想最根本的着眼点。

李新潮：李老师，您刚才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李大钊开始，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和阐发，都是从唯物史观出发的。您能否进一步谈谈其历史的开展和现实的意义？

李维武：百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和阐发，当然有变化、有发展、有不同，但都是以唯物史观为出发点，这一点则是共同的、一贯的。早在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成，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4]二十年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2]663-664。因此，“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2]664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5]23。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一定的文化的产生、存在和变化，都是由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

从现实上看，坚持以唯物史观理解和阐发文化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产生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其中有许多精华的、优秀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形成了共识，都不赞成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而不是以其他的历史观来理解和阐发文化问题，因而不赞成被动地守望传统文化，也不赞成简单地复兴传统文化，更不赞成以反对“反传统”为理由来否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是强调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东西、优秀的东西经过改造后，适应并融入新中国的文化。

李新潮：我们知道，唯物史观也讲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在您看来，在“两创”中，应该如何理解文化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呢？对于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与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之间的张力，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维武：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一方面贯穿着唯物论原则，即强调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对文化现象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也贯穿着辩证法原则，即承认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并对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他在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后，又指出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664。但文化的这种独立性、这种“伟大的影响和作用”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以此来否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在文化生成与发展中的根本决定作用。因此，毛泽东说：“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2]664

谈到文化对政治结构和经济基础的影响和作用，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就是这种影响和作用，有可能是积极的——或推动旧政治、旧经济的变革，或促进新政治、新经济的巩固；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或阻碍旧政治、旧经济的变革，或妨碍新政治、新经济的巩固。毛泽东在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时，不仅指出这个新中国要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强调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在于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推动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的变革，促进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巩固。

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5]23。他又强调：“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5]23正是这样，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在文化建设上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因为只有这种文化制度才能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创”思想的提出，正是要通过承继和吸取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东西、优秀的东西，来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进而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在“两创”中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处理好经济、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与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决定作用与反作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张力，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并处理好这种张力。一方面，要看到传统文化由于具有这种相对独立性，其中精华的东西、优秀的东西，在经历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后，并没有随着旧政治、旧经济一同解构和消失，而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仍然具有生命力，能够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适应并融入新中国的文化制度中；另一方面，又不能把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放大为绝对独立性，把传统文化当作不受政治、经济制约的超然存在，并以此为标准来看待和衡量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开展，看待和衡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看不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文化发展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另一种倾向是把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无限放大，认为只有文化才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决定因素，强调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根本，因而形成背离唯物史观的“文化决定论”，把复兴传统文化说成是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最根本的东西。前一种倾向，现在已经基本被克服；而后一种倾向，现在却在一定程度上盛行。特别是一些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后一种倾向的坚定主张者和极力鼓吹者，因此，现在主要是防止后一种倾向。

三、“两创”思想的文化指向：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李新潮：李老师，自“两创”思想提出后，对于这一思想的文化指向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分歧的焦点在于：“两创”所要建设的文化，是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还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对理解“两创”思想很重要。因此，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维武：厘清“两创”思想的文化指向，对于理解“两创”思想确实很重要，值得重视和探讨。我的观点很明确：“两创”思想的文化指向，不是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而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正确把握“两创”思想的文化指向。

李新潮：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1对于“中华文化立场”这个概念，有人认为其内涵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您看来，应当如何来理解“中华文化立场”这个概念呢？

李维武：正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有人认为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在我看来，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非历史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属于“中华文化”，但不等同于“中华文化”。完整意义的“中华文化”，不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还包括鸦片战争后一百八十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包括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内容。

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历史大变局，中国进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因而出现了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中国文化在形态上和传统上实现了更新，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新文化，形成了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传统，开始是以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式出现的；五四运动之前，这种资产阶级新文化在同旧文化的斗争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根本上仍是一种具有妥协性质的文化。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成为中国新文化的领导者，中国新文化的面貌才开始焕然一新。关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变迁和新开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作了精辟的阐发，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奋斗目标。今天我们所说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主体内容。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当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其更为重要的内容。之所以如此，在于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适应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建设的“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663，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和特殊贡献。如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包括这种“新文化”，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伟大创造和特殊贡献，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就成了一个失去自己文化根基的空洞提法吗？而“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没有了自己的根源。

近年来，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流行，一些人或有意或无意遮蔽甚至否定这种“新文化”，将其排斥于“中华文化”之外，而对“中华文化”作出片面的、狭隘的、非历史主义的理解。只有把这种“新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才能对“中华文化”作出的全面的、完整的、历史主义的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也才能由此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理解。

李新潮：李老师，您谈到“两创”思想的文化指向在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使我联想到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这一文化观主张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及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您能否谈一谈“综合创新论”与“两创”思想两者之间的联系呢？

李维武：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创”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综合创新论”针对的是中国文化在现代如何发展的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从中西古今文化中汲取好的思想资源，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两创”思想针对的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如何传承的问题，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基于当代的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内容进行改造和承继，使其融入新中国的文化制度中。但是，两者又有共同的方面，即两者都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都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既不应当是复古主义的，也不应当是虚无主义的，而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为原则，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选择和承继，以此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因此，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创”思想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即都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

李新潮：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对于理解“两创”思想，有哪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方面呢？

李维武：依我对张先生“综合创新论”的认识和体会，感到其中有四点尤其值得我们在理解“两创”思想时关注。

第一，“综合创新论”是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提出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哲学理论。张先生对于明末清初以来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将这一争论划分为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四个大的阶段，并对这些阶段中出现的各种文化主张进行了考察和研究，进而提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论，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西古今文化资源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

第二，“综合创新论”强调对中西古今文化资源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张先生看来，这个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对中西古今文化资源进行分析、评价、选择，需要以正确的、合理的价值取向作为标准，而对经过筛选的文化资源进行综合创造，又必然需要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内核，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新文化系统。

第三，“综合创新论”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既不是“儒学复兴”，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与毛泽东所说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一致的，也就是党的十九大所强调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张先生看来，对中西古今文化资源进行辩证的综合创造，是有其明确的目标指向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如果偏离了这一目标指向，就会把中国文化发展引上错误的道路。

第四，“综合创新论”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主张用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解决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体用关系；对于这一问题，无论是讲“中体西用”，还是讲“西体中用”，以及讲“中西互为体用”，都难以说明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相反，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体现了事物矛盾的精髓，能够确切地把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问题解释清楚，能够清楚地说明我们要汲取的文化资源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要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不论是用体用关系还是用源流关系，都是难以讲清楚的，而只有从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才能抓住其中本质。我们要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把古代文化、西方文化中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好东西汲取过来，进行综合创新。也就是说，对于古代文化，要将其中那些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传承下来，将那些已经被现代生活否定了的糟粕性的东西剔除出去；对于西方文化，要将对当代中国有积极作用的东西汲取过来，将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东西剔除出去。这里都涉及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