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琦，王 毅，秦小静，孙 建，叶冲冲

(1. 成都理工大学，四川 成都 610059；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3. 河南理工大学测绘与国土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454000； 4. 西南石油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 成都，610500)

土壤胞外酶活性驱动着土壤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循环[1]，并能够快速响应植物、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养分的变化，是理解生态系统土壤-植物驱动机制的关键[2]。目前，关于土壤胞外酶活性研究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土壤碳、氮和磷等养分因子作为各类酶重要底物，其含量的多少与酶活性显著相关[3-4]；较低的土壤含水量通过抑制微生物生长，进而影响碳和氮转化相关的酶活性，例如β-葡萄糖苷酶(β-1,4-glucosidase,βG)、亮氨酸氨基肽酶(leucine aminopeptidase,LAP) 与N-乙酰-β-D-葡萄糖苷酶(N-acetyl-β-D-glucosidase,NAG)；pH影响土壤养分元素的矿质化过程，如有机质分解、有效氮循环及有机磷化合物转化等，调节酶促反应中的相关酶活性[5]。围封措施下植被和土壤养分均得到一定恢复和改善，而不同围封年限群落演替过程中土壤酶活性的变化机制及土壤养分转化机理尚不明晰。

植物凋落物和根系的碳输入促进土壤有机物矿化过程[6]，微生物和相应酶调节植物根系碳吸收与碳转化为氮和磷等养分之间的权衡效应[7]，养分转化及含量的平衡过程受到环境因子的影响[8]。微生物能够分泌特定的胞外酶，获取限制性养分以满足自身生长，进而改变土壤生态酶计量比[9]。水解酶βG，NAG，LAP和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4种胞外酶活性，与微生物群落代谢功能及养分生物循环密切相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