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中国当代医药》主笔 潘 锋

精神疾病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的困扰，精神疾病给患者和家庭及全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是给人们的心理健康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有调查显示，疫情期间中国人群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高达30%。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陆林教授，在10月9日举行的“‘创新守护·美丽心灵’2020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上，应邀做了题为“疫后精神卫生事业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陆林院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伊始，精神障碍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治疗且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健康问题、居家隔离、社交距离等因素而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疫情给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要结合此次疫情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疫情引发诸多心理健康问题

陆林院士做学术演讲

陆林院士说，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目前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已超千万，死亡超过1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在新冠肺炎疫苗问世后新冠肺炎可能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趋于缓解或控制，但新冠肺炎对人类精神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可能在1～2年内消退，至少要延续10～20年。2019年《柳叶刀》杂志刊文指出，冲突环境下心理障碍的发病率将显著升高，从而产生更大的疾病负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影响。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动员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呼吁全球关注新冠肺炎导致的心理痛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指出，“精神卫生必须被视为我们应对疫情大流行并从中复苏的核心要素，这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在整个联合国系统支持下肩负的集体责任。对人们的情感健康掉以轻心，将会造成长期的社会和经济代价。”

陆林院士说，新冠肺炎疫情对大众来说是一个应激事件，人们可能会因此出现抑郁、焦虑、恐惧、失眠等各种生理或心理应激反应，疫情对公众精神心理健康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一项今年2～3月对50 000 多名居民的线上调查发现疫情期间大众精神心理问题突出，其中27.9%的被调查者有抑郁，31.6%的有焦虑，29.2%的存在失眠，24.4%的有急性应激症状。疫情期间抑郁症发病率接近30%，这部分人群有些是可以康复的，有些可能会转变为重型抑郁症。

陆林院士介绍说，新冠肺炎易感人群包括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医务人员等一线工作者及家属、隔离人群和延迟复工者等。新冠肺炎患者不仅遭受着躯体的痛苦，同时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对死亡的恐惧，极易产生不良情绪，初步研究显示新冠肺炎患者抑郁、焦虑、失眠和急性应激症状发生率分别达到75%、71%、68%和71%。目前新冠肺炎发生不到一年，全球还没有长期的观察数据，但从2003年的SARS 幸存者精神心理问题研究中仍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虽然SARS 当年感染人数较少，但却对感染者的精神心理造成了很大的持续影响。SARS 患者出院后3个月焦虑、抑郁占比分别达到17.5%、11.1%，出院30个月后焦虑、抑郁者占比分别上升到46.6%、21%。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众多，影响面更大，无疑对患者的精神心理健康影响也会更大并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尽管感染者及其家属已经治愈新冠肺炎，但仍有许多人不能从痛苦和悲伤中走出来，很多人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由于严重抑郁而自杀。此外，汶川地震一年后，丧亲幸存者中哀伤症发生率达到71.1%，丧亲的人们在长期痛苦中不能恢复，丧亲成年人延长哀伤障碍的患病率达到9.8%。截至2020年10月8日新冠肺炎已造成全球1 059 874 人死亡，他们亲属的痛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陆林院士说，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精神心理问题突出，特别是包括武汉在内的湖北地区的医务人员的精神心理问题尤为凸显，患病率显著高于非医务人员。今年5月进行的一项对武汉市16 000 多名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医务人员抑郁症占比达到45.7%，焦虑症达到34.2%，失眠占比为22%，有应激症状者占34%，有躯体化症状者占48.1%。尽管目前我国疫情已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但很多医务人员仍存在抑郁和焦虑症状，说明疫情对他们的精神心理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陆林院士说，疫情期间采取的隔离措施同样也带来了许多精神心理问题，包括应激症状、困惑和愤怒，压力源有较长的隔离期、感染恐惧、沮丧、厌倦、物资供应不足、信息不足、经济损失和耻感等，由于停业停课，焦虑、抑郁，药物使用和家庭暴力可能有所增加。调查发现疫情期间46.8%的人增加了对网络使用的依赖，16.6%的人使用网络时间延长，重度网络成瘾发生率从疫情前的3.5%增至4.3%。此外，疫情期间过度使用网络增加了自伤的发生风险，儿童青少年游戏成瘾在疫情期间明显增加，已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发布共识，探讨如何预防疫情期间问题性网络使用的发生。

陆林院士强调，疫情对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状况的影响不容忽视。儿童青少年超过半年多时间居家隔离无法回到学校正常上课，导致少部分孩子出现焦虑或抑郁，沉迷于游戏、手机甚至拒绝返校。与家长或照顾者分开的儿童更需要受到特别关注，他们包括因感染或疑似感染被隔离的儿童等，被隔离的儿童罹患急性应激障碍、适应障碍和悲伤的风险更高。此外老年人基础疾病多，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病死率高，一项关于SARS 的回顾性研究发现，SARS 流行期间老年人的自杀率激增。感染新冠肺炎带来的应激、隔离措施导致的压力、缺乏支持等可能是老年人群的精神压力来源，冠心病、脑血管疾病等慢性躯体疾病患者发生精神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疫情对老年人的直接影响是，很多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疾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给他们的精神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增加了精神心理负担，多数人会因此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

陆林院士强调，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不使用地区命名国际传染病的决议，以防止地域歧视和种族歧视。《自然》杂志也发表社论呼吁不要将新冠肺炎与特定人群或地点联系起来，强调全球都处在风险之中，病毒不应被区别对待，警惕新冠肺炎污名化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精神卫生事业发展面临新挑战

陆林院士说，疫情在给人们造成许多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同时，也给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是我国精神卫生资源短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面临巨大挑战。伴随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和居民各种精神心理问题的不断凸显，部分地区精神卫生资源薄弱，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我国很多医院还没有精神病学专科，约50%的县医院没有一名精神科医生，偏远地区的精神病患者大都需要到大城市就医。长期以来我国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处于短缺状态，我国每10万人拥有的精神科医生的数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5，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精神学科在中国还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医学院学生毕业后选择精神科从业的只有约1%。

二是国际合作交流不足。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引发世界范围内的精神卫生挑战，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建立恰当的精神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全球科学家共同分享经验，加强交流，以应对疫情对全世界人民精神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是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薄弱，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不足。一个完备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包括制定灾难心理救援服务，促进灾后社区心理社会干预支持网络形成，确定目标人群及数量，重点干预高危人群，一般性干预目标人群。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还包括确定干预技术，如心理急救、稳定情绪、行为调整、放松训练等以及认知调整，情绪减压和哀伤辅导。心理治疗是一种科学的治疗手段，心理治疗也是很多中轻度抑郁症、焦虑症的有效首选治疗方法。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在一个机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都配备有专职心理治疗师来帮助人们抚平心理创伤，但现在我国心理治疗师数量较少，特别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心理治疗师更少，远远不能满足心理危机干预的需求。

四是精神障碍污名化问题。存在精神心理问题者往往讳疾忌医，不愿意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害怕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

五是精神卫生医疗服务能力低下。目前高收入国家人群重症精神障碍的治疗率约为低收入国家的17倍，我国现阶段精神障碍治疗率较低，平均每10万人仅有约150 人接受过重症精神障碍治疗。我国精神学科亚专业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精神学科中很多亚专业能力都有待提高和加强，其中包括重症精神障碍、老年精神病、儿童精神病、精神康复、心身疾病、进食障碍、脑血管病、中西医结合治疗、睡眠障碍、酒依赖治疗等。

六是精神科医务人员职业压力大。精神疾病复杂，患者往往都伴有复杂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环境，精神科工作安全系数低，存在患者伤人或自伤的暴力行为，医务人员有时会受到患者的殴打与辱骂。精神科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大但收入远低于其他科室，这也与社会和政府对精神疾病防治投入及重视力度不足有关。

七是亟待研发新型治疗手段。目前精神病治疗药物有的起效慢，有的对部分患者无效，对症治疗副作用较多；心理治疗专业人员少，虽然治疗费用低廉但患者接受度较低；精神疾病无创物理治疗使用条件不明确，缺乏循证医学证据；精神疾病外科治疗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外科治疗存在出血感染风险和不可逆损伤，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期待有更多的新药和更好的治疗手段问世。

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机遇

陆林院士指出，要立足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现状，结合此次疫情经验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从国家层面到全社会层面再到专业层面把精神学科做好做强，真正为老百姓提供优质方便的服务。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方向是以需求为导向，以临床科研和组织管理为两翼，创建疾病临床研究全国协作网络，提升精神疾病治疗和规范性水平；同时还要关注临床与研究、研究团队、人才梯队建设，建立特色临床研究管理模式。

就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发展陆林院士提出七点建议：一、加强公共精神卫生体系建设，切实贯彻落实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中关于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服务的举措。政府和社会加大宣传力度，普及精神卫生知识，重视心理健康和睡眠健康；优化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将精神卫生服务对象前移至心理亚健康人群以实现精神障碍的早期预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心理健康素养，形成全民关注心理健康建设的社会氛围。精神卫生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每个家庭、每个单位、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完全靠医生治疗是不现实的，抑郁症等多数精神心理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精神卫生是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完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通过制定和颁布相关法律政策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建设提升至国家层面。构建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建立国家级心理应急救援队伍，建立规范化培训体系，定期对心理危机专业人员进行培训；编制科学权威的心理危机干预手册，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的认识，积极配合心理救援工作。

三、扩大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建设，加强组织管理，形成规模建设，实施资质认定，规范培养培训，完善职称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医疗保险。

四、建立中国社区志愿者工作体系。疫情期间先后有70 000 多人报名参加武汉市社区志愿服务工作，24 000 余名志愿者上岗从事关爱行动，44 500 多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到社区，此次疫情防控在武汉在中国取得成功，社区志愿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将可能出现更多的社会问题。今后需要进一步积极推动社区服务模式建设与改革，完善社区志愿者人员培训系统，重视志愿者激励机制。

五、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精神卫生资源。目前我国西部和基层精神科医生匮乏，精神卫生事业发展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倾斜支持力度，促进不同地区间精神卫生体系的协调发展；规范民营精神专科医院发展，充分发挥民营医院的辅助作用。

六、构建精神卫生专科医联体和联盟。互联网医院将是未来精神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积极开展远程会诊，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提升基层诊治能力，对于减少因跨区就诊导致的医疗资源浪费，为城乡居民提供多渠道的高效心理卫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心理疏导线上平台，拓宽心理疏导服务资源，规范健康管理档案，有利于弥补线下心理服务“时间+空间”受限的不足。

七、开创全球精神医学协同发展新局面。精神医学研究要契合精神疾病临床需求，主攻重大精神疾病发病机制与诊治技术，疑难疾病诊治要整合多学科医疗资源，提高疑难重症诊治能力，要加快复合型实用型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培养，为国家输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要坚持“项目-人才-基地” 一体化理念，提升协作网络研究能力建设，创新网络管理模式，适应科技体制改革和医疗改革新形势。中国精神医学国际影响力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得到了显著提高，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培训和帮助，未来在全球精神医学协同发展方面上将有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声音、中国经验走向世界。