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

发生于1974年1月的西沙反击战，是新中国海军舰艇部队对外国海军的第一次海战，也是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一生中下决心打的最后一仗。当时毛泽东已年过八旬，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却依然睿智清醒。西沙反击战的胜利，除毛泽东在选择邓小平、叶剑英这样的指挥者得当外，在全局判断上更显示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洞察力。在西沙海域发生对峙和交战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能纵观世界全局，看到美国对华战略需求的份量更重，照顾南越盟友的战略利益已放在次要位置，因而判定美军不会干预西沙之战，中方应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打败南越海军，并乘胜完全控制西沙群岛。

西沙出现开战迹象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做了具体部署。1月19日凌晨，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召开紧急作战会议，在会上决定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化，还提出政治上争取主动、后发制人。经毛泽东决定，组成了指挥这场斗争的六人领导小组，参加者有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总参谋长、海军苏振华政委、北京军区陈锡联司令员这四位有丰富战争经验的老领导，并加上“造反起家”的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总政主任张春桥。周恩来还亲自组织小组成员研究商讨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并以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说明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要求做好战斗准备。

由于当年“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王洪文、张春桥这种擅长作乱而毫无军事指挥知识的人被抬上中央领导中的高位。毛泽东心里却清楚，他们只会“造反”，而无治国打仗之才，还是让邓小平、叶剑英这样身经百战的军事家来指挥西沙作战。

1月19日上午，六人领导小组成员来到北京的总参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由叶剑英、邓小平负总责。此时邓小平复出仅几个月，1月初刚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西沙之战成为他在“文革”中停职七年后指挥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据当事人回忆，邓小平到总参作战部后言语不多，却句句有力并抓住要害。

中国方面从中央军委到海上斗争第一线，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并能及时下达指示。南越当局的指挥系统却出现了上下意志不一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体制上的弊病所造成的。自吴庭艳这个独裁多年的“总统”被美国嫌弃又遭部下杀害后，南越伪政权实行美式的所谓“民主选举”，走马灯式地更换头目，每一个都没有统辖全军的威望。以军长身份升为伪总统的阮文绍因贪腐严重，受到政界和军内许多派系反对，想对华挑衅凝聚内部又做贼心虚，因而只是笼统地下达命令而不能及时掌握战场形势，许多下级官兵又对他的命令不满。据参加过海上对峙的南越海军人员后来回忆，他们毕竟知道中国是个总体力量远胜自己的大国，官兵大多不想真正开战。这种上下离心、色厉内荏的心理，也决定了后来遭到痛击后就惊慌失措的结果。

南越海军的“陈平重”号驱逐舰

1月18日，南越海军依仗其舰只吨位大，摆出威胁架势，试图在不开火的情况下将中国海军赶走，并完全占领西沙永乐群岛，却未达到目的。后来披露出的史料证实，1月19日凌晨阮文绍向编队的旗舰“陈平重”号发来电报，命令马上“收复越南领土琛航岛”，不过又指示行动方针要“采取温和路线”，同时要求“如中共开火，要立即还击消灭他们”，包括“消灭渔船和小船”，并将行动时间定在19日清晨。这一电报，实际上等于下达了开战令，却又因心虚说要采取“温和路线”，等于又把开火权推给一线指挥官。一线指挥的南越海军大校何文锷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得到其“总统”有些含糊的命令就敢于首先开火，遭受失败后又推卸责任。南越海军战前没有制定作战的详细预案，后方海空军未做支援准备，已经风雨飘摇的西贡当局出现这种指挥紊乱，注定了这次寻衅必然会失败。

当时中方知道了南越伪军的动向，事先已有了作战准备。不过此时因国家战略重点在北方，南海舰队力量又弱，总的精神是不想扩大战事，原定将南越伪军从西沙赶走的预想还未准备马上实施。在西沙的解放军海军早奉命不先开火，却有反击的准备，这就能应付自如。

到了1月19日早上，南越海军果然开始行动，首先是想吓退中方舰艇，完成阮文绍下达的占领琛航岛的任务。上午9时，南越军舰首先对空开火进行威胁，“李常杰”号又依仗其钢板厚实，用舰首径直朝中国舰队冲撞而来，与解放军396号扫雷舰擦边相撞，导致中方舰上的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遭到严重损坏。中方此时遭受非战争情况下的最严重挑衅，却还按上级规定没有进行反击，表现出极大的克制。

“李常杰”号撞击了中国扫雷舰后，又狂妄地从解放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该舰还放下4只橡皮艇，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见岛上有人，便首先开枪射击。早有准备的中国守岛民兵马上自卫还击，当场击毙入侵者1名，击伤多名，其余狼狈逃回舰上。

在西沙的南越海军最高指挥官何文锷大校见登岛失败，认为有解放军4艘舰艇作为守岛民兵的后盾，就无法完成夺取琛航、广金岛的任务。他同时认为，中国守岛民兵已经开火，就可按照阮文绍的命令“立即消灭他们”，自己有舰大、火力强的优势可以打赢。后来一些南越海军指挥官都抱怨何文锷鲁莽开战，自认为必胜却反倒吃了大亏。

南越海军的“李常杰”号护卫舰

1974年1月19日10时23分，南越海军排水量1700吨的旗舰“陈平重”号首先向解放军的274号猎潜艇开炮，接着南越其他军舰也跟随开火，中方立即还击。尽管中国海军的装备不占优势，却有勇敢精神而在士气上压倒了敌人，而且通过多年同国民党海军作战，培养出了以小打大的传统。南越海军官兵本来就胆怯，有些指挥官因害怕对华开战而不满阮文绍的命令，交火后指挥混乱且缺乏协调。吨位、火力远居劣势的中国舰艇反而经过短时间就掌握主动，出现了“小艇追着打大舰”的海战奇观。

西沙海域双方舰艇开火时，中方海军力量的吨位、火炮口径都处于绝对劣势。两军的舰艇各有4艘，南越军舰总吨位达6000吨以上，装备127毫米及以下口径火炮50门。中国舰艇总吨位只有1760吨，仅装备85毫米及以下口径的火炮16门。以这样的实力对比，双方如在远距离炮战，南越海军会稳居优势，尤其是其大口径舰炮打击远距离目标时，对小舰艇甚至可做到一击致命或重创。不过开战前的态势却是双方舰只近距离对峙，这样就让南越军舰航速不快、火炮口径虽大却射速较慢的劣势充分暴露出来。当年中国舰艇的建造突出应付近战，吨位虽小却机动灵活，舰艇吨位和体积较小又导致受弹面积较小。中方舰艇火炮口径小却射速较快，在近距离对南越军舰硕大的舰体和上层建筑能比较准确地命中，近距离交锋反而能发挥出长处。

西沙海战开始前，双方的舰艇是4艘对4艘，南越军舰吨位大、体积大，装备的火炮口径和数量◎南越海军的“李常杰”号护卫舰远超中国舰艇

南越军舰首先开火时，其“陈平重”号依仗吨位和火力优势，先向其判定为指挥艇的中国274号猎潜艇开炮。此时双方相距约在千米左右，有利于南越军舰上的大口径火炮发挥威力。南越的炮弹命中了274号的指挥台，正在上面指挥的政委冯松柏牺牲。此时中国海军官兵无不义愤填膺，加上事先已有遇攻击就可反击的命令，马上按预案投入战斗。

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同国民党军展开海战起，就强调以“近战”方式实施“小艇打大舰”。此次西沙海战打响后，解放军海军舰艇吨位和火力不如南越，为发挥自身机动灵活的优势，指挥所马上命令各舰艇以最高速度接近距离其最近的敌方舰艇，采取近战手段打击敌人。中国舰艇冒着敌人的火力，高速接近敌舰，10来分钟就把距离拉近到400米之内，最近的达到百米，达到了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效果。

双方距离拉近后，中国舰艇的速射炮就有了用武之地，尤其是271號和274号猎潜艇以速射炮火压制住了南越军舰“陈庆瑜”号的主炮，并击中了其驾驶台和指挥通信设施。这艘敌舰通信中断，指挥失灵，被迫拖着浓烟掉头逃跑。解放军另外的两艘扫雷艇也冲到了南越“李常杰”号旁边，先以威力不小的85毫米口径炮击中其指挥台，造成其指挥中断，接着又近距离集火射击，压制和摧毁了这艘驱逐舰舱面上的火炮，导致“李常杰”号甲板上多处起火，后逃走。

南越的两舰受创后，本在稍远处的10号舰即排水量650吨的“怒涛”号护卫舰冲过来试图救援同伴。它开炮击中了中方的389号扫雷舰，造成舰上人员不少伤亡，扫雷舰上指战员们却在指挥员命令下迎面向“怒涛”号冲去。南越海军从未见过这种阵式，一时间惊慌失措，射出的炮弹失去了准头。389号很快冲到了距离敌舰只有十几米的地方，双方难以开炮，中国海军战士就端起枪支向敌舰扫射，并投出大量手榴弹。“怒涛”号甲板上的南越官兵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近战，有些当场被打倒，其他纷纷向甲板下逃窜。双方距离拉开后，389号扫雷舰上的85毫米口径火炮开炮击穿敌10号舰指挥室，击毙敌舰长及以下观通指挥人员数人，“怒涛”号就此无人操控火炮，只靠着轮机舱内的动力缓慢地向南逃去。

描绘西沙海战的画作，表现中国海军舰艇以85毫米口径炮猛轰敌舰

当南越的“怒涛”号丧失战斗力后，南越另外三艘军舰还有战斗力，如果逃远还能发挥射程和火力优势，解放军舰艇便紧咬住不放。因扫雷舰航速已不足10节，只有2艘猎潜艇依仗着速度优势能追着敌舰猛打。战至11点30分，经一小时交锋，解放军艇上的弹药也快消耗光。在此关键时刻，增援的2艘037型猎潜艇281、282号来到战场，其吨位虽比较小，却在战斗的天平上加上了最后一块决定性的砝码。

此时在“陈平重”号旗舰上的南越海军最高指挥官何文锷大校腿部已受伤，心理严重动摇，突然看到又出现了中国方面的两个海上目标便惊慌失措。他在战后的回忆录中称，此时以为是中国导弹驱逐舰到来，就马上下令全速撤退，对已受重伤行驶缓慢的10号舰“怒涛”号也弃之不管。其实战前南越当局根据情报已知道中国仅有的4艘导弹驱逐舰都在渤海附近，何文锷此说可能是当时产生了心理错觉，也可能是以此为借口来逃命。

何文锷下令后，南越“李常杰”号、“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都全速落荒逃跑，解放军海军新到的猎潜艇马上咬住掉队的“怒涛”舰，接近后就以两艇各配备的2座双联装57毫米炮向“怒涛”号猛轰，连续打出几百发。至14时52分，“怒涛”号因水线下的弹药库被命中起火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全舰82名官兵无人生还。

南越海军10号舰“怒涛”号

在这次海战中，中国方面共有18名官兵牺牲，67人受伤，1艘扫雷舰受伤较重。南越海军死亡人数超过100人，参战的4艘舰中除“怒涛”号被击沉外，基余都受重创。西沙海战的捷报迅速传到北京，在总参作战部中的领导小组成员马上掌握了情况。此时已到下午，据当事者回忆，邓小平说了一句“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吧！”接着，领导人就在心情非常愉快的情况下就餐。

西沙海战，以中国海军全胜告终，首开了中国海军击沉外国军舰的纪录（旧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和其他海战中都未击沉过敌舰），也是军民配合在海上打人民战争的成功范例。当天西贡政权为掩饰惨败，新闻发布官竟称中国方面派出了“科马尔”级驱逐舰，使用了“冥河”式导弹（这均是当年的苏联装备）。其实，中国海军在此次海战中只以2艘扫雷舰、4艘猎潜艇参战，只使用了火炮、枪支和手榴弹，而且是在吨位、火力都居劣势的情况下赢得了胜利。此种战法虽然是后人难以仿效的特例，但解放军海军当年的勇敢精神永远值得学习。

1974年1月19日，中国海军在西沙海战中获得胜利，从而掌握了这片海域的制海权，航空兵也能掌握制空权，马上面临着下一步如何行动的问题。南越伪军的海军虽败逃，实力在世界上超强的美国海军仍在远东保持着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在南海附近的菲律宾苏比克基地有强大的海空力量，中方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最大关注点恰恰在于美方动向。

从表面上看，美国同首都在西贡的“越南共和国”还保持着同盟关系，按协定应提供帮助。而当年中国海军同美军舰队的实力相差极为悬殊。当时发现美国的一支舰队从苏比克基地驶出，是否驶向西沙方向还不明确，让领导小组对下一步如何行动颇费思考。1月19日当天，在总参指挥的邓小平分析了形势，认为美军不大可能介入，因此最先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派兵收复南越占领的西沙的甘泉、金银、珊瑚岛。他同叶剑英商讨后取得一致意见，并得到毛泽东同意，于是果断下达收复西沙三岛的命令。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到中国在南海地位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是基于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尤其是复杂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深刻的认识。此刻美国从全球战略出发想拉中抗苏，在追求自己主要利益时不会顾及南越政权这个小盟友。据时任南越海军负责指挥作战的副参谋长杜剑在逃美后回忆，西沙作战时他一再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支援，却都没有回音，甚至在战后请求帮忙打捞生还者都遭到拒绝。南越政权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些官员因害怕对华扩大战事而反对阮文绍的决定，如空军便一味敷衍不肯出动飞机支援海军。

美军不出面，它的走狗自然就好打。1月19日海战结束后，中央军委又命令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发起登陆作战，以收复1956年以后一直被南越军队占领的珊瑚岛以及刚刚被其侵占的甘泉、金银两岛。此时南海舰队的家底太薄弱，连登陆舰艇都缺乏，便临时征用了海南岛渔业公司的渔轮，广州军区临时从海南岛的132师、守备10团抽调3个步兵连和1个两栖侦察队，当晚就乘坐海军舰艇和渔轮开赴永乐群岛。

为收复西沙永乐群岛，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和广州军区的空军先出动侦察机进入西沙上空，又以多批次歼击机、轰炸机编队到敌占岛屿上空巡航，虽留空时间很短，却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让守岛之敌丧胆并让南越海空军不敢轻举妄动。奉命登陆西沙的舰船在向西沙三岛航渡的过程中一切顺利，没有受到干扰。

参加西沙海战的274号猎潜艇回港时受到热烈欢迎

已故画家高泉1979年所绘的表现登陆收复西沙的油画（局部）

1月20日上午9时，执行甘泉岛登陆任务的广州军区部队乘2艘渔轮到达近岸位置后，立即换乘橡皮舟和小舢板实施登陆。侵占该岛的南越军队开始以机枪向中国船艇扫射，马上便遭到解放军舰艇的炮火轰击，其官兵惊恐万状，逃到灌木丛生的岛中部躲避。解放军登陆部队上岸后发现，躲在草丛中的南越军人都吓得把头埋在沙子里，经喊话全部缴械投降。接着，解放军又收复被南越当局侵占的珊瑚岛，岛上的南越军队投降。当时在南越的军队中有一名美国联络官，看到中国军队后坐在那儿神色自若，安然就俘而满不在乎。事后南越官兵都说，此人在开战后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其实这正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收复甘泉岛时，解放军又登陆金银岛，守岛的南越伪军闻讯已登船逃窜。这天上午西沙永乐群岛的敌占三岛全部收复。这场西沙海战和登陆战规模不大，却在中国维护海权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74年1月20日，解放军收复西沙三岛时，南越伪军举手投降被活捉的场景

收复西沙三岛时中国军民缴获的南越伪军的部分武器装备

阮文绍为头目的南越当局在西沙寻衅的结果，变成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一时恼怒不已。为捞回面子，南越海军派出6艘军舰从岘港驶向西沙群岛方向，又新派2艘驱逐舰从南方开往岘港增援，同时下令该地区的海、陆、空三军全部准备参战进行报复。不过南越当局毕竟是美国的仆从，武器装备和油料等全靠主子供应，向中国挑起这种规模的战事不经批准是打不成的。美国在上一年签订巴黎协定后从南越撤军，对阮文绍政权已视为一个如同鸡肋的包袱，此时对其海空作战的援助要求一概置之不理。在这种形势下，南越当局发现中国在不断向西沙群岛及其相邻地区增派力量，自己又没有了后援，若再战只会输得更惨，只好下达了避免下一步同中国作战的内部命令。

南越当局在军事上失利后，还想在国际上得到同情支持，便要求其驻联合国观察员阮友志提交议案，要求安理会讨论介入西沙群岛问题。为此，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黄华马上发出声明：西沙是中国无可争议的神圣领土，无需联合国讨论。此时苏联同南越处于敌对状态，美英法又想对华搞好关系，结果没有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支持南越当局，其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否決。这样，西贡政权不仅输掉了一场军事仗，同时因失去国际支持又输掉了外交仗。

解放军完成了收复三岛的登陆作战后，南海舰队和广州军区空军部队一面派舰艇和飞机严控西沙群岛海域，一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不扩大战事，对敌方未接近战区的舰、机活动只密切监视。考虑到南海舰队实力在海军三大舰队中最差，西沙海战结束当天中央军委就决定从东海舰队调3艘导弹护卫舰去加强战力。

此次海战爆发前，解放军海军刚开始为军舰装配反舰导弹，即按照苏联依据1959年的“二四协定”提供的P-15舰对舰导弹技术而制造的“上游”1型。该导弹重2.5吨，最大射程80千米，装配后就使军舰由火炮时代迈入了导弹时代。由于苏援中断和国内政治动乱影响，这种导弹于1965年才仿制成功，此后生产装备又很迟缓，至西沙海战爆发前只为北海舰队的4艘苏制驱逐舰（即“四大金刚”）和东海舰队的4艘以苏联进口机件在国内建造的6601型护卫舰完成装配，而南海舰队还没有装配导弹的军舰。中央军委从海防全局考虑，决定从舟山港内刚完成导弹化改装的海军护卫舰第18大队中抽调3/4的力量，即把3艘6601型护卫舰调到南海。这种排水量不过1300吨的军舰虽然吨位比不上南越海军的大型舰，却装备了对方没有的舰对舰导弹，如在海上交锋就会具有优势。

解放军舰艇编队通过台湾海峡，有可能同国民党军的舰只遭遇，不过从当时国际战略形势和两岸关系看却不大可能遭受拦截。自1965年11月解放军在福建沿海的崇武以东进行海战并击沉“永昌”号后，国民党军再不敢在海上对大陆舰船主动发起攻击。另外，1954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此时还有效，美军仍驻台，这个条约规定国民党军对大陆采取军事行

动要经过美国同意。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美国为拉中抗苏就不许台机再进入大陆侦察袭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又加紧了管束，不会允许台方舰只攻击大陆穿越海峡的军舰，那样做将干扰美国的全球战略。

1月22日，当解放军东海舰队的“昆明”号、“成都”号、“衡阳”号三艘导弹护卫舰起航后，大陆方面做了可能遭台军拦截的准备，福建沿海上千千米的海岸线上，上万名陆海空军官兵坚守在舰艇上、飞机驾驶舱内和海岸炮兵阵地上，做好了战斗准备。舰艇编队进入台湾海峡后拉响了一级战斗警报，实行了灯火管制，福建前线的鱼雷艇部队也出海警戒。在南下途中，解放军的舰只没有与国民党舰艇相遇，雷达监控中只发现台海中线以东有一艘台军“阳”字级火炮驱逐舰驶近。这型驱逐舰是当时台湾海军的骨干，是美军二战留下来于上世纪50年代交给台湾的，作战能力已远弱于已经导弹化的解放军导弹护卫舰，它们不被允许也不敢前来交锋。

多年前大陆的一些非官方媒体上曾出现过一种说法，称蒋介石对解放军舰只通过台海“放行”，还绘声绘色地编造了他对“唐”姓的台湾海军司令的一段话，国内有些人还持续引用这个段子。其实此事不见于台湾任何当事者的记述，从1970年至1976年任台湾海军司令的是宋长志，所谓“唐司令”本身就是虚构的人物。当年蒋家父子同南越当局基于反共的共识，关系极为密切，阮文绍在西贡陷落时还不肯去美国，而选择了台湾为流亡地。过去媒体上出现的这个违反历史的谎言，完全是“国粉”、“蒋粉”为美化被中国革命打倒的反动人物而蓄意编造出来的。

解放军南海舰队得到了3艘导弹护卫舰，海军又调部分潜艇前来支援，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向海南岛调动了力量，如在西沙海域交战，中方就能对南越形成装备优势。南越当局只好放弃对西沙群岛的野心，而在1974年内加强了对其所占的南沙六岛的控制。

西沙海战发生时，越南劳动党领导的政府只发表了态度不明的声明，没有按过去的说法称当地是中国领土。西沙反击战结束一年多之后，1975年3月越南人民军在南方游击队配合下向南总攻，于4月末解放了南方，并在此过程中迅速利用缴获的南越登陆舰运兵抢占了伪军占领的南沙六岛。接着，统一了南北方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背弃了原来承认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立场，还对西沙群岛提出领土要求。这一情况也从反面证明，如果没有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正确分析国际战略形势而下定决心，解放军若是不能“以小打大”击败南越海军并果敢夺取甘泉等三岛，西沙群岛西部的永乐群岛的结局就难以设想，南海后来的形势会对中国更为不利。

西沙海战的胜利，一时使全国军民为之振奋，更深切地感到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后对外战争都是出手必胜，这大扬了国威军威。在群众欢呼的同时，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却看到了这一仗暴露出我国海上力量的薄弱，过去偏重于内陆防御的惯性思维也受到触动，增强了发展海军以保卫海权的观念。

1975年5月3日，已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时隔近一年在京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向海军政委苏振华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接着，他又举起左手的小拇指晃了一下说：“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海军党委迅速制定了建造70万吨军舰的计划。5月23日，毛泽东对报告正式指示：“同意，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这是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最后嘱托，也说明我国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变化，上一年进行的西沙反击战无疑对此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现代海军建设需要国家综合工业和科技实力的保障，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我国经济水平总体落后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海军建设的十年规划未能实现，不过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1988年初，解放军又进驻南沙群岛并在一些礁盘上立住了脚，这在南海维权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大发展，在南海的建设和维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看到如今的成就，再回首当年西沙海战的英雄业绩，人们更会感受到这一仗的历史意义，并始终缅怀当年英勇奋斗的先烈们。

（全文完）

（作者為战史专家、教授、专业技术少将）

[编辑/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