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佳

一个月前，我在写一篇关于梅艳芳的文章。

在一本名为《最后的蔓珠莎华》的书中，梅艳芳生前的部分好友回忆了她的生平。其中有几位，对她的评价是，“梅艳芳在女性化之余，又有男人的豪气”。

我凝视着那些文字，生发出些许怀疑——为何梅艳芳身上的豪气，会被表达为“男人的豪气”？

此刻，这个用以形容人的气度大方、行事磊落的词汇，被赋予了某種性别色彩。那就像是件原本能够穿在所有人身上的衣裳，却从女性身上拉扯开来。

这一年里，我的写作越来越多地渗入了女性主体意识，类似的怀疑愈加频繁地发生。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激烈，缓慢而渐进，就像逐步睁开看世界的第三只眼睛。

正是这只眼睛，让我得以看见语言背后板结的思维，让我识别出媒体制造的符号中掩埋的陷阱。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受到更多难以言说的挣扎和苦痛。

我想我不应掩饰这桩事实：身为女性，我对女性话题的关注与书写受一种原始力量的驱使，逐渐成为本能。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同时我毫不怀疑，这已令我向世界的真相，又迈进一步。

10月初，厦门房产中介涉嫌杀害独居女孩的事件发生后，我决定写一篇关于独居女性的报道。当时，编辑曾来电，和我讨论报道的主题。

通话过程中，他无意间问起，说自己作为男性，其实并不明白，是只有那些经历过危险的女孩才会在独居过程中感到害怕，还是每个女孩在独居时都会害怕？

我是报道的写作者，出于新闻对于客观立场的要求，我本应身处事件之外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